天下之教化者，善而已矣。佛之法非善乎？而诸君必排之，是必以其与己教不同而然也。此岂非庄子所谓人同于己则可，不同于己，虽善不善，谓之矜。吾欲诸君为公而不为矜也。《语》曰：「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」。又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」。圣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，何尝以与己不同而弃人之善也？自三代其政既衰，而世俗之恶滋甚，礼义将不暇独治，而佛之法乃播于诸夏，遂与儒并劝，而世亦翕然化之。其迁善远罪者有矣，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，而民至于今赖之。故吾谓佛教者，乃相资而善世也。但在冥数自然，人不可得而辄见，以理而阴校之，无不然也。故佛之法为益于天下，抑亦至矣。今曰佛为害于中国，斯言甚矣，君子何未之思也？大凡害事无大小者，不诛于人，必诛于天，鲜得久存于世也。今佛法入中国垂千年矣，果为害，则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？若其三废于中国而三益起之，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。君子谓其废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恶之，然其遗情当绝有阴德乎君亲者也。而其意甚远，不可遽说，且以天道而与子质之。父子、夫妇，天常也，今佛导人割常情而务其修洁者，盖反常而合道也。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于常情耳，不然，则天厌之久矣。若古之圣贤之人事于佛而相赞之者繁乎，此不可悉数，姑以唐而明其大略。夫为天下而至于王道者孰与太宗？当玄奘出其众经，而太宗父子文之曰《大唐圣教序》。相天下而最贤者孰与房、杜、姚、宋邪？若房梁公玄龄则相与玄奘译经；杜莱公如晦则以法尊于京兆玄琬，逮其垂薨，乃命琬为世世之师；宋丞相璟则以佛法师于昙一。裴晋公勋业于唐为高，丞相崔群德重当时，天下服其为人，而天下孰贤于二公？裴则执弟子礼于径山法钦，崔则师于道人如会、惟俨。抱大节，忠于国家天下，死而不变者，孰与颜鲁公？鲁公尝以戒称弟子于湖州慧明，问道于江西严峻。纯孝而清正，孰与于鲁山元紫芝？紫芝以母丧则刺血写佛之经像（已上之事，见于刘煦《唐书》及本朝所撰《高僧传》。）。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，皆其君臣之甚圣贤者也，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，亦乌能必惑乎如此之圣贤邪？至乃儒者、文者，若隋之文中子，若唐之元结、李华、梁肃，若权文公，若裴相国休，若柳子厚、李元宾，此八君子者但不诟佛为不贤耳，不可谓其尽不知古今治乱成败与其邪正之是非也，而八君子亦未始谓佛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，诸君益宜思之。今吾人之所以为人者，特资乎神明而然也。神明之传于人，亦犹人之移易其屋庐耳。旧说羊祜前为李氏之子，崔咸乃卢老后身，若斯之类，古今颇有，诸君故亦尝闻之也。以此而推之，则诸君之贤豪出当治世，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，又乌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？于此吾益欲诸君审其形始而姑求其中，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缪。今为书而必欲劝之者，非直为其法也，重与诸君皆禀灵为人，殊贵于万物之中，而万物变化芒乎纷纶，唯人为难得，诸君人杰愈难得也。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，不足擅以为谕，请即以人事而言之，幸诸君少取焉。夫立言者所以劝善而沮恶也，及其善之恶之，当与不当，则损益归乎阴德。今闾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，必亦思之曰：彼福德人也，不可辱之，辱则折吾福矣。然佛纵不足预世圣贤，岂不若其闾巷之福德人邪？今诋诃一出，则后生末学百世效之，其损益阴德亦少宜慎思之。昔韩退之不肯为史，盖惧其褒贬不当而损乎阴德也，故与书乎刘生曰：「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」。又曰：「若有鬼神，将不福人」。彼史氏之褒贬但在乎世人耳，若佛者，其道德神奇恐不啻于世之人也，此又未可多贬也。列御寇称孔子尝曰：「丘闻西方之有大圣人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」。使列子妄言即已，如其稍诚，则圣人固不可侮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