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西今岁物价贱甚，乘兹有秋，可大实边庾，况宿兵远戍，不可无备。宜令兵部员外郎董龟正乘驿与本路转运司增价市刍粟，广储蓄，以息编民飞挽之役。

九月某日，具位某，谨斋沐惶恐，百拜献书于某官钧座。夫所贵乎豪杰名世之士者，惟其能任天下之重也。任天下之重者，必能以其身当天下之患。卒然犯之而不慑，吾固有以待之者矣；无故惊之而不动，吾固有以察之者矣。夫然，故雍容庙堂，而精神之运可以折遐冲于万里之外，诚非凡庸之见所可俄而测度也。《易》曰：「雷风，恒，君子以立不易方」。夫迅雷风烈，有可畏之威，而且出乎人之所不意，在常人之情鲜不为之变色，易操而由。君子处之，方且优游无事，其所立之方未尝辄易。何哉？彼诚知雷风之所自来，而识其势之所极，则虽历万变，而吾之所立常自若也。不有雷风，又何以见君子之常乎？苻坚拥百万之师长驱南伐，为晋计者亦急矣，谢安石乃于此时命驾登山，围棋赌胜，镇以和静夷易，若未尝闻者。本朝景德澶渊之役，戎骑大入，充斥河朔，先正寇莱公实建亲征之议。章圣皇帝每使人视相国何为，则曰酣寝中书，鼻息如雷。此两贤者，苟谓其漠然曾不以经济为意，则夷考其时，选将厉兵、秣马储粟，以为战守之备，无一不足者；而谓其诚有所图回注措，又未尝见其为之之迹焉。究其所以然者，德操而后能定，能定而后能应。临机制变之道，固如是也，不如是，世亦何贵乎豪杰哉！某愚不肖，昧于治道，窃观朝廷与北边讲信修睦，固结和好，以休兵息民，民之不识干戈战斗之事者，二十年于此。迩者道路传闻，若有变于畴昔。中外人情，以浅意料之，以私衷度之，初不能无疑信相半乎其间。独幸夫庙堂之上，深图远算，固已前定乎胸中，而视彼之从违去来，未尝不置之度外。故其不易方于所立者，如山岳之不可摇，而民情赖之以安，国体赖之以宁。是岂褊中狭量、轻愠易喜者所可涯涘哉！夫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；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声。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，但见其老弱羸畜者，是乃所以要利而欲战也。使彼诚有意于用兵，则其谋愈深，其迹愈匿，必将示我以无足畏之势矣。今则不然，兵之未动，而其所经营都邑、器械、川陆、道里、土功之役，凡道路之人举得而知言之。其然，岂其然乎？胡人之俗，安于窟穴，而以水草为生，射猎为娱。其转而居幽燕，固已出于不得已，而非其心之所乐矣。大梁，我中国之旧都也，彼何乐于是，而欲亟居之乎？使其果迁而居焉，亦岂彼之福也哉！赫连勃勃亟战有功，群臣劝其舍统万来居长安，勃勃曰：「我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，沃饶险固，然魏与我风俗略同，土壤邻接，自统万距魏界裁百馀里，我在长安，统万必危，若在统万，魏必不敢济河而西」。勃勃此言诚是也。都长安者虚名耳，而失统万之实利焉，则赫连夏必不为也。汴都之距幽燕已远矣，而幽燕距彼之窟穴又其甚远，彼曾不顾两河结集之党乘其前，诸蕃部落之强捣其后，乃舍实利而徇虚名，独无赫连勃勃之虑乎？刘元海、石勒、苻坚、慕容垂皆英武绝人，足以雄视朔漠，其所以经营中夏，不旋踵而覆亡辄及之者，惟其不自安于毡裘之俗，而侨寓于冠带之乡，如栖虎豹于江湖，束猿猱于圈槛，岂能一朝居耶！故凡近日传闻已甚之谈，疑似无实之迹，皆未必然也。然有一于此，天下有大信，惟中国礼义之乡为能守之，惟仁圣之君、忠厚之佐为能履而行之。春秋之时，秦、楚、齐、晋诸国日寻干戈，以相征讨，而会盟兴焉。始未尝不相要以信，而其口血未乾，渝盟以逞者众矣。何则？信固难守而难行也。君子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之必信。我之能信可必也，其安能使他人之心亦如己之心乎？娄敬为汉建和亲之议，以谓天下初定，士卒罢于兵，未可以武服也；冒顿以力为威，未可以仁义说也。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，厚奉遗之，冒顿在固为子婿，殁则外孙为单于，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？司马温公论之曰：「骨肉之恩，尊卑之序，惟仁义之人能知之，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！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，奚有于妇翁」？此其意盖谓冒顿禽兽之心，固难以信义望也。使彼诚能推信义于人，而必不肯残民于锋镝之下，则固不忍为鸣镝之事矣。彼则有大忍焉者，而吾顾以常不忍人之心望之，娄敬之术疏矣。今之南北通和盖二十年，久于和而不欲复战者，亦人情之常也。茍不欲复战，则其所赖于和者重。彼知吾之重于和，故每出其虚声，而示吾以欲战之意，非其果欲战也，将以坚吾和也。是以常执其机以要吾，而吾必黾勉以从之。如是而和，故信不可保，而其和难必也。欲和之可必，则宜无惮于战。以战而和，其机在我，然后操纵予夺，惟吾之所欲为。章圣澶渊之役，既与契丹约和之后，中国长无北顾之警者，用此道也。当契丹拥兵南来，其意固以中国为厌兵而惮于战斗也，曾不知吾中国所以为战守之备者有素矣。当是时，虽朝臣有献避狄巡幸之策者，而独毕文简公、寇莱公力赞章圣为亲征之举。虏人既不利于北平，又败于保州，又败于定州，知中国之有守备而无畏乎战也，于是情见势屈，而王继忠致书石普，始以虏人之意来求和。由是曹利用衔命出使，以议和好，而亲征之行初不为之少辍也。夫其始为亲征之计者，以虏之欲战也；彼其既请和而通使，则不战必矣，銮舆固可以毋动矣。章圣皇帝方且谓辅臣曰：「戎人虽有善意，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，固已许之，然亦宜为之备。朕已决成算，亲励全师。况狄人贪惏，不顾德义，若盟约之际别有邀求，当决于一战。可再督诸路将帅速会驾前」。仍命陈尧叟乘传赴澶渊北寨，密谕将帅整饬戎容，以便宜从事。由是大驾顺动，亲督六师，临幸澶渊，欢声沸腾，士气百倍。虏人再失酋帅，禠气夺魄，求哀请命，惟恐不免。至是而后，许之以和，故能使狼子野心审知战之为害，和之为利，乃可长久也。彼其人怀章圣之恩而不忍负，畏章圣之威而不敢犯，虽百年无战可也。由是知和则不战，战则不和，而无惮于战者，是乃所以为和也。今之欲使北边保其和而不失者，惟其以章圣澶渊之役为法，无惮于战而已矣。茍无惮于战，彼其万一不顾和好之重，而称兵以南来，则吾所以待之者，亦惟声其背盟之罪，而会师以北讨，有进而无退，此不易之至计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惟事事乃其有备，有备无患」。将欲有事而无惮于战，必于无事之时先为可战之备以待之。战之所须者不一而足，士马也，器械也，城池也，赀粮也，刍茭也，舟楫也，俱不可以无备，而其要则以人材为先。两军相交，惟人材之裕然有馀者胜，而势之强弱、众之多寡不与存焉。谢安石挫苻坚于淝水，议者以为幸而胜，非也。坚之发长安，戎卒凡十馀万，骑二十七万，号称百万，旗鼓相望，水陆齐进，其势非不盛，而安石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，谢幼度为前锋都督，与谢琰、桓伊帅众共八万距之。虽众寡不敌，而较其人材之优劣，则幼度之徒固足以吞苻融、姚苌辈有馀矣。坚之登寿阳，望见晋兵部陈严整，顾谓融曰：「此亦劲敌，何谓弱也」？观此，则晋之人材可知已。是以虽有如林之旅，而其将士不竞，则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，而闻风声鹤唳，举以为王师至，又奚以兵多为哉！故养人材于无事之时，以待有事之用，不可不以为急先务也。凡天下之所谓人才者三：其一曰文章华丽，可以丹青帝典、藻饰王度者；其一曰持身严，操行确，所为周备谨密，初未尝有纤瑕微颣之可指者；又其一曰沈实通敏有用之才，可使谋帷幄、专方面，而能定难于犹豫之秋，应变于斯须之顷者。三者皆才之可贵者也，而有用之才为最难得。此其为才，以文采则未必过人，以细行则未能无缺，而沈实确然，有益于世。故为国家者，养才于閒暇之时，以待仓卒之用，必多得若人而后可。由前二者之才，其文非不工也，其行非不谨也，以之当平居暇日，羽仪朝廷可矣，一旦乘之以缓急，往往如贾谊所谓见利则逝，见便则夺，茍免而已，立而观之耳，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，非所与共患难者也。庞士元曰：「儒生文士岂识时变，识时变者在乎俊杰」。然则考其可与共患难者，亦在多得夫识时变之俊杰，讵可以专仗乎儒生文士哉！今之人材，弹冠应聘而至，星列棋布乎职位之间，可谓甚盛矣。然由前二者之才则多，而由后之所谓实用之才则或者犹患其寡。夫有用之才必待用而后见，今其未用之于临机制变之地也，何从而知其为寡乎？盖以近十馀年来，凡任职乎百官有司者，其畏谨退缩常有馀，而肯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。事无难易，惟在乎任之而已。平居而肯任事，是乃有事之日所以能任患也。边鄙不耸，上恬下嬉，惟是簿书期会之间，循绳墨、守规矩之不暇。茍有一利之可兴，一害之可除，虽心知其然，而嗫嚅趑趄，畏首畏尾，远嫌者不肯议，避谤者不敢为。如是而冀其任患，未易得也。用人之道犹张弓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馀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文章行艺之士不乏于此时，訚訚秋秋，如是足矣。惟是实用之才、智谋之士，可以备烦使而膺剧任者，要在于求之不病其广，得之不厌其多。所得之无穷，则其应天下之变亦且无穷矣。章圣澶渊之役，其一时人才所赖以制敌者，以其文章言之则未必工，以其细行言之则未能无缺，所以能挫强敌而夺之气者，一皆可用之实才尔。故其扈驾则王超、李继迁、高琼，其守禦则魏能、石普、张凝、田敏、王玙、贾宗、李延渥，其漕运则张齐贤、丁谓、董龟正、李亚荀，其约和则曹利用，此其大略也。若其他姓名见于国史者甚众。凡此人材，非其至于有警而后求，临战而后得也，其养之有素，则纵横颠倒，惟吾所用尔。盖天下之才随叩而鸣，随唱而应，未有吾以是求而彼不以是至者，特患不知养之于无事之日，而欲用之于有事之时，则仓皇四顾，莫知所为，果能定大业而立大勋乎？譬犹养木者必有以灌之溉之，则可以冀其为栋梁之用；养马者必有以刍之秣之，则可以冀其为致远之用。彼其号为实用之才、智谋之士，亦必翘然有以自异于人，而不甘与凡下者伍也。如能养之于閒暇，则为机益深，为力益锐，为志益广，出而任国家之事，宜其绰绰然有馀裕矣。不养而求其用，是何异不灌不溉而欲木之支大厦，不刍不秣而欲马之致千里，胡可得哉！伏惟秉钧之下，以章圣之既效者创为一定之规模，主张而力行之，则吾国益强，吾政益举，内治已立，何外攘之足虑哉？区区管蠡之见，幸赐钧念，某下情𢥠惕之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