淳化甲午岁，蜀寇乱，今六十年矣。无知民传闻其事，鼓为讹语，諠譊震惊，万口一舌，咸为岁次于某，则方隅有不幸。然自春抵夏，未尝有毫发惊。秋七月，蛮中酋长以智高事闻于黎，转而闻之益，云南疑若少动，岁凶之说又从而沸焉，缙绅从而信之焉。西南一隅，朝廷重忧之矣。天子于是命我公来帅，以全蜀安危付之。蜀世有货泉储蓄为用，自昔王室不纲，则权臣因而据有，是知蜀之可疑，而不知蜀之顺逆系中国盛衰也。彼乘衅而起，因危而守者，延顷刻之景尔。一旦中原有主，则奔服投窜不暇，王衍、孟昶辈是也。方今主上神圣，法制纯一，恩霶德流，浃民骨髓，择守而统之，制兵而维之，蜀固不足疑也。而岁凶之说，其亦怪乎。且蜀自伪昶纳土而后，朝廷以为新国，凡百号令，抚而有之，郡县之政，姑息茍简，三十年间，弊寖以大。淳化之际，经制烬矣。赋税不均，刑法不明，吏暴于上，民怨于下，武备日废而不知讲，盗贼日发而不知禁，是故野夫攘臂以取州邑，其易如席卷。然则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，非岁之罪也，乃官政欺懦而经制坏败之罪也。今则不然，赋无横敛，刑无滥罚，政无暴，民无党，力于农则岁丰，工于业则财羡，惟安和是恃，惟嬉游是图。甚者以至外饥寒而竞逸乐，傥绳以赏罚而驱之于盗，不忍为也。土兵之籍于郡者，大率柔而多畏，冗而不足用，煖衣饱食，务完其生，以保其妻孥，一夫大呼而觊其从，不能为也。东兵之来戎者，以为休息地，至则约其服食，贷人以缗钱，而享倍称之息。加以法制素定，悉所禀畏，一有小过，刑而归之，谓其有衅，不敢为也。今观于时则大异，验于政则甚和，审于民则自安，度于兵则无状，而曰云南可虑，斯又不然矣。大理至南诏，南诏至益，其地相去数千里，山川险阻，从而可知。然二虏虽大，皆顺服之国也，朝廷亦尝有恩以縻之，今乃舍部族之常居，附遁贼之馀党，历险隘之远道，以谋入寇，彼虽蛮夷，亦知其迂而不为也。窃谓蛮狄之性，好诈而贪利。邛部诸蛮，平时以马货我，朝廷务于怀远，所赏必倍。彼类亦谕其意，得非仗寇之衅，矜己之忠，而徼我以惠欤？必谓之诈，备或阙焉；必谓之信，其讹尤甚。信与诈，置而勿论可也。然则闾阎之语不足信，云南之警不足忧。今之好怪者必曰岁当然，无乃溺于用数而昧于知几乎？验之以人事明也，甲午之说诞矣。公为国巨贤，德业济时局，庙堂之才而施设蜀，如户庭尔，必有以抚御统镇之道，而置之以安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