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何为而修《春秋》？正名以定分，求情而责实，别是非，明善恶，此《春秋》之所以作也。自周衰以来，臣弑君，子弑父，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，天下皆是也。当是之时，有一人焉，能好廉而知让，立乎争国之乱世，而怀让国之高节，孔子得之，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？宜如何而褒显之？其肯没其摄位之实，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？所谓摄者，臣行君事之名也。伊尹、周公、共和之臣尝摄矣，不闻商、周之人谓之王也。使息姑实摄而称号无异于正君，则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。夫摄者，心不欲为君而身假行君事，虽行君事而其实非君也。今书曰「公」，则是息姑心不欲之，实不为之，而孔子加之，失其本心，诬以虚名，而没其实善。夫不求其情，不责其实，而善恶不明如此，则孔子之意疏，而《春秋》缪矣。《春秋》辞有同异，尤谨严而简约，所以别嫌明微，慎重而取信，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，圣人所尽心也。息姑之摄也，会盟、征伐、赏刑、祭祀皆出于己，举鲁之人皆听命于己，其不为正君者几何？惟不有其名尔。使其名实皆在己，则何从而知其摄也。故息姑之摄与不摄，惟在为公与不为公，别嫌明微，系此而已。且其有让桓之志，未及行而见杀。其生也，志不克伸；其死也，被虚名而违本意。则息姑之恨，何申于后世乎！其甚高之节，难明之善，亦何望于《春秋》乎！今说《春秋》者，皆以名字、氏族、与夺为轻重，故曰「一字为褒贬」。且公之为字，岂不重于名字、氏族乎？孔子于名字、氏族，不妄以加人，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？以此而言，隐实为摄，则孔子决不书曰「公」，孔子书为「公」，则隐决非摄。难者曰：「然则何为不书即位」？曰：「惠公之终，不见其事，则隐之始立，亦不可知。孔子从二百年后，得其遗书而修之，阙其所不知，所以传信也」。难者又曰：「谓为摄者，左氏耳。公羊、谷梁皆以为假立以待桓也，故得以假称公」。予曰：「凡鲁之事出于己，举鲁之人听于己，生称曰公，死书曰薨，何从而知其假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