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见契丹所遣汎使，专为御容而来。中外之议，皆谓前岁既已许之，于理不可中止，失于不早践言，至彼非时遣使。及朝夕以来，传闻颇异，或云大臣共议，欲遂拒而不与。若然，则臣恐衅隙之端，自此而始。祸患之起，未易遽言。大凡为国谋事者，必先明信义，重曲直，酌人情，量事势，四者皆得，然后可以不疑。茍一有未然，尚恐败事，况四者俱失，岂可不思？契丹与中国通盟久矣，而向来宗真特于信好，自表慇勤，别有家书，继以画像。圣朝纳其来意，许以报之，而乃迁延至今，遂欲食言而中辍。是则彼以推诚结我，我以不信待之。失信伤义，甚非中国待夷狄之术，而又其曲在我，使彼易以为辞。自南北通和以来，信问往复之际，每于报答，常从优厚，假借既久，其心已骄。况此画像之来，特表慇勤之意。是则于平常之礼，厚报以骄之；慇勤之来，则不报以沮之。沮之彼必怒，不报彼必耻，怀耻畜怒，何所不为，此人之常情也。许其父不许其子，厚薄之际，此亦人情之难处也。臣窃见契丹来书，初无寒温候问之言，直以践言孤约为说，其意在于必得。若此时被沮，势必更来，事既再三，岂能坚执？若待其失于逊顺，已成衅隙，然后与之，则重为中国之辱。又使夷狄谓中国难以恩意交，惟可以势力胁，因之引惹，别有他求，则为后患，何可涯哉！今虏主虽弱，而中国边备未完，庙谋未胜，未可生事，而欲执我曲彼直之议，以起戎而结祸。夫察彼事势，必不能中止；量我事势，又未能必沮之。臣故曰四者俱失也。臣又闻虏使入境之日，地震星殒，变异非常。先事深防，犹恐不及，失计招祸，岂可自为？臣愿圣慈出于独断，勿沮其善意，无失我信言。臣今欲乞回谕虏中，告以如约，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时与之，则于事体稍便。伏乞速下两府商议。上系国家利害，臣不敢不言。今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