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有天下，科试愈盛。自武德、贞观之后，至贞元、元和已还，名儒钜贤，比比而出。有宗经立言如丘明、马迁者，有传道行教如孟轲、扬雄者，有驰骋管晏、上下班范者，有凌轹颜谢、诋诃徐庾者。如陆宣公、裴晋公，皆负王佐之器，而犹以举子事业，飞腾声称。韩退之、柳子厚、皇甫持正，皆好古者也，尚剋意雕琢，曲尽其妙。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？盖策问之目，不过礼乐刑政，兵戎赋舆，岁时灾祥，吏治得失，可以备拟，可以曼衍，故污漫而难校，淟涊而少工，词多陈熟，理无适莫。惟诗赋之制，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。破巨题期于百中，压强韵示有馀地。驱驾典故，混然无迹；引用经籍，若己有之。咏轻近之物，则托兴雅重，命词峻整；述朴素之事，则立言遒丽，析理明白。其或气燄飞动，而语无孟浪；藻绘交错，而体不卑弱。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，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。观其命句，可以见学植之深浅；即其构思，可以觇器业之大小，穷体物之妙，极缘情之旨，识《春秋》之富艳，洞诗人之丽则。能从事于斯者，始可以言赋家流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