蒲择之、马光祖，应战守调遣，照便宜指挥行。

戍蜀将士，频年战禦，暴露可闵。今申命蒲择之从优犒师，春防毕日即与更戍，其辄逃归者从军令。

臣比者蜀事孔棘，尝进苦言，谓宜用李曾伯镇蜀，而以蒲择之、吕文德佐之，则选威望重臣为荆阃以应接之。又谓宜召余晦，以释群疑。此皆顺人心而为是急着，闻陛下亟赐采领，缄达大臣，以待处分。陛下忧顾在西，一闻人言，即与大臣商之，真不翅如救头燃也。大臣自独相以来，未尝召臣谋一事。昨忽召臣至相府，议论反覆，数刻乃罢。而指意所在，大槩只以隃制为是。大臣曰：「蜀力屈矣，非通荆蜀为一，而借荆州事力以援蜀，则不可」。臣谓：「荆事力既耗于襄樊，安得更有馀力以及蜀乎」？大臣又谓：「曾伯既受节制，事急则必须进至夔门控制」。臣谓：「曾伯既是荆湖制置大使，岂有舍本职公事而越足过夔门之理？藉令欲往，万一襄樊有事，曾伯将趋襄樊乎？趋西蜀乎」？大臣又谓曾伯不过夔门，必遣吕文德代往。臣谓此处分终是隃制，不若曾伯正除宣抚，使之专心一意，经理西事。而吕文德既为曾伯所任，必与曾伯俱西也。大臣又谓曾伯节制四川，当不容辞。臣谓以制置节制制置，则受节制者自无事权。若未即召晦，则曾伯亦未肯受也。大臣又谓曾伯且未肯受节制，若正除宣抚使，岂肯受？臣谓曾伯忠义人也，使人主推诚以任之，温诏以趣之，彼非木石，岂不能感激思奋，以报上恩邪？大臣又曰韩宣以城筑未就，不欲往阆州。清叟亦有奏，令且了城筑。今且命杨大渊，则专任杨大渊，不可二三其说。大臣又谓今且令曾伯节制，却令曾伯自求一人留司重庆。曾伯必委蒲择之，择之既在剑阁，且令黄应凤主留司。臣谓此等处分太似缭绕，终不脱隃制规摹。恐如此施行，重庆根本之地，无重臣以镇压之，则事终涣散也。大臣又谓余晦当召，曾伯未受节制，未可出命。臣谓不召余晦，曾伯决不肯受命，统兵者亦且疑惑。其为妨碍，非一端而足也。大臣又谓若召余晦而出李曾伯宣抚之命，曾伯必飘然而归，是一日而失二帅也。臣谓余晦狼狈至此，失之何损？曾伯负当世重望，蜀之三军百姓愿得之以为司命，曾伯忍孤人心耶？又忍孤上意耶？臣非敢与大臣辩论也，事势至此，大臣乃一切坐断，自以为庙谟高深，非小臣所可及。臣至是亦不得不辩也，然岂得已哉。或曰大臣忧边思职，日夜尽瘁，不可谓之不以西事为念也。而子之言急切如此，岂大臣果有不忧蜀之过耶？臣谓大臣之过非不忧蜀也，其过在于任己见而不受尽言，好顺上意而每怫公议，此即是过。而又有大过者，在于自诡知兵也。且兵岂易知也哉？如韩琦、范仲淹出入边陲，尚不能周知，今足不出庙堂之上，而谓洞知军戎万里情，此隃制之说所以牢不可破也。且兵不中御，古之道也。军中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今军中无钜细，悉制庙堂之上，而徒以尺书慰劳诸将，使诸将知有庙堂而不知有制阃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赵充国曰：「兵难隃度。臣愿至金城，图上方略」。今西事坏烂，而使曾伯节制数千里之外，诸将下禀令于节制，上禀命于庙堂，缭绕回曲，坐失事机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晋侯作三军，谋元帅，赵衰曰：「郤縠可」。乃使郤縠将中军。今不谋帅而谋节制，分左右三距而无元帅以任中军之寄，专欲倚仗于节制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《师》六五：「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凶」。今长子帅师于数千里之外，而欲使蒲择之在边，黄应凤留司，既使韩宣总统，又使杨大渊代韩宣总统，则知兵之说，臣所未喻也。大臣虽谙熟科条，弥缝将帅，固识兵家之节度，而自诡知兵，此则大臣之过也。昔程颐每与司马光说话，不曾放过；范纯仁，十件事只争得三四件事便已。程颐曰光只为能受尽言，尽人忤逆，终不怒，便是好处。今大臣能如光不怒人以忤逆乎？昔又有言范祖禹于司马光必能协济国事，光正色曰：「尔谓祖禹见光有过不言乎」？今大臣能如光乐听人之攻己过乎？程颐，光之所荐也，祖禹，光之属也，而辩论不少恕，有过必尽言。臣于二臣无能为役，然不敢不取法，以致臣区区爱助之微忠。欲望陛下丁宁宣谕，使大臣以司马光之心为心，勿遂前非，勿贰后过，尽改隃制规摹，一从公论，以救吾蜀，则尚可为也。若辨论之间是己见，屈群策，而自谓如此足以隃制四蜀，则轻用余晦，以成一年之误。若召晦不速，用曾伯又迟，其为误蜀，将有不可胜讳者矣。惟陛下亟图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