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顿首白秀才足下：前日去后，复取前所贶古今杂文十数篇，反复读之，若《大节赋》、《乐古》、《太古曲》等篇，言尤高而志极大。寻足下之意，岂非闵世病俗，究古明道，欲拔今以复之古，而剪剥齐整凡今之纷殽駮冗者欤？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，甚有志者也。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，舍近取远，务高言而鲜事实，此少过也。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，为道必求知古，知古明道，而后履之以身，施之于事，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，以信后世。其道，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；其文章，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。其道易知而可法，其言易明而可行。及诞者言之，乃以混蒙虚无为道，洪荒广略为古，其道难法，其言难行。孔子之言道曰：「道不远人」。言中庸者，曰「率性之谓道」，又曰「可离非道也」。《春秋》之为书也，以成、隐让而不正之，传者曰「《春秋》信道不信邪」，谓隐未能蹈道。齐侯迁卫，书「城楚丘」，与其仁不与其专封，传者曰「仁不胜道」。凡此所谓道者，乃圣人之道也，此履之于身、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，岂如诞者之言者耶！尧、禹之《书》皆曰「若稽古」。傅说曰「事不师古」，「匪说攸闻」。仲尼曰「吾好古，敏以求之者」。凡此所谓古者，其事乃君臣、上下、礼乐、刑法之事，又岂如诞者之言者邪！此君子之所学也。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，孔子昔生周之世，去尧、舜远，孰与今去尧舜远也？孔子删《书》，断自《尧典》，而弗道其前，其所谓学，则曰「祖述尧舜」。如孔子之圣且勤，而弗道其前者，岂不能邪？盖以其渐远而难彰，不可以信后世也。今生于孔子之绝后，而反欲求尧、舜之已前，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。唐、虞之道为百王首，仲尼之叹曰「荡荡乎」，谓高深闳大而不可名也。及夫二《典》，述之炳然，使后世尊崇仰望不可及。其严若天，然则《书》之言岂不高邪？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，平百姓，忧水患，问臣下谁可任，以女妻舜，及祀山川，见诸侯，齐律度，谨权衡，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。孔子之后，惟孟轲最知道，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，畜鸡豚，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。夫二《典》之文，岂不为文？孟轲之言道，岂不为道？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，盖切于事实而已。今学者不深本之，乃乐诞者之言，思混沌于古初，以无形为至道者，无有高下远近。使贤者能之，愚者可勉而至，无过不及，而一本乎大中，故能亘万世，可行而不变也。今以谓不足为，而务高远之为胜，以广诞者无用之说，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。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，以及乎中，则庶乎至矣。凡仆之所论者，皆陈言浅语，如足下之多闻博学，不宜为足下道之也。然某之所以云者，本欲损足下高远而俯就之，则安敢务为奇言以自高邪？幸足下少思焉。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六六。又见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五四，《圣宋文选》卷二，《文编》卷五○，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二一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