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，赏罚福威必当于功罪，功罪善恶必审于毁誉，毁誉是非必要于真伪。故直言不闻，毁誉乱真，康澄以为可畏甚于三辰失行、水旱虫蝗之变也，可不核实乎？陛下昨降赦书，推尊仁宗盛德大业，应举行法度，并欲上遵嘉祐，德意甚美。臣尝考其大要，特在于直言数闻、毁誉核实而已。丁谓以奸邪为宰相矣，雷允恭传达外议擅权矣，黄德和以监军诬奏边将矣，或斥或诛，或投诸四裔，而狱情审克，卒无冤滥，是毁誉不得乱真而邪说息也。寇准以忠正遭远贬矣，范仲淹以危言屡获罪矣，欧阳脩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矣，或辨明诬枉，或擢升侍从，或遂迁执政，是毁誉不得乱真而直道行也。邪说息，直道行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，善类有所恃而不恐，其致至和、嘉祐之治以此。陛下自初即位，思建中兴，而将相大臣黄潜善、汪伯彦等不能奉令承教，乃广引废忠毁信、靖谮庸回、服谗蒐慝之党，变乱名实，颠倒是非，以上惑朝听。贬马伸于关市，出许翰、杨时于閒散，如孙觌、刘观、郑瑴辈流并居迩列，维扬奔溃，无所归咎，恐陛下讨其误国之罪也，复指结余堵杀邦昌为致寇之由，特下赦音，元恶大憝皆得原涤，而李纲独不与焉，此虽假借朝廷诏令行之，安能掩天下之公论乎？颠倒是非，变乱名实，莫斯为甚矣。及范宗尹当轴，又欲汲引失节鄙夫如李擢等，以盖其北面伪楚之恶。是非邪正，出于人心，如辨白黑，焉可诬也？其为计不忠亦甚矣。陛下好恶无私，克遵王道，上追仁宗审覈之政，毁誉必要其真，赏罚必当其实，使邪说不作，直道得行，其继嘉祐、至和之治，亦何远之有？夫邪正是非，莫易辨于今日，惟陛下断在必行，以扶正论，实天下之幸。

凡核实者必自大臣与台谏始。大臣定功罪、施赏罚于上，台谏论功罪、主毁誉于下，不可不先核也。仁宗即位，信王曾之正，任吕夷简之才，终以富弼、韩琦为宰相，而余靖、蔡襄、贾黯、吕诲等迭居台谏，此真伪所由核也。陛下嗣承宝历，渡江以前所用三相，而言者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，谓人臣有一于此，必伏斧锧而远窜之于鲸波南海之表，人皆以为郑瑴。盖纲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远贬，而瑴以是日峻迁，故知为此言者必瑴也。然谓纲大兴诬谤，干誉庸俗，言己去朝，暴乱斯起，欲平定之，舍我其谁，传呼宰相，响震山谷，讽谕群小，令上封章，翱翔道途，以俟诏命，凡此等语，验于奏议则无据，按于施为则无迹，特以撰造文致之语，倾陷大臣，为不可贷之罪。而当时遂信行之，又以美官激励之，是赏劝谗谄之人，欲其毁誉乱真而不核也。若言潜善、伯彦措置乖方，人皆以为马伸。盖伸自言官黜为监当，而其言则有状矣。不慎命令则以下还都之诏也，广布私恩，则以复祠宫教官之阙也。黜陟不公，则以罢卫肤敏，而用孙觌不祥之人也。杜塞言路，则以贬吴给、张訚、邵成章也。妨功害能，则以沮宗泽与许景衡也。私收军情，则以各置亲兵千人，请给独优厚也。同恶相济，则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。凡举一事，必立一證，皆众所共知，亦众所共见，不敢以无为有，亦不敢以是为非，而当时不信其言而罢之，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，是罚沮忠谠捐躯为国之人，恶其毁誉之核实而不乱也。邪说何由息，公道何由行乎？今瑴虽已死，恤典哀荣，礼意隆厚，公论不允。伸既远贬，虽有诏命，不闻来期，君子闵焉。比虽贲以龙阁，未尽褒劝之礼。按《春秋》之法，治奸恶者不以存没，必施其身，所以惩恶；奖忠善者及其子孙，远而不泯，所以劝善。伏望圣慈特留聪听，按此二人情状，追正刑赏，奉承天意，使天下知惩劝之方，以息邪说，开公道，则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将复见于今日矣。

臣忝预从臣，职当次对。虽婴疾疹，尚窃祠官，苟有见闻，自当论奏，庶逃尸素之责，以酬隆厚之恩。伏见元祐之初宰臣司马光、吕公著秉政当国，急于得人，首荐河南处士程颐，以为言必忠信，动遵礼义，实儒者之高蹈，圣世之逸民，乞加诏命，擢以不次，遂自韦布超居讲筵。而台谏臣僚朱光庭等又奏：颐道德纯备，学问渊博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有制礼作乐之具，实天民之先觉，圣世之真儒也。颐之见知于当世至矣。自颐之司劝讲，不为辨辞解释文义，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，固不可得闻也。及当官而行，举动必由乎礼；奉身而去，进退必合乎义。其修身行法，规矩准绳，独出诸儒之表，门人高弟莫获继焉。虽崇宁间曲加禁防，学者向之，私相传习，不可遏也。其后颐之门人如谏议杨时、右史刘安节、舍人许景衡、殿院马伸、待制吴给等，稍稍进用，于是传者浸广，士大夫争相淬砺。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，传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辞，纷然淆乱，莫能别其真伪，河洛之学几绝矣。壬子年，臣尝至行阙，有教授仲并者言：「伊川之学近日盛行，士大夫将转而为伊川矣」。臣语之曰：「伊川之学不绝如线，可谓孤立，而以为盛行，何也？岂以其说满门，人人传写，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」？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。如喻樗辈，又益甚焉。或者又言非伊川门人，却皆进用，樗真其人也，仍不见知，近臣亦有信之而称叹者。故樗之改官入馆，舍人王居正命其辞曰：「顷穷西洛之渊源，遂见古人之大体」。夫西洛渊源，古人大体，虽其高弟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诸人尚难言之，而况樗等，曷为者也，乃敢托于词命，妄加褒借，识者有忧之。士大夫所学各分党与，互相排击，自此起矣。绍兴五年省试举人，经都堂陈乞，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。盖从于新学者，耳目见闻既已习熟，安于其说，不肯遽变。而传河洛之学者，又多失其本真，妄自尊大，无以屈服士人之心，故众论汹汹，深加诋诮。夫有为伊洛之学者，皆欲屏绝其徒，而乃上及于伊川，臣窃以为过矣。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，无非中庸，非有甚高难行之说，离世异俗之行，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。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，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也。不然，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，中庸所以接物，本末上下，析为二途，而其义愈不明矣。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，庶几言行相称，可济时用，此亦不易之至论也。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。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。不然，则或以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书资口耳，取世资，以干利禄，愈不得其门而入矣。今欲使学者蹈中庸，师孔孟，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，是入室而不由户也，不亦误乎？夫颐之文于《易》则因理以明象，而知体用之一源；于《春秋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；于诸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，入德之序。然则狂言怪语，淫说鄙喻，岂其文也哉！颐之行，其行己接物，则忠诚动于州里；其事亲从兄，则孝弟显于家庭；其辞受取舍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。诸人虽禄之千钟，有必不顾也。其馀则亦与人同尔。然则幅巾大袖，高视阔步，岂其行也哉！昔者伯夷、柳下惠之贤，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、东国之黜臣尔。本朝自嘉祐以来，西都有邵雍、程颢及其弟颐，关中有张载四人者，皆以道学德行名于当世，公卿大夫之所钦慕而师尊之者也。如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绛、吕大防等皆论荐之。会王安石当路，重以蔡京得政，曲加排抑，故有西山东国之贤，而其道不行，深可惜也。今雍所著有《皇极经世书》六十卷，载有《正蒙书》一十七篇，颐有《易》、《春秋传》一十卷。颢虽未及著述，而门弟子质疑答问之语，存于世者甚多；又有书、疏、铭、诗并行于世，而传者多失其真。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，以此四人加之封号，载在祀典，比于荀、扬之列，以见圣朝虽当禁暴诛乱、奉辞伐罪之时，犹有崇儒重道、尊德乐义之意。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，委官校正，取旨施行，便于学者传习，羽翼六经，以推尊仲尼、孟子之道，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，而天下之道术定，岂曰小补之！取进止。

承谕晋、宋参辰之说，理实然也。曩尝相与论于省中，临行亦以此奏渊圣，且谓太原之围已几年矣，贼之巢穴已固，不能保其必解，安知未行，彼不以坐困而已破乎？迫于威命，既行，愿任今冬捍禦之责，使太原遂破，亦当图所以复之者。故多请器甲以行，意欲鼓动两路之民而用之。既得罢，而志不遂。所谕捣燕山者是也，当时亦有此意，但仓卒戒行，危疑百端，种种不集，而料理稍就绪，廷议已变，故不及此。当时师中若能休兵，平定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而犒师，与姚古约定而后进兵，宜有可解；惜其轻进而吝赏，士不用命，而堕贼计也。若谓按兵中山，先声后实，如李左车之说，则不然。汉兵破赵二十万众，故燕、齐靡然从风，威足以詟之也。斡里雅布之师捆载而归，初无邀击之威，则尼堪何惮，望风而解太原乎？大抵靖康之事，正犯师或与尸之戒，而廷议不一，此所以卒无成功也。高祖非独以软顽为大度，又以大胆为英材，晓事为明智。兴衰拨乱之主，对勍敌，驭群雄，大要在此尔。然此乃天之所赋，非积学所能致，存亡兴废之所系，非偶然也。建炎初，尝取汉高、光武、唐太宗事迹散在诸传者，删去繁细，掇其大节为一书，目之曰《汉唐三帝纪要录》，为之序而上之，以广睿圣之意，而谮之者以为孩抚，且指太公、建成之事为言。其谮愬之术每下，又非靖康间比。知书与不知书，故不同也。

余堵之事，乃敌国兵家之常，当时佥议以为虽泄亦无害者，正欲间之，使燕人德我，而金人疑燕，如高祖使陈平间楚，曷尝畏其知耶？果畏其知，必不文墨付其使，而取必于其事之成也。其后王云虽口传道其语，而卒不公然以为言者，其意可见，但中国所以应之者谬耳。其后军前以蜡书结燕人者甚多，詹大和主其事，亦颇得要约。议既变，遂不谐尔，何独此哉？贼之欲得志于中国者，岂以此故，但彼彊我弱，彼智我愚，彼协我不协，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，彼之施于我者必中。如以曹马之事间吾二人者，遂以为信然，而余堵之事彼不为动，此乃胜负之所以不同也。士大夫不知古今，不识事理，往往指此为衅端，岂不可笑！建炎初知和议之误国，故批出行遣，初无公姓名，而江夏增之。此得之子諲，子諲得之世则，其详他日可询。其后既至行在，屡于睿圣前开陈，方欲俟措置事稍就绪，入章辨明。罢去，遂不果，疑以为通伪楚之意，非也。然今日得与和议之列，岂非福人耶？

往事皆不足复道，但当思今日之策，当何以处之？吾辈虽不复任责，然所以为国家虑者，不能自已也。以愚意料之，所谓轻骑潜行欲袭我，亦未必然；但既不为备，又无斥堠，则探报不明，而人心易摇。又屯聚左右者正兵皆少，皆招安盗贼如阎瑾、丁进之徒，彼皆利于南渡，则得以复肆剽掠，故金人游骑及境，则张皇以告急。朝廷无备，不能自固，而仓卒渡江，则淮南州县尽为盗贼所破。所谓真、楚、通、泰碎于贼手者，乃盗贼，非金人也。藉使金人蔑视中国，轻兵深入，知其所以应之，彼亦未为得策。今日之事，当盛兵以扼江险，而又有以扼其归路，则贼亦岂敢久安居淮甸间？但不知京东西两路今复如何耳。两年坐视城邑之破，如越人视秦人之瘠，恬不加恤，遂至于此，罪当以是为先，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，抑末矣。然事势至此，其初在于不恤诸路，其终在于仓卒渡江。仓卒狼狈，则威灵尽去，故江北盗贼得以残破州县，江南禁卫得以胁制朝廷，此举动所以不可不审也。正如低棋对手，高棋未必有杀之之意，低棋惶惧，多自著破。今日变故，皆惊扰之所致。苻坚以百万之师南寇，谢安出游别墅，终日处画，将帅皆当其任，必不如此。伪楚之事，初以其尝自归，止于远屏，欲法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；其后缘鞠承华夫人语言事，而陈氏之事遂露，睿圣以其据正寝，通宫嫔，故震怒，而卒有后命。事在罢相后数月。然不如此，则今日之事未可知也。前疏所谓秋高马肥，虏复入寇，挟金人之势，不得而制之者谓此。欲尊用之者，其怀贰甚明。

建炎初，张所首论江夏兄弟之奸，以散官安置。既而吴给论汪，送部。其后颍川极论二人，以谓必误中兴，遂置极法。次年春，邵成章因张遇事有言缴申，二人亦窜逐，布衣魏祜连上五书，闻亦不得其死。其秋马伸疏十五事攻之，谪山东监，尚不知存亡也。颍川之书甚明白激切，初无指斥之语，但论此二人，中其要害，故下毒手以绝来者。祜之书，尤知当世大略。此数书皆传，异日必见之。伸之章所论皆细故，以谓如二人者大略非所责；然当今任天下之事者，正当责其大略，而细故可简，伸之言非是。如其人亦不易得，而必欲置于死地，近世所未有也（《梁溪集》卷一一二。）。

行：原无，据右引补。

臣尝观宣和司谏高伯振，观望王黼，不敢谁何。每出传呼谏官，道路之人皆得慢骂之。靖康谏议洪刍，阿附耿南仲，不恤国难。一日过朱雀门，群小拥其马以数之曰：「国步如此，尔所谏者何事」？彼二人者，方其巧为身谋，以窃禁从，往往自以为得计，殊不知欺君之罪重于欺天，故伯振死于白刃，而洪刍流于海岛，皆天有以罚之也。臣误蒙三朝之知，实缘论事。宣和之末，尝进乞罢花石诗，群臣欲置于死地，上皇赦之，仍欲召对。靖康之初，赐对便殿，力诋权臣，当时指以为狂，而渊圣容之，尚置于寺监。今年不食楚粟，饥饿殆不能行，万死一生，奔赴行在，陛下即擢于言路。初望天颜，遽论宰执，必待其去，臣言乃已。当时士夫谓臣必踵张所、吴给之辙矣，而陛下赐臣以五品之服，且褒以圣语，谓臣论事正当，甚可取。顾臣何人，上蒙圣眷如此，虽沥臣之血而脍臣之肝，不足以谢天地之德也。然臣之职则谏臣也，若陛下曰然，而臣亦曰然，若陛下曰否，而臣亦曰否，是奉天子者也，非谏天子者也。虽圣德眷遇，未即赐罪，然臣独不愧于心乎？独不愧于天地神明乎？今虽可免，异日将如何哉？不为高伯振，即为洪刍矣。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。窃惟人主之职，在论一相。陛下初登九五之位，召李纲于贬所，而任以钧衡，其待之非不专，而礼之非不厚。然李纲学虽正而术疏，谋虽深而机浅，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诚矣。惟陛下尝顾臣曰：「李纲真以身徇国者」。今日罢之，而责词甚严，此臣所以窃有疑也。既非台章，又非谏职，不知遣词者亦何所据而言之？臣若观望，岂复敢言？臣爱君，其敢默默乎？且两河百姓虽愿效死，而五月之间略无统领，民心茫然，将无所适从矣。及李纲措置，不一月间，民兵稍集。今纲既去，两河之民将如何哉？伪楚之臣罪当万死，前日纷纷皆在朝廷。李纲先乞逐逆臣张邦昌，然后叛党稍能正罪。今纲既去，则叛臣将如何哉？叛臣在朝廷，政事乖矣；两河无兵，则夷狄骄矣。李纲于此，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长也。昔者宣王所以为中兴之主者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而已。陛下圣德，过于周宣，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，岂可后哉？李纲一日之长，亦惟陛下采之。

先君绍兴初作此文，携以呈故丞相李公，李公许以达朝廷，未及而薨。绍兴癸酉倅辰阳，忽见邸报，宰相秦桧自陈其靖康之功，谓它人无预焉。先君遂以此文缴申尚书省，大激桧怒，送荆南诏狱，令自引虚狱，辞皆出吏手，先君不得预也。奏上，又以情重法轻，特削官贬真阳。未几桧死，蒙恩东归，继复旧物，而病不起矣。呜呼痛哉（秦桧靖康中为中丞，于敌人帐前乞立赵氏，其谋议皆出于先生及察院吴给敦仁，敦仁为草劄子。桧忌人分功，深讳其事，及见《逸士状》，恐先君知而扬之，故忿憾至死。）！辛巳仲冬十日，男镐谨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