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十二日，高平范某，谨复书于伯起足下：近滕从事子京编李唐制诰之文，成三十卷，各于文首序其所以，而善恶昭焉。足下命为《唐典》，以仆观之，似所未安。典之名，其道甚大。夫子删《书》，断自唐虞已下，今之存者五十九篇，惟尧舜二篇为《典》，谓二帝之道，可为百代常行之则。其次夏商之书，则有训诰誓命之文，皆随事名篇，无复为典。以其或非帝道，则未足为百代常行之典。乃知圣人笔削之际，优劣存焉，如《诗》有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别也。李唐之世三百年，治乱相半，如贞观、开元有霸王之略，每下诏命，多有警策，失之者盖亦有矣，如则天、中宗昏乱之朝，诛害宗室，戮辱忠良，制书之下，欺天蔽民，人到于今冤之。傥亦以典为名，跻于唐虞之列，不亦助欺天之丑乎？是圣狂不分，治乱一致，百代之下，尧舜何足尚，桀纣何足愧也？仆不忍天下君子将切齿于子京，乃请以《统制》之名易之。而足下大为不可，贻书见尤。仆谓制者，天子命令之文，无他优劣，庶几不损大义尔。足下谓册、制之类有七，何特以制名焉？七者之名，有则有矣，然近代以来，暨于今朝，王言之司，谓之两制，是制之一名，统诸诏命。又有待制、承制之官，皆承奉王言之义也。又今诏、诰、宣敕、圣旨之类，违者皆得违制之坐，亦足见制之一名，而统诸命令也。故以《统制》为名，以明备载其文，不复优劣，观其文者，使自求之，而治乱之源在矣。足下又谓吕不韦辈著《春秋》，贾谊之徒著书，文中子著六经，而无讥其僭者。非也。盖「春秋」以时记事而为名也，优劣不在乎「春秋」二字，而有凡例、变例之文。「书」者载言之名，而优劣不在乎「书」之一字，而有典、谟、誓、命之殊。「诗」者言志之名，而优劣不在乎「诗」之一字，而有国风、雅、颂之议。诸儒拟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名，盖不在乎优劣之地也，未有乱典、谟、训、诰、国风、雅、颂之名者。足下若以唐之制书，咸可为典，则唐人之诗，咸可为颂乎？足下又谓唐有《六典》，杜佑著《通典》，以此二书为證。亦未也。《六典》者，唐之官扃，可为令式，尊之为典者，亦唐人一时自高尔。又《通典》之书，叙六代沿革礼乐制度，复折中而论其可者，以为典要，尚庶几乎！矧二书之作，非经圣人笔削，又何足仰为大范哉！足下博识之士，当于六经之中，专师圣人之意。后之诸儒，异端百起，不足繁以自取。或足下必以《统制》为非，则请别为其目。「典」之为名，孰敢闻命？某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