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两制、礼官请称皇伯，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，理宜慎重，必合典故，方可施行，而皇伯之称，考于经史皆无所据。方欲下三省百官、博访群议，以求其当，陛下屈意手诏中罢，而众论纷然，至今不已。臣以谓众论虽多，其说不过有三：其一曰宜称皇伯者，是无稽之臆说也；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是厚诬天人之言也；其三曰不当用汉宣、哀为法，以干乱统纪者，是不广本末之论也。臣请为陛下条例而辨之。谨按《仪礼·丧服记》曰：「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」。报者齐衰期也。谓之降服，以明服可降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。又按《开元》、《开宝礼》、国朝《五服年月》、《丧服令》皆云：「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，不杖期」。盖以恩莫重于所生，故父母之名不可改；义莫重于所继，故宁抑而降其服。此圣人所制之礼，著之六经，以为万世法者，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。若所谓称皇伯者，考于六经无之，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，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，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，可谓无稽之臆说矣。夫《仪礼》者圣人六经之文，《开元礼》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，《开宝通礼》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，《五服年月》及《丧服令》亦皆祖宗累朝所定、方今天下共行之制。今议者皆弃而不用，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，此所以不可施行也。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臣伏以上天降灾，皆主人事，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，多求阙政而修之，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，庶几以塞天谴。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，则天谴为形于上。今者濮王之议，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，用其无稽之臆说，欲定皇伯之称，中书疑其未可施行，乃考古今典礼，虽有明据，亦未敢自信而自专，方更求下外廷博议，而陛下遽诏中罢，欲使有司徐求典礼。是则臣下慎重如此，人君谦畏如此，君臣不敢轻议妄举，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，此臣所谓厚诬天也。议犹未决，仍罢不议，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，厚诬人也。其三引汉宣、哀之事者，臣谨按《汉书》宣帝父曰悼皇考，初称亲，谥曰悼，置奉邑寝园而已。其后改亲称皇考，而立庙京师。皇考者亲之异名尔，皆子称其父之名也，汉儒初不以为非也。自元帝以后，贡禹、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，数十年间毁立不一。至哀帝时，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，云：「亲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」。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。所谓应经义者，即《仪礼》云「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」是也。惟其立庙京师，乱汉祖宗昭穆，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，宜毁也。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，立庙本国，师丹亦无所议。至其后立庙京师，欲去定陶，不系以国，有进干汉统之渐，丹遂大非之。故丹议云，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，不得复改，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。然则称亲置园，皆汉儒所许，以为应经义者，惟去其国号、立庙京师则不可尔。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，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，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。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，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，方议名号犹未定，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。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、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，以为干乱大统，何其过论也！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，以乱祖宗昭穆，此诚可非之事。若果为此议，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，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。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，而中书亦初无此议，而言事者不原本末，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，而外庭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，但见言事者云云，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，信为然矣。是以众口一辞，纷然不止，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，牵引天灾，恐迫人主，而中书守经执礼之义，反指以为奸邪之言。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，不欲与之争辨，而外庭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，是非之礼不辨，上下之情不通，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。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，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，非曲为之意也。盖自有天地以来，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，既有父而生，则不可讳其所生矣。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，是礼之所许也，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？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，立人之子以为后，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，盖不欺天、不诬人也。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，任其子之事，而不得复归于本宗，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。至于丧服，降而抑之，一切可以义断。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，理不可易也，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。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，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，谓之降服，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，谓之义服。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，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，反为小功；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，反为义服；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，于礼虽降，犹为大功。是礼之齐衰期，今反为小功；礼之正服，今反为义服。上于濮王父也，反服小功；于宗懿等兄弟也，反服大功。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叔父者，称之则礼制乖违，人伦错乱如此也。伏惟陛下聪明睿圣，理无不烛，今众人之议如彼，中书之议如此，必将从众乎，则众议不见其可；欲违众乎，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。愿陛下霈然下诏，明告中外，以皇伯无稽，决不可称，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。至于立庙京师、干乱统纪之事，皆非朝廷本议，庶几群疑可释。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，则虽孔、孟复生，不能复为之辨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