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五书出未逾月，客有踵门而谓曰：「仆粗闻大道，适视若《广原教》可谓涉道之深矣，《劝书》者盖其警世之渐也。大凡学者必先浅而后深，欲其不烦而易就也。若今先《广教》而后《劝书》，仆不识其何谓也」。曰：「此吾无他义例，第以兹《原教》、《广原教》相因而作，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」。客曰：「仆固欲公擢《劝书》于前，而排《广教》于后，使夫观之者先后有序，沿浅而及奥，不亦善乎」？余然之矣，而客又请之曰：「若五书虽各有其目也，未若统而名之，俾其流百世而不相离，不亦益善乎」？余从而谢其客曰：「今夫搢绅先生厌吾道者殷矣，而子独好以助之，子可谓笃道而公于为善矣」。即为其命工移易乎二说，增为三帙，总五书而名之曰《辅教编》。

潜子为《劝书》，或曰：「何以劝乎」？曰：「劝夫君子者自信其心，然后事其名为然也。古之圣人有曰佛者，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，乃欲推此与天下同之；而天下学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，遂毅然相与排佛之说以务其名，吾尝为其悲之。夫人生名孰诚于心？今忽其诚说而徇乎区区之名，惑亦甚矣。夫心也者，圣人道义之本也；名也者，圣人劝善之权也。务其权而其本不审，其为善果善乎？其为道义果义乎？今学者以适义为理，以行义为道，此但外事中节之道理也，未预乎圣人之大道也、大理也。夫大理也者，固常道之主也。凡物不自其主而为，为之果当乎？汉人有号牟子者，尝著书以谕佛道，曰：『道之为物也，居家可以事亲，宰国可以治民，独立可以治身，履而行之则充乎天地』。此盖言乎世道者资佛道而为其根本者也。夫君子治世之书，颇尝知其心之然乎？知之而茍排之，是乃自欺其心也。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，天地之心亦然，鬼神异类之心皆然，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。然此虽概见百家之书，而百家者未始尽之，佛乃穷深极微以究乎死生之变，以通乎神明之往来，乃至于大妙。故世俗以其法事于天地而天地应之，以其书要于鬼神而鬼神顺之。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说而舍恶从善者，不待爵赏之劝，斐然趋以自化。此无他也，盖推其大诚与天地万物同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」。曰：「此吾知之矣，姑从吾名教乃尔也」。曰：「夫欲其名劝之，但诚于为善，则为圣人之徒固已至矣，何必资斥佛乃贤邪？今有人，日为善物于此，为之既专，及寝则梦其所为，宛然当尔，则其人以名梦乎？以魂梦邪？是必以魂而梦之也。如此，则善恶常与心相亲，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顾其心魄乎！君子自重轻果如何哉！昔韩子以佛法独盛，而恶时俗奉之不以其方，虽以书抑之，至其道本，而韩亦颇推之。故其《送高闲序》曰：『今闲师浮图氏，一死生，解外胶，是其心必泊然无于所起，其于世必澹然无于所嗜』。称乎大颠，则曰『颇聪明，识道理』，又曰『实能外形骸，以理自胜，不为事物侵乱』。韩氏之心，于佛亦有所善乎。而大颠禅书亦谓韩子尝相问其法，此必然也。逮其为《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》，乃曰：『司徒公之薨也，刺臂出血，书佛经千馀言，期以报德』。又曰：『其居丧有过人行』。又曰：『掇其大者为行状，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』。是岂尽非乎为佛之事者邪？韩子贤人也，临事制变，当自有权道。方其让老氏，则曰：『其见小也，坐井观天曰天小者，非天罪也』。又曰：『圣人无常师。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、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，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』。是亦谓孔子而师老聃也，与夫《曾子问》，司马迁所谓孔子问礼于老聃类也。然老子固薄礼者也，岂专言礼乎？是亦在其道也。验太史公之书，则孔子闻道于老子详矣。昔孟子故摈夫为杨、墨者，而韩子则与墨，曰：『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、墨』。儒者不尚说乎死生鬼神之事，而韩子《原鬼》称乎罗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。韩子何尝胶于一端而不自通邪？韩谓圣贤也，岂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，盖鉴在其心，抑之扬之，或时而然也。后世当求之韩心，不必随其语也」。曰：「吾于吾儒之书，见其心亦久矣，及见李氏《复性》之说，益自发明，无取于佛也」。曰：「止渴不必柬井而饮，充饥不必择庖而食。得子审其心，为善不乱可也，岂抑人必从于我？不然也。他书虽见乎性命之说，大较恐亦有所未尽者也。吾视本朝所撰《高僧传》，谓李习之尝闻法于道人惟俨。及取李之书详之，其微旨诚若得于佛经，但其文字与援引为异耳。然佛亦稍资诸君之发明乎」。曰：「虽然，子盍尽子之道欤」？曰：「于此，吾且欲诸君之易晓耳，遽尽吾道，则恐世诞吾言而益不信也。勿已，幸视吾书曰《广原教》者可详也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