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馀祀，四圣承承，厖鸿赫弈，逾唐而跨汉者远矣。主上思复虞夏商周之道，治于圣世也。考四代之学，崇桥门辟水之制，故命执事以莅之。大哉，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！然则虞夏商周之治，其不在于六经乎？舍六经而求虞夏商周之治，犹泳断湟污渎之中望属于海也，其可至哉？噫，孔子既没，七十子之徒继往，六经之旨，郁而不章也久矣！加以秦火之后，破碎残缺，多所亡散；汉魏而下，诸儒纷然四出，争为注解，俾我六经之旨益乱，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。观夫闻见不同，是非各异，骈辞赘语，数千百家，不可悉数。今之所陈者，止以先儒注解之说大行于世者，致于左右，幸执事之深留意焉。国家以王弼、韩康伯之《易》，左氏、公羊、谷梁、杜预、何休、范宁之《春秋》，毛苌、郑康成之《诗》，孔安国之《尚书》，镂板藏于太学，颁于天下。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，执为准的。多士较艺之际，有一违戾于注说者，即皆驳放而斥逐之。复至愚至暗之人，不知国家以王、韩、左氏、公羊、谷梁、杜、何、范、毛、郑、孔数子之说，咸能尽于圣人之经耶？又不知国家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者，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耶？若以数子之说能尽于圣人之经，则数子之说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者多矣；若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，则古今诸儒服道穷经，可出于数子之说者亦甚众矣。噫，专守王弼、韩康伯之说而求于《大易》，吾未见其能尽于《大易》者也；专守左氏、公羊、谷梁、杜预、何休、范宁之说而求于《春秋》，吾未见其能尽于《春秋》者也；专守毛苌、郑康成之说而求于《诗》，吾未见其能尽于《诗》者也；专守孔安国之说而求于《书》，吾未见其能尽于《书》者也。彼数子之说，既不能尽于圣人之经，而可藏于太学、行于天下哉？又后之作疏者，无所发明，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。复不佞，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。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，六经之未明，复亦闻之矣。今执事以内阁之崇，居太学教化之地，是开圣阐幽、芟芜夷乱、兴起斯文之秋也。幸今天下无事，太平既久，鸿儒硕老，驾肩而起，此又岂减于汉魏之诸儒哉？执事亟宜上言天子，广诏天下鸿儒硕老，置于太学，俾之讲求微义，殚精极神，参之古今，覈其归趣，取诸卓识绝见大出王、韩、左、谷、公、杜、何、毛、范、郑、孔之右者，重为注解，俾我六经廓然莹然，如揭日月于上，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。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，可不日而复矣，不其休哉！执事若以数子之说行之已久，不可遽而去之，则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《文选》五臣注未尽，别为注释。且《文选》者，多晋、宋、齐、梁间文人靡薄之作，虽李善注之，何足贵也！国家尚命镂版，置诸太学，况我圣人之经乎，安可使其郁而不章者哉？幸执事之深留意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