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，为日旷久不败者，非其时之易治，由其君在位久、历年多尔。然不唯其君在位历年之久，抑亦由任其臣专且久也。虞之贤臣，皋陶为冠；夏之贤臣，伯益为首。舜、禹任之，与之始终，故能成至治。汤得天下，以伊尹为辅，不唯其身任之，及其子孙亦任之。太戊之在位，其相伊陟而已。高宗之中兴，其相傅说而已。皆终其世而未尝闻一易人焉，所以能享其名。周武创王业，唯周、召之用，不唯其身用之，及其后王亦用之，所以能成其功。汉高之取天下也以萧何，其治天下也亦以萧何。何之终，继以曹参，亦不唯其身任之，至于后嗣亦任之，所以能大其业。刘备之得蜀中，晋元之得江左，顾其业亦甚微矣，然而能抗衡中夏，延及数世者，以任诸葛亮、王导专久之致也。唐太宗成贞观之治，非他也，由其信房、杜、王、魏、长孙之笃而致也。明皇致开元之治，亦非他也，委姚崇、宋瞡之固而致也。东汉李固、杜乔、陈蕃，时君亦知其贤而用之，然用之不能终，为邪险害之，所以速衰危之患。隋高祖平天下，由其任高赹之功。任之不能终，以杨素承之，所以无宏远之业。宪宗之平夏州，破淮、蜀，由任杜黄裳、裴度、崔群而致也。任之不能终，以皇甫镼、程异间之，所以复有叛涣之患。凡兹历代任人之要，任之不厌其久，未始不致治；任之不保其终，未始不致乱。为人君者，必以是为监，则庶几凛凛三代之际矣。后汉治郡县、司仓庾，皆官之轻者，然而尚善其吏久而至子孙者为美，况其任天下之事，而欲朝受命、夕成功，未之有也。伏惟陛下励精致理，择贤为辅，自始即位及今，所命二府之臣已数十人，以三朝所任人较之，皆不若今之多也。然而亟用亟罢，不能持久，其远者五七年，次者二三年，下者又不及之。唯吕夷简在相位十数年，中间两罢而复用之。李迪两被进拜，始任之数月，其再也才逾年。杜衍之拜，甫及百日。虽进退用舍，圣虑所决，必皆有为，然而人情见陛下始用之不闻其尽贤，即退之不知其有过，其谓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，但官重则可以补矣。故近来仕至两省官者，人莫不皆有大用之望，其望无他，不过冀厚禄以温家族，假官势以荣子孙。甚者谓一历二府，得书黄纸，则以为荣，此尤可怪也。用二府之臣，计非陛下茍用之，必以其有称天下之望者矣，天下之人亦有望于诸臣焉。自进用及今，不累月而星变为异，以前世之事为验，多谓于大臣不利。天道幽远，灾异之发固不虚应，然不必在于一端也。窃恐倾危之士缘以为言，或以遇有灾异，则固当罢免，或以使避祸患，则退自安全。陛下或所持不坚，一为浮言所移，诸臣又将不安其位也。今之任者既不能自固，后之来者亦未必能安也。若是，则二府无一定之任矣。二府无一定之任，而欲议天下之治，其无日矣。人君有圣明之资可乐也，尚孳孳劳于求贤者，亦与之图致治之具，使功业成于当年，名号荣于后世尔。以陛下聪明神圣，其资于尧舜远甚，然在位仅三十年，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于汉唐之间，由任大臣不久而人为茍且之计也。夫国家之弊莫大于人臣茍且，况大臣乎？今日任大臣者可谓弊矣，伏望陛下惩既往之失，而图将来之得，其于二府大臣也，必知其贤然后用之；既用之，必使久于职焉；既久矣，必待之以勿疑焉。审处此数端，旷日历年而责其成功，人虽中材，荷陛下信任之固，必将勉强为陛下宣力而讲长世之谋；况任得贤材而又久，则尧舜之治无难及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