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十五日，同年弟范某，再拜奉书于周兄：去年秋，滕子京集李唐制书，得一千首，欧伯起请目之曰《唐典》，仆始未阅其本，而酌以重轻，请避尧舜二《典》，曰《有唐统制》。伯起以书见让，谓典为是，谓制为非，仆亦辨而言焉。而伯起不释，今复贻书云：「中有册文，讵可统而为制」？仆乃求而阅之，果千首中，有册文十五，或因其旧名，可曰《有唐册制》。仆前书云：「必以《统制》为非，则请别为之目。以典为名，孰敢闻命」？伯起谓典谟训诰，其来远矣，夫子因其旧史，优劣不存焉。仆谓旧史之文，亦不茍作。圣人笔削经史，皆因其旧，可者从而明之，其不可者从而正之，未尝无登降之意也。是故言《易》则因先王之卦，从而赞之，有「圣人」，有「后」，有「君子」之辞焉。刊《诗》则因前人之作，从而次之，有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伦焉。修《春秋》则因旧史之文，从而明之，有褒贬之例焉。《书》亦史也，从而序之，岂独因其旧篇，无优劣之意？仆谓典谟训诰之文，或因其旧而次之，亦圣人之优劣也。伯起谓夏有政典，周有六典。仆谓政典者，果夏书耶？虞书耶？夏或有之，何不列之于《书》，或见删于圣人，此又不足称矣。周之六典者，《周礼》云「天官掌建邦之六典」，乃周之法度，书于典册，非记言之例也。夫子删《书》之际，六典不预焉。伯起又谓有汉典、魏典、晋典、梁典，仆谓此四典者，必文人茍作，或佞之于前，或失之于后，非其正史，君子不取也。自尧舜而后，历代之史，无以典为名者，何哉？盖尊避尧舜为万世之师，使后之明王有所稽仰，岂丘明、班、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？伯起又谓元结有《皇谟》，柳宗元有《平淮夷雅》。元、柳，唐人也，而深于文，不曰典而曰谟，不曰颂而曰雅，二君诚不佞欤！伯起非唐人也，反为佞乎？以其册制，特谓之典，岂有优劣之心乎！如有优劣之心，则不当以错综治乱之文，跻于三代之上，炳尧舜之光明；如无优劣之心，唐三百年册制之文，一旦易其名，则何以哉！进退无所据。而序引滋繁，枝叶之云，不复详释。岂莠言乱正，学非而博者乎？将固有所激而极其理要乎？周兄积学于书，得道于心，览圣人之旨，如日星之昭昭。愿质其疑，使来者不敢窃乱于斯文，甚善甚善！不宣。某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