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曰：时有浇淳，道有升降，当汉之时，固不同三代之时也，尽行三王之道，可乎！曰：时有浇淳，非谓后之时不淳于昔之时也；道有升降，非谓今之道皆降乎古之道也。夫时在治乱，道在圣人，非有先后耳。桀、纣兴则民性暴，汤、武兴则民性善，汤之时固在桀之后，武之时固在纣之后，而汤、武之时，岂有不淳于桀、纣之时，其道亦已降乎？其民亦已难教乎？时治则淳，时乱则浇，非时有浇淳也。圣人存则道从而隆，圣人亡则道从而降，非道有升降也。民厌周久矣，苦秦甚矣。秦之政，槛阱也，民得出槛阱也，唯使之从三王之政，非如槛阱之深闭可畏也。既得出槛阱而得适非槛阱，人皆乐然从之也；癋使从三王大中之道，跻于泰然安乐乎？当高祖提秦之民于千万丈不测深渊中，置之于平地，若示之以三王之政，革之以三王之化，鼓之以三王之号令，明之以三王之律度，民有不肯从之，乃曰「不如在千万丈不测深渊中之乐」邪？吾未之信也。当乎天下初定也，民未有富兼地，民未有强凌弱，民未有众吞寡，民未有大并小，因定之经界，因为之井田，民有争乎？国未有巡行之费，国未有兵众之动，国未有土木之耗，因为之什一之法，因立之中正之道，国阙用乎？封建以域之，乡射以仁之，庠序以教之，养老以厚之，秦之民不为汉之民，为三王之民也；民不见汉之政，见三王之政也。伊尹俾其君不及尧、舜，其心愧耻，若挞于市。汤去尧、舜数百年矣，而又承桀之大乱，其时固亦浇漓矣，且能以尧、舜之道事其君，使其君如尧、舜；曹参、陆贾、叔孙通乃独不能以三王之道事于汉，使汉不及三王，诚可罪也。或曰：汉之辅政者，前有萧、张，中有平、勃，后有霍光、魏相、公孙、博阳侯、韦贤父子，而独责于贾与通暨曹相国，不亦偏乎？曰：《易》之《革》曰：「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」。「君子以治历明时」。《鼎》曰：「君子以正位凝命」。当高祖定天下，乃革去故、鼎取新之日也，曹参、陆贾、叔孙通正当君子以治历明时、正位凝命之际也。会其时，乘其际，不能创制度、明律令，以垂万世法，适当其罪也。至于后世，法令已定矣，条章已著矣，制度已行矣，朝廷循之以成熟矣，百姓信之以惯习矣，而遽更之，得无乱乎？富者已连田兼地矣，强已凌弱矣，众已吞寡矣，大已并小矣，而遽正之以经界，居之以井田，民肯从乎？后嗣奢纵日作，土木不息，内畜嫔侍，外耽畋游，殚天下之财，疲天下之力，犹供亿不足，而遽行中正之道，取什一之赋，罢关市，开山泽，国其不乏乎？故晁错请削国地而被诛，仲舒请限民田而不用，霍光、魏相、公孙、韦贤、博阳侯虽有其才，岂复能为汉家革制度乎？适不当其时也。故吾罪曹参、陆贾、叔孙通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