渠田起于战国。魏襄王时，东有全齐，西有强秦，韩、楚在其前，燕、赵居其后，干戈岁动，封疆日蹙，苟不尽其地利，则为强国所吞。故史起谋曰：「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，邺独二百亩，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旁，西门豹亦不知用，请引之以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」。臣考观记传，但载灌溉之饶，不书疏导之法，惟《相州图经》称：「天井堰，魏武帝所作，二十里，分十二墱，每墱相去三百步，令互相灌注」。故左太冲《魏都赋》云：「墱流十二，同流异口」。详此，则古漳水浅不与岸平，必就岸开渠，临渠作堰，则水流渠内，渠灌田中。盖为渠之初，必就高阜，渠行数里，方达平田。若水与岸平，田岸相接，为渠甚易，溉田不难，则久已开治矣，又岂假臣言而后隐度哉？臣闻韩欲疲秦，无令东伐，乃俾郑国说秦凿渠引泾水，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里，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觉，郑国乃曰：「为韩延数年之命，为秦建万世之功」。秦以为然，卒使就渠。夫以强秦之力而凿一渠，而曰「欲疲之」，郑国又云「为韩延数年之命」。则是举秦国之人，役之数年然后成。持此较彼，则史起之引漳水也，岂一朝一夕之功哉？是必岁役万人，数岁而后获其利。又郑国凿渠，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里，则是相高仰之地以为渠，不与平田接明矣。非若此，则浇溉之利岂能远及三百里哉？臣详王轸所度漳水渠，大率谓水卑岸高，渠已湮塞。轸曰功大，则亦然尔。若云水浊不可以溉，及所作堰遇川溢必复坏，则是轸等不知溉田之方、作堰之法。臣按郑、白渠之引泾水也，在耀州之云阳、三原、富平及京兆府之泾阳、高陵、栎阳六县，沿渠皆立斗门，多者置四十馀所，以分水势，其下别开细渠，则水有所分，民无奔注之患。且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，故能溉粪禾黍，今言水浊不堪以溉，斯岂轸之不知而自为知邪？又其作堰之法，皆用大石方四五尺者，锢之以铁，积于中流，拥为双派，其南流为泾水，其东流为二渠，故虽骇浪不能坏。若不如此，则是岁辄修治，岂有利哉？故漳水之岸若复渠田，请访诸云阳，择水工十数，就摹古人作堰决渠之法，及观今人置斗门溉田之方。或云阳民犯罪当配者，令皆徙相州，教百姓水种陆莳之利，则谋易成矣。至如北边本无水田，后徙江南罪人，转相教语，皆知水利。臣尝建请命水工诣郑、白渠观疏导之制，亦虑磁、相民不知作渠法尔。又王轸谓：「不开旧渠而截河作堰，当役七十五万馀工，若从渠口穿一丈四尺，当役十三万馀工」。以臣算之，若渠开二丈四尺，则作堰之工可损半，当并役五十万工，日役万人，五旬而罢。依郑、白渠之法，采岯山之石，取磻阳之木，给黎城之铁，扼中流，据长岸，资木石之固以为堰，上为大渠，疏导别派，沿渠数里，分置斗门，溉馀之水，东入御河，或遇涨溢奔注，则以栈塞渠口。其磁、魏、邢、洺既居下流，堤岸又浅，或馀波可及，别渠可穿，则所谓「郑国在前，白渠起后」，又曰「首起谷口，尾入栎阳」也。夫如是，复三百年废迹，溉田数万顷，虽役万人，数岁而毕，不足为劳。且王轸谓开古渠则穿掘民田，况万金、都领首等渠，寻之无迹。凡沟渠岂有不占民田哉？此虽史起复生，亦不知计之安出？其万金诸渠亦在田中，但岁久湮没尔。轸称：「高平渠民有牒诉税籍已重，虽得水以溉，利犹不充」。臣所作堰，盖欲利民，轸乃不思，先议增税，致其忧疑，不愿浇溉，斯岂恤民之意？或又以堰成之后，安阳水减，不可胜舟，虑失关市之税。夫以一渠之流，不过减河数分，孰谓舟不通？苟利于民，虽捐征税，其亦末矣。轸不寻今古利害，徒采野人下卒之语，以斟酌三百年废渠之迹，安能尽其术乎？昔西门豹贤臣也，史起尚以为不知用，是不智也。况野人鄙卒能知此耶！传曰：「民可与乐成，不可谋始」。若俯从臣议，恢复农功，则禹之疏浚川泽，周之均别庐井，无以加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