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《诗》删《风》、《雅》，有一国四方之殊；《书》载典、谟，实二帝三王之道。君臣之制有别，小大之政不侔。然而《关雎》王者之风，反系于周公之化；《秦誓》诸侯之事，乃附于训诰之馀。究其闳纲，必有微旨。且巧言者丘明为耻，传《春秋》蒙诬艳之讥；惠人者子产用心，作丘赋被虿尾之谤。谓之诬艳，非巧言乎？目之虿尾，岂惠人也？夫子又何谓之同耻，叹其遗爱者哉？子大夫博识洽闻，彊学待问，请谈大义，用释深疑。

对：举贤而问，炎汉之得人；射策程材，有唐之明诏。晁错明国家之大体，仲舒究《春秋》之一元，皆条对于篇章，备天子之亲览；刘蕡述兵农之大略，微之以才识而中科，然品覈其言词，由有司而考第。皇上思讲勋、华之闳道，欲举汉、唐之茂规，已诏公卿之流，博选贤良之士。而又申《周官》辨论之法，以考于贤能；较成均上游之徒，并升于岁贡。退愧拘儒，亦当奥问。夫近世取士之弊，策试为先，谈无用之空文，角不急之常论。知井田之不能复，妄设沿革之辞；知榷酤之不可除，虚开利害之说。或策之者钩探微细，殆皆游谈；而对之者骫骳曲辞，仅能塞问。弃本求末，舍实得华。若乃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可疑，圣贤之异行，乐所以导和而率俗，官所以共治而建中，此皆圣师之所谈，明问之至要。敢陈臆见，用备询求。策曰《诗》删《风》、《雅》，有一国四方之殊；《书》载典、谟，是二帝三王之道。《关雎》王者之风，反系于周公之化；《秦誓》诸侯之事，乃附于训诰之馀。考其本因，可为梗概。夫述四始之要，明五际之变，始之以《风》，终之以《颂》，以厚风俗，以察盛衰，此《诗》之所以作也。而变《风》、变《雅》，有六义之殊焉。《关雎》王化之基，三百五篇推其首，而《周南》之作亦系其列者，盖姬旦分陕而居，天子与之共治，故其政化之美得系于王者之风也。述百篇为历代之宝，断之自唐，迄之以周，以陈典、谟，以为约束，此《书》之所以设也。作诰、作誓，皆三王之事焉。成汤有罪己之言，五十九篇载其义，而秦侯之誓亦参其末者，盖穆公伐晋之辞，夫子善之于改过，故其诫令之说，亦附训诰之馀。不然，夫仲尼述尧、舜，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著为不刊，以示来叶，岂容其失乎？且巧言者丘明所耻，惠人者子产用心，著于前经，此可明矣。先儒称仲尼立一王之法，始修《春秋》，而亲授丘明，使之作《传》。及范宁欲专《谷梁》一家，故蒙以诬艳之讥。前志称子产犹众人之母，善其养民，而临治郑国，能行其惠。及国人怨其丘赋之重歛，故被以虿尾之谤。夫传一经之义，非曲而畅之，盖不能详也。救一时之弊，盖权而行之，非为毒也。学者偏见，妄云诬艳，岂丘明之失欤？国人无知，谤以虿尾，非子产之过矣。况以仲尼之圣，作经亲授，岂有缪举乎？国侨既死，国人皆罢，不曰惠乎！宜其同巧言之为耻，以遗爱而见称也。荒孱之说，敢以此闻。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