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创王业期于无穷者，必政事为基。是以王业盛者，其政事必经久可取，远大可法，然后速见治平之运。窃以古今之言事者，鲜不以防边为急务，故多举西北二隅攻守之事，以献方略。由是奇兵之谋，纷然竞兴。夫五行之中，金为兵；以五事配之，则金为义。兵之为用，实不可去也。乃知言弭兵者，罪莫大焉。夫戎狄者，亦天地之一气耳，其性贪暴，恶生好杀，与中国绝异。是以史籍所载，京师为阳，而诸夏为阴，盖取诸内外之义也。夫阳主生物，阴主杀物，故知四夷扰边，不足异也，在制之有道尔。又和乐为阳，愁苦为阴，王者必先内和人心，而后制四夷，此崇阳抑阴之义也。臣伏见去春大雪，今夏暴雨，稽《洪范》之书，则系乎咎恶之文。伏惟陛下自即大位，日谨一日，而复温厚恭肃，祗畏勤俭，讨论方策，思广治道。圣德无缺，则咎恶何从而起，岂非政令之间有不便于天时者乎？今夫春者，发生之月也，可生而不可杀也。国家每岁春夏将交之时，禁止采捕，是仁及鸟兽。今建寅之月，三元之始，孟夏乃是正阳之月。况《正律》所载，有「秋分已前不决死罪」之制，《月令》当春，则曰「无肆掠」，不可以阴政犯阳，又曰「宜行仁而不可以举义事」。及夏则曰「挺重囚，出轻系」，并无决死之文。唐朝悉依此制。若罪在十恶，尤为巨蠹者，则决不待时。自唐氏失驭，政事多隳。今《刑统》内唯存「晋天福七年敕：立春、立夏两日不决死罪」，盖以天福之间，方为战国，天下生灵，犯罪戾、抵淫刑者不可胜纪，杀戮之刑，仅无虚日，故不可全避春夏盛德之月，止取其两日以代两季。今天下每岁所决，大辟至鲜。一岁之中，凡有二十四气，每气各主十五日。臣以为天下列郡，每岁所决死罪，虽不可禁，春夏两季，亦可以于立春立夏气至之时，各禁十五日，以应一孟之节，全发生之阳气。若罪在十恶，决不待时者，亦可改斩为绞，以免流血之刑。自馀杂犯死罪者，若有已断具狱，可取半月外行决。其边防屯兵之地，以军法从事者，不在此限。又按《礼经》：季夏中气之后十五日不可以兴土功，为土将用事，气欲静也。请诏天下每岁起季夏中气至立秋节半月内，非边陲防警，捍敌浚城，及修治堤防，以禦水害，馀并不得起创土功。其整葺隳颓者，不在此限。臣又闻《周礼》六官，其一曰秋官，主刑。又《月令》孟秋中气之后，则命有司缮囹圄，具桎梏，断薄刑，决小罪；秋分则申严百刑，斩杀必当，无留有罪，无或枉桡。此并顺上天，行肃杀之令也。命使决狱，多不拘于此时，或在三春，或当九夏，虽勤恤庶狱，虑有滞留，其如未顺四时之令也。欲望自今除盛夏仍旧降诏恤刑外，每岁自孟秋中气之后，秋分前，遴选周行，分道决狱。如此，则顺天行刑。而又四方之风谣，因之得以知；列郡之纲条，因之得以振。且一岁之中，必顺令决狱，与其行之于别季，不若行之于此时。又闻先王垂训，重德教而轻刑罚，所以见王道盛也。今法令之文，大为时所推尚，自中外由刑法而进者甚众，虽有循良之吏，亦改节而务刑名也。然则刑法者治世之具，而不可独任，必参之以德教，然后可以言善治矣。夫德教之大，莫若孝悌，若舍此而欲使民从化，是犹释舟楫而求济于无疆涯之津也。故宜旌劝孝悌，以厚风俗。臣伏见朝廷明有诏命，优恤孤穷无告之民，令异其姓名，别为一簿，每遇有科徭赋歛，则令去重就轻，蠲劳为逸，斯则苏疲羸之一术也。其如官吏鲜能奉行成制，乡县之内，因而别致惨舒。若令佐尽得其人，则孤穷无告之民，皆得上簿；不得其人，则委之人吏，责自乡胥，徇私任情，移易贫富，嗷嗷之民谁敢吐一言以伸诉，必至于委弃沟壑。是故将欲兴礼义，先在舒民心；将欲舒民心，先在均贫富；将欲均贫富，先在正簿书。养民之道，郡疏而县亲，故知百姓之长，不可不精采择。盖列郡之牧，数至少，而睿鉴可以周知；宰序之任，官至卑，而朝廷难以遍察。夫亲民之官，廉而不明者，则失于驭下；明而不廉者，则伤于徇私。必待廉明兼备，中和在躬者，然后可用。是故备其位者则多，中乎选者弥少。邦国至大也，庶官至众也，有人而致诸散地，未可知也；当其位而不使尽其心，亦未可知也。臣是以夙夜为国家思求人之术，宜选历周行、经公举者而用之，使先莅大邑，试其政事，期年之间，较其成绩。茍能正其簿书，均其户籍，而孤穷之民得庇为上，然后酬之以不次之恩。臣又闻圣人居守文之运者，将清化源，在乎正儒术。古之学者，其书简而有限，其道精而有益。今之学者，其书无涯，其道非一。是故学弥多，性弥乱。至于经史子集，其帙殆万。在于前者，悉谓之古法；在于编者，悉谓之古书。殊不知法有可法不可法也，书有可传不可传也，若尽使知之，则可谓劳而少功，博而寡要，当年不能究其学，累世不能穷其业。今进士之科，大为时所进用，其选也殊，其待也厚。进士之学者，经史子集也；有司之取者，诗赋策论也。故就试者惧其题之不晓，词之不明，唯恐其学之不博，记之不广。是故五常、六艺之意，不遑探讨，其所习泛滥而无著，非徒不得专一，又使害生其中，何谓其然！且群书之中，真伪相半，乱圣人之微言者既多，背大道之宗旨者非一。若使习而成功，得不揉淳粹之性，荡中正之气？其为吏也，安能分挈治柄，使教令必行哉！《中庸》曰「率性之谓道，脩道之谓教」，孔子曰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」，是知为儒不可不重其所习。董仲舒曰：「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。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」。此仲舒议汉之失，引《春秋》大一统之说，言诸侯统于天子，不得自专，亦犹百家之说，不得与圣教并进，惧乎乱皇王之大道也。今之世望汉之世，其章句之学弥盛，而异端之书又滋多乎数倍矣，安可不定其成制哉！况夫儒者之术，不以广记隐奥为博学，不以善攻奇巧为能文。若使明行政令，大立程式，每至命题考试，不必使出于典籍，外参以正史。至于诸子之书，必须辅于经、合于道者取之，过此并斥而不用。然后先策论，后诗赋，责治道之大体，舍声病之小疵。如是，则使夫进士之流，知其所习之书简而有限，知其所学之文而有要。不施禁防，而非圣人之书自委弃于世矣；不加赏典，而化成之文自兴行于世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