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王者受命，必先改正朔、易服色者，盖示民之有初也，故三统之义于是彰焉。然而先儒所论止及三王之世，是以夏之寅而黑，商之丑而白，周之子而赤，可得以述也。至于尧、舜以上，则虽仲尼之说，亦无闻焉，岂非旨深而意远乎？而郑康成之徒，则据此而逆推，以为舜与周同，尧与商同，高辛氏乃与夏同，正朔三而止，文质再而复，自古而然也。非但不经，抑亦于帝王之道有所昧焉。尝试论之：夫帝王步骤不同，文质亦异。三皇正历，岁准摄提。古之为君，因民而治，故唐虞已上无变易。逮夏后之继统也，自以德衰，不及二帝，又知夫时将醨矣，必示之以制度，故其沿革，颇渐于文，是以《小正》之说、尚黑之义，于是著焉。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，但纪之于政令而已。故仲尼称述三代则曰「行夏之时」，盖以其合于古而得天数也。礼因于虞而不言其所损益者，盖谓此乎。及汤武之革命，既以兵胜，俗又寖弊，欲示民以改作，而新其耳目，俾知夫令出诸己，故有服色之变。又以服色之制，本象于正朔，商人以建丑而易寅，新其令也；尚白而变黑，象其朔也。周之尚赤，而建子由是兴焉。然三王之易服改正，必取三微之月，盖以君之出令，象岁功阳气之始也，足以垂训于百王。文质制度于斯备矣，后王虽兴，制作不出于此也。故仲尼曰：「其或继周者，百世可知」。其此之谓矣。夫谓正朔三而止者，月过三微不可以垂法也。斯亦王者之制耳，安可及于上古哉？且五帝之书，二《典》存焉，其尧之书则曰「敬授人时」，顺历数也。又曰：「日中星鸟，以正仲春；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」。此则分至之候，正在四仲，契古历而符夏正也，又乌闻建丑之说乎？舜在璿玑，以齐七政，审己之德，当天心与不尔，至于历数，亦不异于尧，又曷睹建子之言乎？及其制服，则曰观古人之象，故出龙日月之度较然可知也，又何服色之改乎？然则五帝之德淳，三王之俗薄，德淳则制简，俗薄则政备，故三统之义，起于三代。而虽自太昊，或推五德之运，盖顺天之数也，正朔则无所更焉；至三王则政有偏矣。夫有偏则有弊，故后之兴者，必举其偏而救其弊也。若谓文质可推于上古，是则夏尚忠、商尚质、周尚文，此三正者，又可行于帝王之代乎？斯见其不然也。自秦汉以下，服色但依于五胜，此又不可推于三王亦明矣。康成既已失之，而杜佑、孔颖达之徒复引为證，疑误后学，甚矣夫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