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帝王之兴也，虽诞应图箓，然必有驱除，盖所以剪彼厌政，成此乐推。故战国纷纭，年过十纪，而汉祖夷殄群豪，开四百之业。历文景之怀柔蛮夏，世宗之奋扬威武，始得凉、朔同文，牂、越一轨。于是谈、迁感汉德之盛，痛诸史放绝，乃钤括旧书，著成《太史》，所谓缉兹人事，光彼天时之义也。

昔晋惠不竞，华戎乱起，三帝受制于奸臣，二皇晏驾于非所，五都萧条，鞠为煨烬。赵燕既为长蛇，辽海缅成殊域，穷兵锐进，以力相雄，中原无主，八十馀年。遗晋僻远，势略孤微，民残兵革，靡所归控。皇魏龙潜幽代，世笃公刘，内修德政，外抗诸伪，并冀之民，怀宝之士，襁负而至者，日月相寻，虽邠岐之赴太王，讴歌之归西伯，实可同年而语矣。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，接金行之运，应天顺民，龙飞受命。太宗必世重光，业隆玄默。世祖雄才睿略，阐曜威灵，农战兼修，埽济氛秽。岁垂四纪，而寰宇一同。儋耳、文身之长，卉服、断发之酋，莫不请朔率职，重译来庭。隐悯鸿济之泽，三乐击壤之歌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，欣于尧舜之世。

自晋永宁以后，虽所在称兵，竞自尊树，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，十有六家。善恶兴灭之形，用兵乖会之势，亦足以垂之将来，昭明劝戒。但诸史残缺，体例不全，编录纷谬，繁略失所，宜审正不同，定为一书。伏惟高祖以大圣应期，钦明御运，合德乾坤，同光日月，建格天之功，创不世之法，开作生民，惟新大造。陛下以青阳继统，睿武承天。应符屈己，则道高三、五，颐神至境，则洞彼玄宗。剖判百家，基酌六籍，远迈石渠，美深白虎。至如导礼革俗之风，昭文变性之化，固以感彼禽鱼，穆兹寒暑。而况愚臣沐浴太和，怀音正始，而可不勉强难革之性，砥砺木石之心哉？诚知敏谢允南，才非承祚，然《国志》、《史考》之美，窃亦辄所庶几。始自景明之初，搜集诸国旧史，属迁京甫尔，率多分散，求之公私，驱驰数岁。又臣家贫禄薄，唯任孤力，至于纸尽，书写所资，每不周接，暨正始元年，写乃向备。谨于吏案之暇，草构此书。区分时事，各系本录；破彼异同，凡为一体；约损烦文，补其不足。三豕五门之类，一事异年之流，皆稽以长历，考诸旧志，删正差谬，定为实录。商校大略，著《春秋》百篇。至三年之末，草成九十五卷。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，寻访不获，所以未及缮成，辍笔私求，七载于今。此书本江南撰录，恐中国所无，非臣私力所能终得。其起兵僭号，事之始末，乃亦颇有，但不得此书，惧简略不成。久思陈奏，乞敕缘边求采，但愚贱无因，不敢轻辄。

散骑常侍、太常少卿、荆州大中正臣赵邕忽宣明旨，敕臣送呈。不悟九皋微志，乃得上闻，奏敕欣惶，庆惧兼至。今谨以所讫者，附臣邕呈奏。臣又别作序例一卷，年表一卷，仰表皇朝统括大义，俯明愚臣著录微体。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，文致疏鄙，无一可观，简御之日，伏深惭悸（《魏书·崔光附传》。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，言多失体，且既未讫，迄不奏闻。鸿后典起居，乃妄载其表。又见《北史》四十四。）。

窃惟王者为官求才，使人以器，黜陟幽明，扬清激浊，故绩效能官，才必称位者，朝升夕进，年岁数迁，岂拘一阶半级，阂以（阙）寮等位者哉？二汉以降，太和以前，苟必官须此人，人称此职，或超腾升陟，数岁而至公卿，或长兼、试守称允而迁进者，披卷则人人而是，举目则朝贵皆然。故能时收多士之誉（《通典》作「称」。），国号丰贤之美。窃见景明以来考格，三年成一考，一考转一阶。贵贱内外，万有馀人，自非犯罪，不问贤愚，莫不上中，才与不肖，比肩同转。虽有善政如黄、龚，儒学如王、郑，史才如班、马，文章如张、蔡，得一分一寸，必为常流所攀，选曹亦抑为一概，不曾甄别。琴瑟不调，改而更张，虽明旨已行，犹宜消息（《魏书·崔光附传》。延昌二年，将大考百寮，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，乃建议。又见《北史》四十四、《通典》十五。）。

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大祥。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示覃，或言二十七月，各有其义，未知何者会圣人之旨。龙虎居丧已二十六月，若依王、杜之义，便是过示覃即吉之月。如其依郑玄二十七月，示覃中复可以从御职事。《礼》云：「祥之日鼓素琴」。然则大祥之后，丧事终矣。既可以从御职事，求上何为不可？若如府判，示覃中鼓琴，复有罪乎？求之经律，理实未允（《魏书·礼志》四。延昌二年，偏将军乙龙虎丧父，给假二十七月，而龙虎并数闰月，诣府求上。领军元珍上言：「冒哀求仕，五岁刑。」三公府郎中崔鸿驳云云。又见《通典》一百。）。

案三年之丧，没闰之义，儒生学士，犹或病诸。龙虎生自戎马之乡，不蒙稽古之训，数月成年，便惧违缓。原其本心，非贪荣求位，而欲责以义方，未可便尔也。且三年之丧，再期而大祥，中月而示覃。郑玄以中为间，王、杜以为是月之中。郑亦未为必会经旨，王、杜岂于必乖圣意。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，见有不同，晋武后虽从宋昌、许猛之驳，同郑示覃议，然初亦从程猗，赞成王、杜之言。二论得否，未可知也。圣人大祥之后，鼓素琴成笙歌者，以丧事既终，馀哀之中，可以存乐故也。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，施之金石，然后为乐，乐必使工为之。庶民凡品，于祥前鼓琴，可无罪乎？律之所防，岂必为贵士，亦及凡庶。府之此义，弥不通矣。鲁人朝祥而暮歌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。尔则大祥之后，丧事已终，鼓琴笙歌，经礼所许。龙虎欲宿卫皇宫，岂欲合刑五岁。就如郑义，二十七月而示覃，二十六月十五升、布深衣、素冠、缟纰及黄裳、采缨以居者，此则三年之馀哀，不在服数之内也。衰绖则埋之于地，杖则弃之隐处，此非丧事终乎？府以大祥之后，不为丧事之终，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。丧事尚远日，诚如郑义。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，实为匆匆，于戚之理，合在情责。便以深衣素缟之时，而罪同杖绖苫块之日，于礼宪未允。详之律意，冒丧求仕，谓在斩焉草土之中，不谓除衰杖之后也。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，无所隐冒，府应告之以礼，遣还终月。便幸彼昧识，欲加之罪，岂是遵礼敦风，爱民之致乎？正如郑义，龙虎罪亦不合刑，匆匆之失，宜科鞭五十（《魏书·礼志》四。元珍又上言，鸿又驳云云。又略见《通典》一百。）。

律称和卖人者，谓两人诈取他财。今羊皮卖女，告回称良，张回利贱，知良公买。诚于律俱乖，而两各非诈。此女虽父卖为婢，体本是良，回转卖之日，应有迟疑，而卖者既以有罪，买者不得不坐。但卖者以天性难夺，支属易遗，尊卑不同，故罪有异。买者知良故买，又于彼无亲。若买同卖者，即理不可。何者？「卖五服内亲属，在尊长者死」，此亦非掠，从其真买，暨于致罪，刑死大殊。明知买者之坐，自应一例，不得全如钧议，云买者之罪，不过卖者之咎也。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，何故得有差等之理？又案别条，「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，以随从论」。依此律文，知人掠良，从其宜买，罪止于流。然其亲属相卖，坐殊凡掠。至于买者，亦宜不等。若处同流坐，于法为深。准律斟降，合刑五岁。至如买者，知是良人，决便真卖，不语前人得之由绪。前人谓真奴婢，更或转卖，因此流漂，罔知所在，家人追赎，求访无处，永沉贱隶，无复良期。案其罪状，与掠无异。且法严而奸易息，政宽而民多犯，水火之喻，先典明文。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，不告前人良状由绪，处同掠罪（《魏书·刑罚志》。延昌三年。案今《志》误以此为宣武诏，据《通典》知是崔鸿议也。先有杨钧议一篇，《魏书》及《通典》皆不载。）。

案律：卖子，一岁刑，五服内亲属，在尊长者死，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。盖天性难夺，支属易遗。又尊卑不同，故殊以死刑。且买者于天性无支属，罪应一例。明知是良，决便真卖。因此流漂，家人不知，追赎无迹，永沈贱隶。案其罪状，与掠无异（《通典》一百六十七。三公郎中崔鸿议。案：此约文足证前篇非宣武诏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