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义者，人心之所同然也。圣人之于经，所以开百圣而不惭，蔽天地而无耻者，盖出于人心之所同然而已。苟不出于人心之所同然，则异论曲说，非吾圣人之所谓道也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」。窃谓学者之于经，苟不知义之与比，先立适莫于胸中，或以甲之说为可从，以乙之说为不可从，或以乙之说为可从，以甲之说为不可从。如此，则私议锋起，好恶鬨然，将不胜其惑矣，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！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，以义为主，无适无莫，平心定气，博采诸儒之说而去取之。苟合于义，虽近世学者之说亦在所取；苟不合于义，虽先儒之说亦所不取。如此，则将卓然不牵于好恶，而圣人之经旨将焕然而明矣。《书》，孔子所定，凡百篇。孔子之前，《书》之多寡不可得而见。《书纬》云：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为《尚书》；断近取远，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，为《简书》。此说不然。古书简质，必不如是之多也。班孟坚《艺文志》于古今书外，又有《周书》七十一篇。刘向云：周时号令，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。于周时所删去者才七十一篇，自周以前疑愈少矣，谓有三千馀篇，非也。孔子百篇，遭秦火未存。至汉时，伏生口授，得二十八篇，后又得伪《太誓》一篇，为二十九篇。孔壁之书既出，孔安国定其可数者二十五篇，又别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、《盘庚》、《康王之诰》，共为五十八篇。其文以隶书存古文，故谓之《古文尚书》。此书之成，遭巫蛊而不出。汉儒闻孔氏之书有五十八篇，遂以张霸之徒造伪书二十四篇为《古文尚书》。两汉儒者之所传，大抵皆霸伪本也，其实未尝见真《古文尚书》也。故杜预注《左氏传》，韦昭注《国语》，赵歧注《孟子》，凡所举《书》出于二十五篇之中，皆指为逸《书》，其实未尝逸也。刘歆当西汉之末，欲立《古文书》学官，移书责诸博士甚力。然歆之所见皆霸伪本，亦非真《古文书》也。以至贾、马、郑、服之辈亦皆不见《古文书》。至于晋、齐之间，然后其书渐出。及开皇二年求遗书，得《舜典》，然后其书大备。呜呼，圣人之经可谓多厄矣！遭秦火失其半，其半存者又隐而不出。自汉武帝巫蛊事起，至隋开皇二年，凡六百七十馀年，然后五十八篇得传于学者而大备，是可叹也。孔氏《书》始出，皆用隶书，至唐天宝间，诏卫衡改古文从《今文书》，今之所传，乃唐天宝所定之本也。此盖《书》之始末也。学必欲知《书》之本末者，盖有伏生之《书》，有孔壁续出之《书》。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《书》，有坦然明白而易晓者，有艰深聱牙而难晓者。如《汤誓》、《汤诰》均成汤时诰令；如《说命》、《高宗肜日》均商宗时语言；如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康诰》皆周公诰命。然而艰易显晦，迥然不同者，盖有伏生之《书》，有孔壁续出之《书》。其文易晓，不烦训诂可通也。如《大禹谟》、《胤征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仲虺之诰》、《汤诰《、》伊训》、《太甲》三篇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说命》三篇、《泰誓》三篇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《、周官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囧命》，此二十五篇皆有孔壁续出，其文易晓；馀乃伏生之《书》，多艰深聱牙，不可易通。伏生之《书》所以艰深不可通者，伏生齐人也，齐人之语多艰深难晓。如公羊亦齐人也，故传《春秋》，语亦艰深。如「昉于此乎，登来之也」，何休注曰「齐人语」，以是知齐人语多难晓者。伏生编此书，往往杂齐人语于其中，故有难晓者。卫宏序《古文尚书》，言伏生老，不能正言，使其女传言教晁错。齐人语多与颍川异，晁错所不知者什二三，仅以其意属读而已，观此可见。以是知凡《书》之所难晓者，未必帝王之书本如是，传者汩之矣。

后汉交趾刺史无清行，吏民怨叛，三府选贾琮为刺史。琮到郡询其反状，咸言京师遥远，告冤无所，故聚为盗贼。琮移书招抚，蠲复徭役，百姓以安，歌曰：「贾公来晚，使我先反。今见清平，吏不敢饭」。

又张霸为会稽太守，始到，贼未解，郡界不宁。霸移书开捕，明用信赏。贼遂束手归附，不烦士卒之力。童谣曰：「弃我戟，捐我矛。盗贼尽，吏皆休」。

臣闻太守古号郡将，谓其平居虽以治民为职，或盗发境内，则当任将帅之责耳。观贾琮治交趾，张霸治会稽，皆推盗所由起，自图平定之策，岂尝紊烦朝廷，劳师千里，骚动邻路耶？臣窃闻郴、桂间自顷李金作过之后，馀风未殄，人喜寇攘。为守帅者，倘及閒暇时并施恩惠，使有畏爱之心，检察官吏，使无侵扰之怨，彼虽好乱，何由而作？纵或下愚无良，不可理晓，则结集必有端，布置必有迹，自可随以郡兵诛戮之，斯为称职。奈何平时熟视，略不加意，迨至千百为群，鸱张狼顾，然后羽书交驰，陈乞调发！其于公家则劳人而费财，于田里则蹂践伤夷者多矣。臣谓此虽小窃，行就俘馘，然与其赏燋头烂额之功，孰若为曲突徙薪之计？愿诏荆湖南北两路常切谨视溪洞，弹压茶商，深思暇豫之方，力以苟且为戒。营卒乡丁则补其不足而训其技艺，城守器甲则葺其隳坏而缮其朽钝。凡酋豪之桀黠者，作过而亡命者，皆及时区处，毋使滋蔓。仍令帅守监司每季开具管下盗贼有无萌芽，先事措置以闻，后不如言，必底于罚。庶几协心举职，共销未然之患，实上策也。

右以孔注、《汉志》参考，大抵多同。但《汉志》「二月既死魄，越五日甲子」为差速，而四月「既生魄」与丁未、庚戌先后小不同耳。盖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，则二月之死魄后五日且当为辛酉或壬戌，而未得为甲子。此《汉志》之误也。又以一月壬辰、二月甲子并闰推之，则《汉志》言「四月既生魄，越六日庚戌」当为二十二日，而经以生魄居丁未、庚戌之后，则恐经文倒也。历法虽无四月俱小之理，然亦不过先后一二日耳，不应所差如此之多也。宗庙内事，日用丁巳，《汉志》乃无丁未，而以庚戌燎于周庙，则为刚日，非所当用。而燎又非宗庙之礼。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，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庙，则六日之间三举大祭，礼数而烦，近于不敬。抑亦经文所无有，不知刘歆何所据也。颜注以为今文《尚书》，则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无此篇。颜氏之云，又未知其何所据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