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无馀欠本之性，以无取舍归之法，寄当而已，不复我费，则果谁为与者耶？分边理际，不贷不求，横复委重焉，殆将拒而不受，则果谁为得者耶？与无与，得无得，付之自尔之有生，则虽道犹强名也，何有于弊弊之言句哉？是故瞬目标指，自一妙明；搴帘韵竹，无非正真；拈花破睇，何有馀蕴；举桡杜口，坐获孤證。如是而足矣，亦谁暇寄风波于颊舌，栖疣赘于毫楮耶？虽然，道诚至矣，正求之而拘，旁求之而肆，微求之而匿，博求之而不类，则言者乃其寓也。道虽非言，而言果足以寓道，则诸佛以是逗慈而有一大藏教，诸祖以是逗机而为一时问答，势自不得不然耳。其虽欲胶喙三尺，高谢狻猊，惜辞费于纷纷之方袍，其可得乎？此古人之机缘语要，有至于重见复出，而西意恃以不泯也。庐陵仁山之隆庆有大禅伯，是曰利俨，爰自游方，邈有天悟，不勤师资，臻奥至壸。其所至道誉凛凛，犹麟师凤仪，一时禅衲，宗仰恐后。其机锋所投，犹孟劳仆姑，剸犀彻札，无留敏者。盖自熙宁之乙卯得元祐之辛未，中间十有七年，其该明心要，示徒垂手亦众矣，而传之在人者初不多也。予间从其徒求得之近是，然俨之徒犹曰：「吾师非滞于言者。其忘焉者我不得而知矣，其未忘而有在于是者，它日又皆痛剪苛扫，不啻卷云收潦，使尽去而后快，则此尚其多者耳」。予方尚少，已闻俨嗣法于黄龙之南禅师矣，是时黄龙之众数百，有问黄龙者曰：「将安视俨」？黄龙曰：「其视俨以我」。盖密契如此。若今东林之总、晦堂之心、罗汉之祐、洞山之文、仁山前住之闲，与师皆黄龙号法子之嫡者，而师之语最后见诸方云。故曰：佛图澄之门，豫章杞梓；道安之门，昆蓝琮璧；罗什之门，瑚琏簠簋；惠远之门，犀象齿革；慧光之门，孔翠羽毛；玄奘之门，沉檀兰蕙。师等数公，视此于黄龙之门，其无愧矣。序师之语，而又因以及诸公者，庶使后世知嗣法于黄龙者，皆不偶人也。孟秋二十有二日序。

自我祖宗惇叙邦族，大则疏封于爵土，次则通籍于闺台，并留京师，参奉朝请。然而世叙寖远，皇枝益蕃。属有亲疏，则恩有隆杀；才有贤否，则禄有重轻。今而一贯于周行，是亦奚分于流品？虽敦睦之道诚广，而德施之义未周。故廷臣数言，宰司继请，谓宜裁定，限以等夷。朕惟亲戚之间，经史有训，汉唐之世，典故具存。或以九族辨尊卑，或以五宗纪远近，或听推恩而分子弟，或许自试而效才能。或宗子之贤，得从科举；或诸王之女，自主婚姻。尽前世之所行，顾当今之未备。况我朝制作，动法先王，岂宗室等衰，乃无定著？因俾群公之合议，将为一代之通规。载览奏封，具陈条目。以谓祖宗昭穆，是宜世世之封；王公子孙，抑有亲亲之杀。若乃服属之既竭，洎于才艺之并优。在随器以甄扬，使当官而勉懋。至于任子之令，通婚之仪，凡曰有司之常，一用外官之法。佥言既允，朕意何疑。告于将来，用颁明命。宜依中书、枢密所奏施行。

予官琅琊，有以《退之别传》相视者，予反复读之，知大颠盖非常僧也。及后复得孟简所答退之之书，则曰若大颠者果常僧耳。而《别传》乃以为孟简所纂，疑二者必有一伪焉。要之，答退之之书，其文俚，而《别传》则非深达先王之法言者莫能为也。退之《答孟简书》盖在袁州之后，其书尚深訾浮屠，岂易信人者其守易政之言果验耶？抑实未尝知《别传》所载，而为大颠所屈耶？虽然，《别传》之言，予意退之复生不能自解免，得不谓天下之至言哉！予尝患浮屠之盛而嘉退之力能诋之，疑柳子厚之徒又诋退之之学。及观退之所言，果如子厚不为过也。噫！浮屠之说流于今而愈盛者，岂其道诚不可改而天卒相之耶？吾所不能测也。庐陵欧阳修题。

问：孔子断《书》，自唐虞而尧舜谓之典，言常道也。荀子独曰五帝之间无传政，「道不过三代，法不贰后王」。夫孔子之所取，而荀子之所去。然则荀子以《书》为不足于政乎？天时、地化、人事之纪，盖三代异正，而孔子于时则行夏。或忠，或质，或文，盖三代殊尚，而孔子于文则从周。二者前乎此，尧舜何其未尝用？后乎此，时王何其莫之革也？然则荀子于此，言「道不过三代，法不贰后王」，其意亦奚不可哉？孟子取龙子之言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夫道诚不可以过三代之治，有法善，有法不善，则后王所循，虽欲为不贰，可得乎？孔子、孟子、荀子，学者之所从焉以正疑，殆今必居一于是，愿折衷之。

问：孟子拒杨墨，荀子亦非墨子，扬子又曰「杨墨塞路」，以三子之言，墨子果有悖于圣人之道而不可用也。韩退之云：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，不足为孔墨」。观其说，墨子又若无悖于圣人之道而果可用也。墨子之书，颇见于时，是尧舜而非桀纣，圣人作焉，决不可废。尚同、兼爱、右鬼、尚贤，推极其言，亦有异于孔子之道乎？其无有乎？孔墨同，三子唱言而深拒之，何哉？其道诚异，退之又何取之而不畏后人也？四子者皆圣人之徒，然其所尚之异如是，得无说哉？深于道者为余言之。

新吴县之阛阓，有西晋刘真人道诚炼丹所。永嘉二年丹成天隐。梁大同元年，其地为开业观。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元赐今额。及建炎、绍兴，夷狄乱华，香火不续。逮冲贞大师熊元泽来主观事，支倾庇漏，观宇复整。乃图建《道藏》。鸠工弗竟，子唐若冲承之，而后子陈端一承之。嘉定十有一年，藏雄伟翚粲，宝轮飞动，镂华饰金，晃于他所。属记于予。夫日昃而昼，月昃而夕，天地之轮也。春徂而暑，秋徂而寒，四时之轮也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死生之轮也。斗北而虚，斗南而盈，万物之轮也。天道寓于一轮，士民观听，醒然有觉，知二气周流，洪钧不息，一元运转，其机不停。扬去诸恶，挽回万善，尸居而龙见，渊嘿而雷声，神动而天随，超出乎醒生梦死，而融天地四时万物为一，神与无方，易与无体，则轮乎轮乎，枯木云乎哉？一静一动，互为其根，阳变阴合，而金木水火土生焉。生生不穷，循环无始，则太极之妙，同此一机关也，同此一枢轴也。世界可藏于一粟，山川可煮于一鉎。是藏之立，乾不可以旋乎，坤不可以转乎。形而下者器也，形而上者道也。藏也者，其形而下者乎。端一，赤城人也，慕丹霞，仿司马子微之遗风。形而上者，其昭彻焉，以须真觉。

正月一日，兄大宋皇帝，致书于弟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。岁籥更端，物华蕃始，想极亲闱之奉，举迎邦祉之休。欢笃善邻，礼申常聘，庶因晨夕，为道诚悰。今差某官充皇太后正旦国信使副，有少礼物，具诸别幅。专奉书披述，不宣。谨白。

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，慕是而羞非。然善且是者盖寡，恶且非者实多，何哉？皆物诱之也，物迫之也。桀、纣亦知禹、汤之为圣也，而所为与之反者，不能胜其欲心故也。盗蹠亦知颜、闵之为贤也，而所为与之反者，不能胜其利心故也。不轨之民，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，而冒行之，驱于饥寒故也。失节之臣，亦非不知反君事雠之可愧也，而忍处之，逼于刑祸故也。况于学者，岂不知仁义之美，廉耻之尚哉？斗升之秩、锱铢之利诱于前，则趋之如流水，岂能安展禽之黜，乐颜子之贫也？动色之怒、毫末之害迫于后，则畏之如烈火，岂能守伯夷之饿，徇比干之死乎？如此，则何暇仁义之思，廉耻之顾哉？不惟不思与不顾也，抑亦莫之知也。譬如逐兽者不见泰山，弹雀者不觉露之沾衣也。所以然者，物蔽之也。故水诚清矣，泥沙汩之则俛而不见其影；烛诚明矣，举掌翳之，则咫尺不辨人眉目。况富贵之汩其智，贫贱之翳其心哉？惟好学君子为不然。己之道诚善也、是也，虽茹之以藜藿如梁肉，临之以鼎镬如茵席。诚恶也、非也，虽位之以公相如涂泥，赂之以万金如粪壤。如此则视天下之事，善恶是非，如数一二，如辨黑白，如日之出，无所不照，如风之入，无所不通，洞然四达，安有不知者哉？所以然者，物莫之蔽故也。于是依仁以为宅，遵义以为路，诚意以行之，正心以处之，修身以帅之，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！《大学》曰：「致知在格物」。格，犹捍也，禦也。能捍禦外物，然后能知至道矣。郑氏以「格」为「来」，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。

牒，奉敕：自我祖宗，惇叙邦族，大则疏封于爵士，次则通籍于闺台，并留京师，参奉朝请。然而世绪寖远，皇枝益蕃。属有亲疏，则恩有隆杀；才有贤否，则禄有重轻。今而一贯于周行，是亦奚分于流别？虽睦姻之道诚广，而德施之义未周。故廷臣数言，宰司继请，谓宜定正限以等彝。朕维视戚之间，经史有训；汉唐之世，典故具存。或以九族辨尊卑，或以五宗纪远近，或听推恩而分子弟，或许自试而效才能，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，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。尽前世之所行，顾当今之未备。况我朝制作，动法先王，岂宗室等衰。乃无定著？因俾群公之合议，将为一代之通规。载览奏封，具陈条目，以谓祖宗昭穆宜从世世之封，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。若乃服属之既竭，洎于才艺之并优，在随器以甄扬，使当官而勉懋。至于任子之令，通婚之仪，凡曰有司之常，一用外官之法。佥言既允，朕意何疑。告于将来，遂颁明命。噫！自义率祖，既殊升降之文；因时制宜，斯尽变通之利。咨尔宗盟之众，固多博识之伦，奉承新书，当体朕意。

窃以宗社之计，帷幄之谋，制之在相公，断之在明主，诚非小官晚学疏贱浅薄者所可议其万一也。虽然，国之与家，事均一体，国安则从而安，国危则从而危，故敢忘其狂僭，以犯嫠不恤纬之罪，岂敢效相公忧国之心哉，亦以谋身而已。三思越职僭分之愆，稿成复削者屡矣。乃承相公在泮之日，和颜忘势，俯询刍荛之言，仲友虽至愚，敢不效其区区？伏自狂虏送死淮南，亟取夷戮，于今七月矣，中国外攘之策弥无底止，窃闻于士大夫之间，大概三策而已：越淮而战，一也；沿淮而守，二也；夹江而戍，三也。三策不早定则为谋不专，为谋不专则为备不豫，以犬羊阴狡之谋而以不豫备应之，其为患可胜言耶？试以今日之势，妄论三策之得失。夫越淮而战，最上策也，何则？天下之最可愤者，孰大于君父弟兄之雠？所可耻者，孰大于宗庙陵寝之辱？所可哀矜而痛惜者，又孰大于亿万苍生污腥膻而坠涂炭耶？为此三者，忠臣义士泣血痛心几四十年矣。今不因狂虏之败盟、中原之思宋，奋其武怒，以为恢复之计，此时一失，遗民向尽，南北之势遂定，英雄得之，反为万世子孙无穷之忧，故曰越淮而战，最上策也。虽然，天下未有无其本而有其末、无其事而有其功者，使吾兵强而众、将智而勇，罗落周密，财力充裕，中原有响应之诚，狂虏有必败之势，长驱而前，一战而定，忠臣义士孰不愿之？今乃不然，将不抚士，不足恃也；士经新衄，未可用也；长淮以南，鞠为丘墟，而无籓篱之固也；鬻爵度僧，尽用弊法，而无岁月之储也；向义之民惩陈、蔡之祸，有狐疑之心也；新立之酋袭累世之业，未见可取之形也。设今欲为进取之计，必以重兵镇临淮、下蔡，以引北方，虽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。夫二镇者，淮南之门户也，为国譬如家，今有据人之门户而主不争，必有深谋存乎其间，不然则必争矣。吾将分兵以屯，则不足以禦虏之争；将悉兵以屯，则后无精锐以为之继，使虏兵四合而外援不至，则守不固。以全师而不能固一城，则事势去矣。此其危道一也。二屯隔在淮北，而长淮可涉之处甚多，若虏以数万人缀吾二屯，而简精锐径渡他所，以捣吾之虚，则二屯必退而自救，一去城守，腹背受敌，彼先据吾便地，主反为客，有必败之势。设欲坚守以牵制其后，则吾之江上备禦必寡，而虏之奸计得以行矣。此其危道二也。虏若深知吾情，以万全相困，尽空河南以诱我师，坚守河北以待吾敝，吾将缓而不进，则无以慰中原之心，进而无得，则何以为持久之计，旬月之间，情见势屈。马肥兵合，彼以十万骑徐驱而来，彼众我寡，彼逸我劳，陈之平原，步骑不敌，元嘉之事，商鉴不远。此其危道三也。有危道三而欲进取，众人之所寒心，安得不少加隐忍，以为一二年后图之计乎？越淮而战，既未可轻议，故有沿淮而守之策，虽然，守淮亦不易也。自安丰至于楚，上下七百里，当屯者五，内为五屯之后，继当屯者三，大屯二万，小屯一万，略计用精甲十二万人，而辎重不与焉。料今诸军，未及此数。若兵少而强欲分之，形势寡弱，篱落不固，一处失利，望风引退，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。又观自古号为重镇者，皆城池高深，守禦备设，粮储充衍，兵力强盛。贼方远来，利在速斗，吾则因变制宜，以长策持之，可战则战，可守则守，战不战，常在我而不在敌，吾制其权而敌反从之，故其强易弱也。今自淮以南，大镇皆无城池可恃，惟寿春仅有之，而城守之备百无一有。狂虏之来，吾之诸军度其不可固守，则怯者退保，而勇者侥倖于一战，舍吾所长，堕彼之计，彼所以易为力，吾所以难为功也。又况合肥以北，水运不通，近者钟离、寿春屯军甚寡，而旬月之间时告匮乏。若钟离、寿春、安丰皆宿重兵，则馈运之夫不减数万，淮南归业之民既不可役，江南本根之地又难重困，未知何以继之？议者欲以运船入淮，此又非长策也。自泗至濠，自濠至寿，至安丰，相去皆二三百里，深涉敌境，溯流而上，虏若以轻兵抄之，粮食舟船悉以资寇，可不虑乎？比者陆运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，水运兵稍仅达淮阴，亦或群聚而舍去。人情岂不愿忠于国，诚畏死亡而恶劳苦也。议者曰：「吾兴屯田矣，粮不患乏也；吾招降附矣，兵不患寡也；吾作堡塞矣，守不患弱也」。此又不然。兴屯田而兵不足以护之，赍盗粮也；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，遗贼禽也；作堡塞而兵不足以援之，为寇守也。祖逖尝屯田谯北矣，熟则寇至，行之数年，不得其利。褚裒尝纳鲁群之降矣，覆师代陂、河朔二十馀万口，皆不能自拔。南唐白甲军屡败周师，卒无预于淮南之存亡。抑又有甚不可者，屯田应募之人，大抵强壮者一，而老弱居其六七，以次农夫所食计之，岁虽大穰，仅能糊其口，稍有凶旱，固不足以自给，况敢望其有馀以省馈运乎？今种艺之时既已久矣，北来之民且当坐食，官不廪之则立见饥困；欲常给之，则望来岁之麦犹甚远也，旷日持久，赈救不逮，则新附之民群聚为剽，与旧民势不相安。郡邑之吏，恩信不足以怀，威令不足以禁，一夫异心，祸不可测。此其甚不可一也。重镇臂也，堡塞犹指也，臂之不存，指将安附？今吾两淮重镇既不可恃，而欲恃堡塞以当虏人，是犹废其两臂而欲责十指之用也。牛虽瘠，偾于豚上，其畏不死。郭默、李轨皆以奇才为坞主，而后无大援，终不能撄石勒之锋，则下于二子者又可恃乎？况两淮事体与旧不同，去岁未及收成，虏骑已入，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储，稍可持久，今一旦荡尽矣，秋高寇至，馀粮栖亩而驱之入堡，将何所得食？与其聚为饿殍，孰若纵其避寇，尚可以苟生乎？此其甚不可二也。二者既不足恃，而欲以单寡之师沿淮而守，诚不易也。故有夹江而戍之策焉，其说曰：「我师可守而不可以战也，淮南可以轻处而不可以重镇也，朐山可迁也，泗、寿可弃也。吾画长江而守之，彼岂能轻舍戎马以与我争舟楫之利也？吾举淮南而空之，彼岂能千里馈粮以与我为持久之计也？吾以东军屯广陵，西军屯历阳，以为夹江之形势，小入则逆而击之，大至则避而守之，蓄锐以待其敝，徐行以蹑其归，此诚因时量力之计」。然以理揆之，则有不可者八焉。自古迄今，但有劳师费财以争要害之地，未有举数千里尽弃之者。淮南我之籓篱，失淮南则长江之险与彼共之。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一也。国家财用与古不同，京口、建业与行在之兵所仰给者，半出通、泰，去岁虏骑临江，曾未月馀，而二屯有乏财之虑。若弃广陵，则二州不守，是不战而坐自毙矣。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二也。朐山自古为重镇，在今日尤为要害，盖昔都建康，则海道乃牵制之师；今都武林，则海道为腹心之疾。朐山之存亡，实关江南之利害。去岁幸天赐我以开海上之功，今若委而去之，则山东之动息有不得而闻者，岂不殆哉！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三也。淮南之地，土皆膏腴，虏若以重兵扼广陵、历阳，而以馀军为屯田之计，因其农隙城而守之，则吾之势蹙矣。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四也。晁错言中国之长技五，匈奴之长技三，今之黠虏兼而有之，其不及江南者，舟楫而已。去岁采石之战，虏船乃仓猝所造，例皆薄小，操舟之人，又非便习，故我师击之易于拉朽。及其据广陵也，控引清河艨冲，用濒河棹手，刻期将济，京口为之震动，虽胜败未可知，亦已危矣。今若轻弃淮阴，使复行前日之计，则吾之长技，将与彼共之矣。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五也。长淮之滨，诚为难守，然其间山川之阨塞，可以控制而要击者非一也，今将尽弃以纵敌，是不断大岘之说也，是不塞成皋之说也。长江之上，首尾隔绝，可挠之处甚多，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，亦不易矣。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六也。自虏败盟，荆襄、巴蜀之师喋血以收故地，尺攘寸取，犹未有济也，一旦纵敌，使以重兵临江，而以旧境要吾之成，吾将拒之则不能无惧，吾将许之则恐绝中原之望，失将士之心，疑惧交战而间隙生矣。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七也。议者曰：「吾非弃淮南也，特不以重兵远去而观事之可否耳」。是又不然。广陵、历阳皆非控扼之要地，贼若水陆并进，而我师汎舟于江有还顾之心，其势必不战而退。强寇在前而欲退师，则瓜洲、杨林是其成鉴。如此则名为夹江而戍，其实已弃淮南矣。此其不可者八也。夫自三国分裂，以及东晋、南北、五代之际，江淮战守之术未有不出于三策者，今乃曰皆未可用，是终无策而可乎？不然也。泥古人之迹而昧当今之宜，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适当今之用。兵之为道诚多变矣，其大要不过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而已。今之所谓天时，虽不论可也，所急者地利耳，所赖者人和耳。分屯淮阴、盱眙以捍清河，堰瓦梁、固清流以扼中道，阻下阁、重山之险以守淮西，此因地利之说也。广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，明赏罚以悦人心而励士气，严保伍以禁奸民而助军势，此致人和之说也。地利有二：有自然之地利，有使然之地利。自然者非人不守，使然者非天不因，不可不加察也。淮东最为今日要害，而清河又当虏人舟船之冲，淮阴、盱眙是其控扼，其地多水，非骑兵用众之地，曩者凶酋固尝畏之。惟广陵以西、滁阳以东，平原旷野，利于用众，昨虏渡淮，分兵东驰，三日而入滁阳，五日而战六合，七日而至仪真，乃绕出淮东军后。邵宏渊以众寡不敌，力战而不能抗，非将士之过，失地利故也。滁河翕受淮东众山之水，瓦梁居其下流，堰而潴之，六合西北可使浸为大泽，沮洳泥淖，骑无所骋；环滁皆山，而清流关为之喉襟，其地险阻，亦可为控扼之处。此淮东之地利也。淮西自合肥以北，平原千里，惟利骑战，而我师经杨林、瓜洲之衄，丧马甚多，不可弃吾险阻与彼争利。惟山口以东至于青阳，重冈复岭，非用骑兵之地，宜因而设险，以为拒守之计。此淮西之地利也。今去防秋不两月，宜速遣材智强力之士与谙晓渠堰者，往视瓦梁之利害，而程其功用之多寡，速发江南旁郡丁夫，募淮南游手与大军杂作，既成则置屯其上，以千人守之，时其缮修而防其盗决。仍遣军将之明练与干官之材敏者，同往清流，视其关隘而营筑之，并诸山之间道，茍可以过师者，皆相视焉，可堑则堑，可栅则栅，或累石以隘其道，或槎木以塞其径；不可塞者，则置候望以守之，仍以便地筑垒以示持久。四山凭高之处，多置烽燧以伺察警急；又遣官属往合肥之军，与其主将亲自按行，自山口达于青阳，凡可以为关隘者稍加人力，如清流之制，则两淮之形势成矣。形势既成，然后悉淮东之军分屯于淮阴、盱眙，而以偏师屯于滁阳；悉淮西之军分屯于合肥、居巢、含山，而以偏师屯于舒城、寿春、钟离、安丰，留马军一二百骑列铺以为斥堠。虏之未至，使将士解甲休息，牛酒日劳，以养其锐气，又使募其民以为向导，相与弋猎，驰骋出入乎山泽之间，以习知其道里远近、曲折险易之处，山泽高下、扼塞要害之形，无间新远，莫不毕至。虏若来寇，则淮阴、盱眙之军临朐，而淮东之守固矣。虏之小入，则合肥之军简吾精锐逆击，以挫其前锋；居巢、含山之军分扼下阁、柘皋、青阳之险，以虞其冲突。虏若大至，则合肥之军亦敛众以就柘皋之屯，据险而守，勿与之轻战；舒城之屯不易其处，以蔽庐江，而淮西之备设矣。虏欲进不可，而急于与我斗，则其情易见，然后乘间伺隙，出奇合变，利以诱之，伏以待之，吾既习其地利而彼轻堕吾之计中，可一战而破也。此说诚行，有三利而战胜不与焉。兵屯便地，水运流通，人力不费，军食不乏，一利也；虏之间探必知吾情，守备既修，奸谋自阻，二利也；险塞既成，居民有恃，流冗来归，物力渐复，三利也。议者必曰：「淮阴、盱眙未易守也，刘锜以全师据之，卒舍而退，今之将士，能否未可知，而必其守，可乎」？是不然。锜非败而退也，虏出其后而归，以自救也。今瓦梁既立，清河既固，无后忧矣，淮东之不可弃，其辨之已详，又何疑焉？议者又曰：「瓦梁，吴之涂塘也，孙权作以淹北道，用兵十万人，其功力必大，今能为之乎」？是又不然。吴之役在魏境，而广陵去棠邑不四舍，故必重兵以护之，而又并力以作，筑城以守，用人不得不众。今吾乃作于内地，必不若是之烦费可知也。就令用工十万，其费几何，而能省兵数万，亦何惮而不为？思小费而忘大患，非良策也。议者又曰：「瓦梁之下，良田何啻万顷。今堰一成，漫为陂塘，所失大矣。利未见而先睹其害，人谁乐从」？是又不然。虎豹之为害也，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也；蛟蜃之为害也，竭泽不顾渔人之网罟也。今将捍天下之大患，而恤区区之田，不已闇乎？两淮膏腴，何啻千里，皆为荒榛，谁能恤之？又况此堰一成，其旁高仰之田必为沃壤，民从而耕之，是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也，复何虑乎？议者又曰：「南唐岂无瓦梁，而周师乃自清流以趋六合，方冬水涸，岂能断虏来之道乎」？是又不然。吾作瓦梁，非以断道也，既守清流，又以为重险也。浸其平原，要之隘路，虏与我师竞逐乎寻常丈尺之地而无所用其众，争衡乎沮洳污泽之中而无所骋其技，彼虽至愚，岂肯轻涉絓地以自入于天牢地陷之间哉？议者又曰：「清流之险不足恃也，皇甫晖以数万人守之，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，况欲以偏师守之乎」？是又不然。天下无不可守之险，剑阁、长江亦尝失利，又可弃而不守乎？太祖皇帝神武也，且有天命，皇甫晖庸将也，以十倍之众不能持久而仓猝于一战，是以取败，安可以常理论哉！虏知吾设重险以待之，必不用大众而以偏师来，吾亦以偏师当之，且得地利，无患不胜。矧吾步卒精强，短兵便习，以寡可当虏人之众，固不待兵之多也。议者又曰：「淮东之地诚不可弃，寿春、合肥皆为必争之地，又可弃乎」？是又不然。地有常险，兵无常势，以常理观之，寸地亦可惜，以权宜论之，力所未及，不得已也。淮东、西地利不同，吾之为守不容不异。窃又譬之壮夫之搏虎以力，羸人之搏虎以智。以力者攘臂而下车，操戈而前斗，与之决一旦之命，此力战之势也；以智者设其陷阱，张其机弩，使之咆哮而前，自堕吾计，此设险之势也。去岁，我师甚可禦寇，不幸将非其人，不战自败，既失所谓壮矣；今士气不振，军行单寡，殆如羸病之人，得不变而用智乎？议者又曰：「若轻寿春则光、黄无援，虏将自彼而入」。是又不然。光与蕲、黄相去皆数百里，水运不通，非用大师之地。若分兵而来，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，而以襄汉之师声援其后，势必可解。假使吾之重兵屯于寿春，岂能禁虏之不向弋阳哉！议者又曰：「古人皆疾战以定天下，守险抑为下策，不足用也」。此又不然。新造之国与已成之业不同。草昧之初，英雄无定主，生民无定志，事成则帝，不成则虏，亟战以决雌雄，诚不容缓。至根本既立，人民既安，较之一掷，不若出于万全。今日之业虽未大成，要以安国家、定社稷为主，不可轻也；又况战守常相因，战所以为守，守所以为战，初无定形，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。议者又曰：「淮西重山之险不著于传记，前人未之守，何足恃乎」？是又不然。天下无常势，或分为十二，或合为六七，鼎峙而为三，中分而为两，莫不各设险以固其国，岂山川必若江淮而后可乎？战于平原，粗得地利犹可胜敌，孰谓连山之阻，从而修之不足为阻乎？曩岁败虏于彼，盖由我得地利，而下阁为之牵制；王权之弃昭关，由不守下阁，而虏师入之，遂出我师之背，此又成败已然之效也。议者又曰：「陆运之夫尚谓劳费，筑堰修险，其何以堪」？是又不然。事有轻重，时有缓急，人皆知之。民情虽好逸而恶劳，亦必好生而恶死，孰肯以负担版筑之勤，忘蹂践囚奴之苦哉？与其飞刍挽粟而徒费，不若治堰设险而有用也。议者又曰：「去岁虏退，亡失已多，夹淮诸郡，亦皆荒梗，其势未能再举深入，何必先为烦费？来而图之，亦未晚也」。是又不然。彼若果有内衅，未能大举，或知吾有人，不敢轻动，诚恐有之。然解纷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抟撠，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虏若有谋，必攻江淮以求吾成，则关中、山东之师不战而自退，安可恃其不来乎？使吾设险于此，而虏不敢南下，则吾已全胜，此上兵伐谋之说也。至而图之，将噬脐矣。议者又曰：「审如此策，能保我师之必胜乎」？是又不然。仲友所论者，地利耳，抑又有人事焉。若百将一心，三军同力，虽百万之师、滔天之寇，犹可败也。若将不恤士，士不用命，虽金城千雉，天堑万里，犹难恃也。故仲友敢献人和之说。窃观自古江南之兵，未有如今日之寡者，盖古者军民一道，故民富则兵益多。今日兵民异道，故兵多则民必困。加之息兵以来，奸臣误国，诸处大帅任用匪人，隐滥尺籍，名存实亡，朝廷平时眩于虚数，恃以为安，一旦出师，乃飞檄而请救，今虽知之而未能覈也。料今现兵以守两淮犹恐未足，而大江以南，京口、建业本根之地，殊未有以镇之，万一不捷，何以为继？又观近日军情骄而易怨，稍不如意，浮言胥动，上下茍且，几有臂指不相运掉之处，彼谓国家恃我为命，而他未有以制之，其势不得不尔。若吾在内之军足以当之，则恩易以制而号令行矣。虽然，朝廷尝令诸将募兵矣，既所得不多，其间复有冒滥，今将如何而广之耶？仲友以为今日招兵不当于沿江诸郡，人情谁不恶死？彼目击两淮诸军战斗死伤、暴露疾疫、道路流离之祸，虽有重赏不能使之为兵，彼之所畏，有重于所欲故也。惟山越之民剽悍轻疾，类以私贩自业，曹聚为群，动辄数百，豪民以气力相高，蓄养游手，教习兵器，颇成部曲。若于闽浙、江湖素号风俗强犷之地重立赏募，能招集强壮、堪充行阵及五十人者，则命以军功之官，使长其人而食其禄，递而加之至于千人，各有等差；其有愿为屯田之兵者，则一以当二，倍加其禄；州县之官能募及其数者，比类赏之。如是则私贩之党与豪民之部曲、与游手之民，皆可号召而至，不数月而十万之众集矣。又于沿海诸郡山多材木、水道流通之处，多造战舰，令至千艘。富人能以私财为官造舟者，计其工费，视募兵推赏，然后以所得兵分二屯驻之江上，以为淮军声势，战舰水军布列津要，以备缓急，各选宿将之宽厚得众、纪律整肃者为之长。示之战阵，使知方圆曲直之形；勒之金鼓，使知坐作进退之法；教之武艺，使知骑射击刺之便。以身拊循，教而勿诛，以信率励，宽而勿纵，使其稍稍习熟，上下相安，将知士心，士识将意，明之以号令，示之以赏罚，教之既成，然后用之，将何施而不可哉！此广招募之说也。古语有之：「赏罚中则兵强」。人孰不爱其生，今使之履锋刃、蹈矢石，出入乎万死一生之地者，岂他术哉？重赏诱乎前而严刑驱乎后耳。其可使之不当乎？虽然，朝廷尝窜王权、刘汜矣，又易成闵、戚方矣，又不吝厚赏以答战胜之勋矣，今将如何而明之耶？仲友以为兵之刑赏不当专以成败论，要观其用命与否耳。《甘誓》曰「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」是也。去岁，诸将固有于尉子之战，驰入万众以救姚兴身被重创者矣；于杨林之退，身履兵刃，励士力战，为诸军断后者矣，而赏未有当功也。固有身提禁旅、来援淮右，首鼠观望，旬日不进者矣；有安坐旧屯，妄奏克捷，劫执降人欺为卤获者矣，而罚有未当罪也。又况六合之战未见显赏，淮西之败未见严诛，则未厌人心之甚也。仪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战，虏兵数万而我师不满三千，弓折矢尽，力战不休，继虽引退而虏犹踌蹰不敢径进，刘锜得以退师，此战与有力焉，未见显赏，何以励敢死？去岁淮西众力不少，器械精新，望风引退，长淮失险，偏师死斗而勿救，健马尽弃而不顾，杨林踌践，由权先奔，两淮涂炭，由权纵敌未即严诛，何以谢天下？今天子既以大权全付相公，罚罪赏功在此一举。劝惩既行，将士畏慕，虽使之赴汤蹈火犹可也，而况他乎！此谨赏罚之说也。荆扬之民，天性轻剽，易动难安，边境拿兵，锐师悉出，远方传闻常多失实，奸人乘之煽惑，愚众潢池弄兵，不可不虑。州郡之兵素无纪律，骄惰成风，去岁调发已出勉强，涉冬而归，颇多死丧，今秋复发，其势倍难。畏死偷生，亦何不至？可潜消二变者，莫若保伍而已。虽然，去岁朝廷尝下保甲之令，州郡行之，扰民无益，今将如何而严之耶？仲友窃以为天下之事，讲之贵乎熟悉，行之贵乎果断，保甲重事也，周之乘马，齐之内政，唐之府兵，不过乎是。去岁乃因人言，率意下令，初无法制可以遵守，郡邑人自为政，岂能不扰？今若博询众人之言，详问四方之俗，熟究其利害而悉为之法制，使郡邑有所遵守，亦何患其扰哉！行伍既成，则不独保乡闾、察奸盗而已，可以漕运，可以守禦，可以据险塞而张疑兵，可以治濠堑而修壁垒，举沿江诸郡分番而迭用之，数万人易得也，其为兵之助，不亦大乎？是严保伍之说也。三说诚行，先有三利，而战胜不与焉。军声既振，勇气自倍，黠虏闻之，丧其精胆，一利也；犷悍之夫，悉去为兵，善良安居，内无窃发，二利也；内外相制，威令易行，保伍严密，奸人必获，三利也。议者又曰：「江南之兵类皆脆弱，不可持久，不若广招降附，募其壮者以为兵」。是又不然。自古南北相持，南兵常以寡当北兵之众，以一当十者，史传屡见之矣。项羽以江东子弟八千转战中原，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，刘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斩梁成，陈庆之以白袍六千乘胜入洛，南兵之精强如此，顾其将何如耳？议者又曰：「今使富人纳赀而与之官，彼犹不愿，矧使之募兵，其谁从之」？是又不然。鬻爵之令不信于民久矣，彼以无事之后，必为弃物，是以不愿。今募兵则军功也，又不待参选而已食禄，是朝费而夕荣也，且有功名之望，其谁不欲？矧私贩之魁首，奸恶之囊橐，一旦应募，则去盗贼而为王官乎？虽然，必重其赏而不可以吝，赏薄则人必不从。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，不过千官而得十万众矣。今一捷而受赏者数万人，冒滥甚多而不能吝也，何独于此而吝之？议者又曰：「以今现军而财力不给，今欲遽增十馀万众，则金谷、器械、赀储之费，何以给之」？是又不然。曩者拿兵之际，数大将之屯，其兵数殆倍于今，彼时既能给之，岂今而乃不能。盖开合敛散之未善，而耗散侵盗之尚多也。今欲强国势而立主威，非兵曷济？乃欲以乏财废之，将坐待其毙乎？议者又曰：「熙、丰保甲之弊，人皆知之，今乃欲蹈其辙，不亦难乎」？是又不然。井田之制，新室用而乱，唐室用而治；车战之法，马隆用而胜，房琯用而败。法之善否，亦在人而已。祖宗之时，海内久安，朝廷之兵不下百万，无故而兴保甲，人是以扰。今时方艰难，兵势寡弱，人有自保之心，因时而利导之，不亦可乎？但当熟议而谨守之，不当因噎而废食也。议者又曰：「山泽之民既多喜乱，一旦结为保伍，使之私习战斗，无乃导之为乱乎」？是又不然。天下之民善恶常相半，惟善者无以自保，则恶者得以肆行。保伍既立，则善人安而恶人惧矣。若重城郭而轻郊野，使有以十制一之势，旌旗器械悉藏诸富民士大夫之家，而细民不得而私有，亦何遽至于召乱哉？议者又曰：「今之民力已匮乏矣，朝廷方将责其助君之须，又使之为保甲，有旌旗、器械、金鼓之费，不几于重困乎」？此又不然。保甲良法也，非乘有事之际不可以兴，彼富人者，类皆高赀而多怨，尤惴惴有寇攘之忧，今吾之法将以卫而安之，彼亦何吝乎一时之费哉？若择其邻里士大夫之贤者而统率之，亦不患乎扰人矣。由前之说而得地利，由后之说而得人和，因之以天时，持之以岁月，则设险之策可进而为守淮，守淮之策可进而为攻取，利则可为恢复，退不失为固守之计矣。虽然，此特区区管见，不足进于相公之前，抑又有私忧过计者。自古大臣分阃外之权，任天下之重，内必有同心之贤以济其谋，外必有实用之材以办其事。大臣之于君，诚有鱼水之亲也，诚有云龙之会也，然而握大权，制重兵，其情虽亲，其迹易疑。至明蔽于肤受之愬，慈母惑于三至之言，虽郭子仪之忠见害于元振，则功或不究，必有忠信哲艾之士，谋谟足以动悟人主，忠力足以折服奸伎，以为吾之内助，则君不疑而谋以济，若李西平得陆宣公为之主是也。大臣之于事，智谋诚足以察也，器识诚足以任也，然而运筹决胜者，不亲汗马之劳，发踪指示者，必有获兽之犬，茍违节度，易于取败。虽诸葛亮之贤，见误于马谡，则事或不成。必有战胜攻取之将，忠义足以感三军，智勇足以应万变，以为吾之外助，则力不劳而事已办，若裴晋公得李光颜为之战是也。相公忠孝贯日月，德望冠本朝，天下之士莫不延颈归心，乐为之用，诚不患其无人。然恐万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，以害为山九仞之功，岂可不深思而熟虑哉！仲友愚无所识，不胜忠愤激切之情，辄贡狂悱，惟相公少加择焉，天下幸甚（《悦斋文钞》卷三。）。

据文意，「镇」字下疑脱一「犹」字。

敕具官某：朕尝稽之周制，内宰隶于天官。夫古道诚未易复也，至于建隆旧章，尚有宣徽院之籍，今亦废矣，而别为北司。则为之长者，顾不当谨择其人乎？是用命尔以肃禁中。盖亲近之久，识察之详矣。其益靖共，以身率属，毋使外廷谓汝不称。可。

问：君子之学，必先正其心术，而不惑于异端邪说，然后圣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。苟惟心术不正，而异端邪说从而陷溺之，望其入圣人之道，犹航断港绝潢而欲求至海，不亦难乎？昔吾夫子既没，而杨朱、墨翟者窃仁义之一偏，而唱「为我」「兼爱」之说，以乱天下。幸而有孟子者出，辞而辟之，杨、墨之害息而人心复归于正。孟子没，有申、韩刑名之学、黄老虚无之说，簧鼓于世，其为害又甚于杨、墨，而世之儒者往往堕于其间而不悟。以贾谊之美才，犹明申、韩，司马迁之博学，犹尚黄老，况其下者乎！当时不惑其说，毅然而麾之者，一扬雄氏而已。自汉室之东，而西方之教流入于中国，时君世主尊尚其说，遂与孔老并立，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。王通隋大儒也，犹称其为圣人，白居易唐贤人也，犹酷嗜之，晚节用其教以理性，况众人乎！当时不惑其说毅然而力排者，一韩愈氏而已。夫异端邪说之移人也，愚者信之可也，而智者惑之，何耶？不肖者信之可也，而贤者惑之，何耶？里巷之人信之可也，而缙绅士大夫惑之，何耶？岂异端之学亦有以过人，而其道诚可与尧舜周孔抗衡于世耶？岂贾谊、司马迁、王通、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，而孟子、扬雄、韩愈辟之麾之排之者非耶？夫以其说为真可信也，则与吾尧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；以其说为妄也，则世之屈己以尊崇之者，又皆吾儒之杰然者焉。孟、扬、韩三君子不世出，无有与之辩者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历久必差，自当改法。恭惟列圣临御，未有不更历者，独靖康偶不及此。今《统元历》行之既久，其与天文不合固宜。况历家皆以为虽名《统元》，其实《纪元》，若《纪元》又多历年所矣。历术精微，莫如《大衍》，《大衍》用于世亦不过三十四年，后学肤浅，其能行远乎！随时改历，此道诚不可废。抑尝闻历不差不改，不验不用。未差无以知其失，未验无以知其是，失然后改之，是然后用之，此刘珙要言至论也。旧历差失甚多，不容不改，而新历亦未有明效大验，但比旧稍密尔。厥初最密，后犹渐差；初已小差，后将若何！故改历不可不重也。谨按仁宗用《崇天历》，自天圣至皇祐，其四年十一月月食，历家言历不效，诏以唐八历及本朝四历参定。历家皆以《景福》为密，遂欲改历，而刘羲叟独谓，《崇天历》颁行踰三十年，方将施之无穷，兼所差无几，不可偶缘天变，轻议改移；又谓古圣人历象之意，止于敬授人时，虽则预考交会，不必吻合辰刻。辰刻或有迟速，未必独是历差。仁宗从羲叟言，诏复用《崇天历》。羲叟历学，为本朝第一，欧阳修、司马光辈皆遵承之。《崇天历》既复用又十三年，至治平三年始改用《明天历》，历官周琮等皆迁官。后三年，《明天历》课熙宁三年七月月食又不效，乃诏复用《崇天历》，琮等皆夺所迁官。《崇天历》复用至熙宁八年，始更用《奉元历》。《奉元历》议，沈括实主之。明年正月月食，《奉元历》遽不效，诏问修历推恩人姓名，括具奏辨，故历得不废。先儒盖谓括强解，不深许其知历也。然后知羲叟所称止于敬授人时，不必轻议改移者，不亦至言要论乎！欲乞朝廷察二刘所陈及《崇天》、《明天》之兴废，申饬历官，加意精思，勿执今是旧非，募能者熟复讨论，更造密度，使与天合，庶几善后之策也。

《易》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。本观旧记，爰自圣朝靖康改元中，朝奉大夫薛公所作，刻诸琬琰，意欲传于久。昨缘兵革蜂起，大火纵焚，致于泯灭。其文则道之窃尝录之以行，逮今十三载矣。经曰：天地运度有数而不失也。道之虽至愚，缅思景贶，得非真君之密赞耶？谨募工重刊于石，恭铭休美云。时绍兴九年岁次己未中元日，前西岳知殿兼拱极观主、赐紫道士雷道之谨记。副观道士杨子淳，知观道士杨道诚上石。王文□刊。

对扬睿藻，宠畀使华。钦奉圣谟，峻内阁邃严之直；肃将王命，总外台飞挽之权。一札流闻，百城交庆。恭惟某官气塞宇宙，学穷天人。道诚意而正心，德庇民而尊主。深谋远虑，禀蓍龟先见之明；特立独行，挺松柏后彫之操。蚤翱翔于言路，深启沃于宸衷。忠义本于至诚，文章盖其馀事。引裾切谏，婴神龙而批其鳞；执笔直绳，诎虓虎而夺之气。蹇蹇匪躬之节，拳拳造膝之言。圆凿方枘，势不容于一时；曲突徙薪，效乃见于他日。方快阳城之极论，何期萧傅之左迁。擢居卿寺之联，出领宪台之寄。汉遣八使，威名先肃于京师；唐有四人，清德独传于广府。俄颁召节，入对严旒。再勤揽辔之行，姑重乘轺之任。公岂久商于财利，上方详试于施为。操赢货而佐军，暂劳鞭算；图旧人而共政，即见廷扬。某自怜樗栎之资，获藉枌榆之荫。及瓜而代，劳徒三载之间；全璧以归，幸有二天之托。

召还万里，入觐九重。蜀道诚难，昔有登天之喻；长安不远，今兴见日之嗟。一劄流传，万口交庆。恭惟某官朝廷旧德，宇宙真儒。学探游夏之渊源，文擅卿云之黼黻。千年间气，独开龙虎之祥；七日超群，大过駃騠之勇。蚤擢平津之第，适当贾傅之年。一人深简于忠嘉，四海必期于公辅。由璧水师儒之选，列甘泉侍从之班。献纳中宸，久识尚书之履；藩宣外屏，屡分刺史之符。常衮一变于闽风，文翁大化于蜀郡。累年去国，何日兴邦。久虚岩石之瞻，果趣介圭之觐。歌吉父《蒸民》之什，式喜遄归；作高宗《说命》之书，伫期爰立。某依归有日，瞻望无阶。披云雾而睹青天，方幸旌麾之届；同燕雀而贺大厦，敢先竿牍之修。

子曰：「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」。圣人于此无以形容其妙，惟曰知者所乐者水，托象以示学者，惟觉者自觉。夫水流行，汩汩不息，至虚而无实体，至动而非思虑。如此解释，亦未足以尽水之妙，亦莫能言知者之乐，又继之以「动」之一辞。虽言其动，亦不能言其所以动之者。得动中之妙，真不可度思。学者求道，率求之于静。徒观圣人之言曰：「天下何思何虑」？往往离动而求静，愈求愈远；而不知圣人未尝溺于静，惟能动者乃得之。必也酬应万务，扰扰胶胶，而未始不寂然，不可以心知意度者，庶几乎知者之动矣。动即水，水者动中之妙也。必至此而后可以言仁。必能动而后能静，必乐水而后可以进于乐山。山亦非专于静而已，草木生焉，未尝无用，而常静焉。知者虽得动中之妙，而未能常明常觉。事物汩之，间有转移，未能如仁者之常觉常明常不动。故惟仁者可以言静，静即山。知者之动，即仁者之静。动静离，不足以言仁知。知者得动中之妙，岂不堪乐？仁者念虑常静，则气常和平，心火不炎，火常济水，故多寿考。腐儒不知道，意其必有深义，不可作寿考训释，而妄引老子曰「死而不亡者寿」。若老子无此言，又当引何言为證耶？乐五孝反者非，为此音者不知道。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乃可。

子曰：「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」。知道之谓知，知非心思之所及。伊尹谓之「觉」，孔子谓「知及之」，此曰「知」。子欲言知者之所乐，不可得而言，姑指水以明之，觊学者观水而忽觉。循循善诱，虑其或未觉，又释之曰动。圣人每见学道者率求诸寂静止定，不悟变化云为、喜怒哀乐之妙，故曰动，以别知者所觉之妙。又曰「知者乐」者，初言乐水，指在于水，虑学者未得其乐，兹专言乐，明知者常乐。知者虚明澄然，死生忧患不足以动，或曰用常乐。仁者乐山，又何也？仁，觉也，医家谓肌体无所知觉曰不仁。知者亦觉，而不同其仁，何也？孔子曰：「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」？仁几于圣矣。知者虽觉虚明，而旧习未尽消，意念微动即差，未能全所觉之虚明。必至于纯明不已，而后可以言仁。知者虽得动中之妙，虽动而未尝动，虽扰扰而未尝扰扰，而旧习之气忽乘隙而至，终未得静中之妙，或有迁动，故圣人又取山为象。山之妙不可言，即水之妙不可言。答子张「仁者何乐乎山」之问，曰：「山者岿然高」。至哉圣言，妙不容言。子张又不领，又问高则何乐尔，子不得已而言曰：「夫山，草木植焉，禽兽蕃焉，财用出焉，直而无私焉。兴吐风云，以通乎天地之间。阴阳和合，雨露之泽，万物以成，百姓咸飨」。此仁者之所以乐乎山也。亦犹观水而曰以其不息，遍与诸生而不为也。即山虽静，而未尝无发生之妙用，特以仁则纯明，知未纯明，虽大体虚明而未纯。舜曰「惟精惟一」，用力于仁也。孔子发愤忘食，用力于仁也。用非思非为之力，故未见力不足。知者乐，则仁者之乐不言可知。仁者寿，以无思无为之妙，纯一无间，故至和保育，多寿考焉。颜子之夭，命也，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概论。然寿与夭，亦一也。

先生曰：「子曰『知者乐水』，汝以为何如」？汲古对云：「知之运动，犹水之周流」。先生曰：「孔子欲言知者之所乐，不可得而言，姑取水以喻，惟学者自觉。夫水虽流行，汩汩不息，而所谓水者，本至虚而无思虑」。汲古问：「如此，则何谓知者动」？先生曰：「孔子能言其动，亦不能言其所以动。使可训释，则不足以为动矣。知者得动中之妙，真不可度思。学者求道，千人万人率求之虚静，多溺于沈寂，不知日用应酬万变，无非妙用。必能极天下之至动，而实未尝动者，始可言知」。汲古又问：「以至动而未尝动，言知则必静矣，未晓仁者静又何如」？先生曰：「离动而求静，则愈求愈远。不知圣人未尝溺于静，惟动者乃得之。必也，应酬万务，扰扰胶胶，而未始不寂然，不可以心知意度者，庶几乎可以言仁之静。必能动而后能静，必乐水而后可以进于乐山。山亦非专于静而已，草木生焉，水泉发焉，宝藏兴焉，未尝无用而常静焉。知者虽得动中之妙，而未能常明常觉。事物汩之，间有转移，未能如仁者之常觉常明不动。故惟仁者可以言静，静即山。知者之动，即仁者之静。动静离，不足以言仁知」。汲古又问：「古注读作『知者乐（五孝反）水』，今先生读作『乐（音落）水』，何义」？先生曰：「乐（五孝反）是有意，乐（音落）是自然」。

宰我问曰：「仁者虽告之曰，『井有仁焉』，其从之也」？子曰：「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，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」。圣贤气象大略相类。宰我之问，孔子之答，在今时风俗必且大笑，以为愚人，不通晓之甚也。特以孔子、宰我为是言，故不起诮；使言不出于孔子，必付一笑，置之不足复道之域。吁，无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！木讷近仁，巧言鲜仁，岂今时风俗所知哉！

子曰：「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」！夫读书为学者，文也。三百、三千者，礼也。或者以礼为理，非的也。礼固理之不可易者，而必易以理为礼，则不可也。盖因《小戴记》有曰「礼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」，故近世学者多以理释礼。舍礼而言理，以三百、三千之众，多疑其不可以为约也，故必归之于理。不知夫三百、三千，条目虽多，为礼则一。三百、三千非自外至，皆由人心以生者也。尊尊卑卑，升降揖逊，周旋裼袭，皆循吾心之所安，加一毫不可也，损一毫不可也，一而已矣，不必舍三百、三千而言也。即礼而未尝不约也，即其至繁，而未尝不至简也。《小戴记》有曰「礼自外作」者，非知礼之言也。博学之初，多识前言往行，不胜其多，故曰博，犹未得返约之本；至于礼，则一贯矣，约矣。惟近世学者沈溺乎义理之意说，胸中常存一理，不能忘舍，舍是则豁焉无所依凭，故必置理字于其中。不知圣人胸中初无如许意度。此曰『博文约礼』，正谓三百、三千之礼，岂不易简？岂不中庸？岂非天下之至理？若必舍礼而言理，乃不知理。

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，民鲜久矣」！中庸之德，本无可言，「至矣」之名，生于民鲜。使圣人不因民鲜之久，则亦无「至矣」之叹。然则何以为之中庸之德？曰：圣人极力形容，惟有「至矣」一语，虽欲言之，又恶得而言之？然圣人名之曰「中庸」者，「中」言其不必求之过，「庸」言其不必离乎日用之常。

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」。至哉斯言！俨然有道者之情状也。有道者无思无虑，一无所以为，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后动，故多述而不作。古人有道，我与之同，故深信深好之。不知道者，不足以与此。

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」。舜告禹曰：「无稽之言勿听」。稽者，稽于古也。傅说曰：「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」。《康诰》曰：「往敷求于殷先哲王，用保乂民」。又曰：「由古先哲王，用康保民」。《召诰》曰：「其稽我古人之德」。《周官》曰：「唐虞稽古」。唯大圣大贤信古好古，述而不作。古典古则，经几圣人，皆述而不敢作，故老彭如此，孔子亦如此。其作聪明、乱旧章者，皆昏愚自取凶祸之徒也。

子曰：「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」！默而识之，觉也，不可思、不可言也。故孔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。《易系上传》曰：「神而明之，默而成之」。此学而不厌，即「默而成之」，孔子亦谓「用力于仁」，又曰「时习」。舜曰「惟精惟一」，学也。以此诲人，而在我实无所有，默识知及之也，学不厌，仁能守之也。文王不识不知，即帝则，即学也。有毫发焉，即为放逸，为意为我。

孔子言「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」！言无所有也。又曰「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」而已，何有于我哉！言我何所有也。群弟子皆疑孔子胸中有所蕴蓄，不以尽告，故尝曰：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」。他日又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。可谓至明白矣。而学者不悟，立意植我，如胶如漆，如荆如棘，如铁如石，然则本有无体无方之道心，何从而清明乎？

子曰：「德之不脩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」。人有德而不脩，则偏，则亏。学未能时时而习，或时习而未说。其间气质不同，所见不同，孔子答门人之问每每不同，学之不可不讲如此。子与颜子言终日，退而省之，知其已发。发，觉也。讲之足以启觉又如此。至于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孔子之告语所不及，惟忧焉，忧其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。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，又实佐季氏伐颛臾，而伪曰「不欲」，千载之下，此辱不可洗涤。

汲古问：「孔子云：『吾不复梦见周公』。或谓圣人叹道不行，故托梦为辞，非果梦也，此说是否」？先生曰：「孔子方强壮可行道之时，屡梦见周公，必有神交之祥，孔子不言尔。一日忽曰：「吾衰也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」。以衰老道不可行，故不复梦见。孔子之心澄明如太虚，既与天通，又与古圣神通，故梦随时而见。

子曰：「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」。孔子当日启诲门弟子之时，其详必不如此。记录者欲严其辞，而浸失圣人之旨也。然而圣言之大旨终在。孔子之本旨非并列而为四条也，叙事先后浅深云尔。通三才，惟有此道而已。天以此道而高明，地以此道而博厚，日月以此道而照临，四时以此道而变通，人物以此道而散殊。于天地之间无他物也，无他事也，皆此物也，皆此事也。孔子曰：「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」。学者舍道诚无所用其心，人知所以用心于他事他物也，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。谬以为他事，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；谬以为他物，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。不知故昏，昏故妄作，而谓无道，非果无道也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，虽视听言动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。此心即道，奚俟他求？既昏既妄，则不可不志于此，故曰「志于道」。学者孰不知志于道，求者纷纷，得者千万无一二。求道于外，心不内觉；道非在我，心非我有。德者，得道之名。道非有物，初无实体之可得，谓之得者，姑以别夫昏不知者耳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所谓入则孝，出则弟者，此心也。所谓忠恕者，此心也。所谓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者，此心也。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孟子谓之良知良能，诚非作为之所到。意态微起即入智，故孟子曰：「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」。孟子非不谆谆，而天下学者终不领会，求性于意虑而自不省也，用心于心外而放逸也。「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」。不习即孔子之无知也，即文王之不识不知也。直而不思，直而不习，是为实得，非疑似意度恍惚不实之谓也。故曰「据」。故直心而行谓之德，字从直心，微起意焉，则支离、则曲矣。有德者虽实有道，而或不能常觉常明，或转移于事物，虽能旋觉，其未觉也，犹为不仁。仁，觉也。觉非思为，故《易》曰：「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。草木之实曰仁，无以明无思无为、感而遂通之妙，此古圣之寓教也，草木无思为而自发生。孔子曰：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」。德即知，知与仁一也，皆觉也，惟常觉而后可以言仁。仁非思为之谓，一而非二。依，犹据也。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，一也，亦犹「何莫由斯道也」，非谓我与道为二也，达其旨可也。艺谓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亦非道外之物，虽非学者所当急，而非学者所当弃。高明之士傥以为末务而弃之，亦非道之全，故卒曰「游于艺」，是谓彝伦攸叙。

子曰：「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」。此盖本旨次第大略，记者误条列而为四。士志于道而罕觉，惟觉始知道在我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故直心为德。舜曰「道心」，明心即道。忽觉心明，无所不通，确信无疑，实有所据，非疑似恍惚，故曰「据」，非谓德在彼而我据之也。虽已得道，而未精纯，或不能不动于旧习，或因事物，意微动，即谓不仁。故依于仁，亦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，亦犹德曰「据」云尔。不然，亦岂记录之差耶？

「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」。于《乡党》一篇所载，皆非圣人之所勉强为人之所不能，亦非圣人之遏此心而为，此皆圣人率此自然尔。天道在圣人，当哀而自哀，当乐而自乐，当敬惧而自敬惧，当舒徐而自舒徐，当微哀而自微哀，当极哀而自极哀，当甚敬而自甚敬，当小敬而自小敬。不待斟酌审处，圣人之心自如此也。故曰「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」。天下无穷之义，皆自性中出也。

子谓颜渊曰：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」。前辈以为用之则弥满六合，敛之则不盈方寸，正不必如此穿凿。如前辈所云，乃贤不肖所共有，夫子何得以我与颜子独有此？此只合作平常解释，却是圣人之事。大凡意在于行，必不能藏。如子路、冉有不能正季氏之妄僭，而不知止。意在于藏者，必不能行，如长沮、桀溺、荷蓧丈人，知止而不知动。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，与闵子骞汶上之辞之类，皆未能至于意必消尽，固我都忘，此心和平，毫发不动者也。然则圣人谓惟我与回也有是夫，信乎非诸子之所及也。
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「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」。孔子曰：「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」。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子游曰：「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『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』。谓弦歌音乐之为道也。子曰：「成于乐」。《记》曰：「礼乐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」。又曰：「乐者，天地之和也」。常情莫晓乐之为道也，尤其莫晓闻《韶》而三月不知肉味也。司马迁莫晓，故于三月上加「学之」二字。迁于道无觉，尚何望其纯明？后学皆迁之徒，故或从其说，或疑「三月」为「音」字之讹。某初亦疑之，后知孔子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其初勇进敏修，至于不知老之将至，则和乐融融，何思何虑，无始无终。太虚不足以拟，天地自然默同。言之不可，推之莫穷。加以《韶》音之至和，妙合感通，三月不知肉味。圣心变化，岂比于横目之遇蒙，纵于道或觉，终日虚明澄然、无始无终之日至，尚不逮弥月；虚明澄然、无始无终之月至，亦不逮三月虚明澄然、无始无终，如颜子之不违仁。仁非思非为。孔子虽曰「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」，谦恭则然，而其不知老之将至，况耳顺、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妙，愈不可思，不可称赞。而或妄议其无闻《韶》三月不知肉味之事，坐井观天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

子曰：「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」。子虚明变化，动静一，穷达一，死生一。其乐不可言，不可思。

圣人五十以学《易》，而后始可无大过，是犹未免小过也。而学者小有得，遽曰「吾无过」。圣如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而犹过于清，过于任，过于和，而况未至三子者乎？仕止久速，无毫发差；可否唯诺，无一语失；俯仰屈信，无锱铢弗当，而后可以谓之无过。《易》之为书，正所以开物成务，惟变所适，委曲周尽者也。此圣人晚年所到。如其本，则自十五志学时已洞白于胸中，至三十时已坚固不可摇动矣。盖未得道者以得道为难而已，得道者又以尽道为难也。

汲古问：「《易》即己也，孔子何以云『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』？圣人必待五十而学《易》，其义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《易》者，千变万化，无一不中节。圣人学而时习，日就月将，蒙以养正。至于五十，则渐入耳顺，纯一无间，故圣人谓可以无大过。至七十而不踰矩，此是五十学《易》之效」。

「子所雅言，诗书执礼，皆雅言也」。雅者，文雅之谓。雅言，谓非俗语乡音，乃雅正之音也。圣人于平居无事，不必修敬，故只常言。至谈诗书与执礼之时，则乃为雅正之音。非圣人之改其常也，圣人之心即天道，自天道中流出，自有如此变态，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。

子曰：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」。发愤忘食，用力如此，不知如何而用力也。乐以忘忧，不知所乐安在也。不知老之将至，此何语也。发愤疑无乐，今圣人则乐。天下之所谓乐者，必有时而已，今圣人乃以此乐终老。此意圣人自知之。自夫子以来更几千百年，更几千万人，敢谓举不知也。不知者固不得而知，知者亦不得而知。使可得而知，则离于思虑；不离于思虑，则有起必有止，思虑起则知之，止则不得而知也。此知尚不能为一日之久，而况于终身之久耶？当知夫发愤忘食，非用人力；乐以忘忧，乃有天乐。人心可知，道心不可知；人乐有尽，天乐无尽。可知者有久暂，不可知者前无端绪，后无终止。喜如此，怒亦如此；哀如此，乐亦如此；今日如此，明日亦如此，千岁亦如此。无思虑，亦无不思虑。融融悠悠，是岂为生而存，死而亡？生与死尚不能入，而况于老幼耶？不知老之将至，夫子尚自不知，后人岂得而知？夫子所可得而知者，以吾一心存焉耳。吾心所可得而知者，以吾之心即夫子之心也，以古今无二心也。文王之不识不知，颜子之如愚，子思之无声无臭，孟子之圣，不可知一辙也，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。

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」？子言虽不矜，而实天下皆无及。子曰：「有颜子者好学，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」。又曰：「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」。谁能发愤至于忘食？发愤忘食，己未知觉。又谁能乐以忘忧？孔门之日月至者，三月不违仁者，舞雩咏归者，能乐以忘忧矣，而曾皙挞曾子几于死，无发愤忘食之学。颜子短折，馀无好学。日月至者，虚明澄然；而精一纯明，至于不知老之至，惟夫子而已矣。比一二十年以来，开明者何其多也。日月至者相与切磨，以发愤忘食，惟精惟一，以无负先圣所以垂教，所望于后学之旨。

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」？孔子惟言愤，不言所愤而为之者何事，惟言乐，不言所乐者何意，惟继曰「不知老之将至」。呜呼，至矣！使愤而为之者其事可言，则无以为孔子。使所乐者其意可言，则无以为孔子。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。门弟子往往多以孔子为有知，故孔子语之曰「吾无知」。人心即道，是谓道心。无体无方，清明静一。其变化云为，虽有万不同，如水镜之毕照万物而非动也，如日月之溥照万物而非为也。世名之曰心，而非实有可执可指之物也。言其无所不通，而托喻于道，谓如道路之四通，人所共由，而非有可执可指之物也。愤者，愤己德之未纯，而愤。融融纯纯，非思非为也，故忘食。此惟亲履者自知之。此无思无为之妙，固无始终，无今古，则固不知老之至也。呜呼，至矣！子又曰「我学不厌」者，此也。又曰「用力于仁」者，此也。仁者，道心常觉常明之称。常觉常明者，常不昏而已，非思也。

子曰：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」。孔子虽如此言，亦不能言其无隐之状，不能言其无行不与之物。予幼读《论语》，常病圣人不明以告人。自予微省，始悟古圣贤亦止可如此告人。如此告人已详矣，若复加诸言，则反失之矣。圣人言止于此，他日犹曰：「予欲无言」。而况欲详说其所以然乎？君子胸中空洞，诚无所以然之故。昧者出入乎意、必、固、我之中，不能暂离，故疑圣贤言之不详。

先生谓汲古曰：「孔子言『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』。汝以为如何」？汲古对曰：「道在圣人，何隐之有？视听言动，无非教也。如子曰：『予欲无言』。子贡曰：『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』？子曰：『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』！此谓天虽不言，初无所隐。又曰天有四时，春秋冬夏，风雨霜露，无非教也」。先生曰：「是」。

子曰：「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」。此「为」当达其旨。此「为」即圣人之学，即无时不习之为，即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」，即「哀乐相生，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，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」，即「立则见其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」也，即「一以贯之」。

动容貌，何为便能远暴慢？正颜色，何为便能使人信？出辞气，何为便能远鄙倍？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间，我亦不知，他亦不知。一动容貌，而人自敬；一正颜色，而人自信；一出辞气，而自无不服。此上帝所以降衷于我，天以是覆，地以是载，人以是生者。在人谓之心，是心有慈有爱，有恭有敬，有忠有信，有刚大，有高明，有博厚，有神圣，有武文。穷天下万世之思虑，集天下万世之名称，不足以尽此心之形容。而是心人皆有之，惟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，则有如此妙用。远暴慢、近信、远鄙倍，岂止于此而已？可以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，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呜呼至哉，非曾子安知此！百圣所传，惟此一心。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曰：「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」。人心，我心也，为则成外物也。子思传之孟子，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可谓直而无隐，而学者不省也。又曰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」。又曰：「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带，而道存焉」。非心而何？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浅，天下之至难常存乎至易。至浅，故虽明告之以此心即道，往往复疑，以为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，于是乎始他求，始放其心，纷纷支离，终日不休，终岁不休，终身不休也。曾子既明知此矣，何不明告人曰此心而已？盖道虽不离此心，而径告之，则往往未必自悟，未必自信；不如发其端，形容其似，而使人自得也。然亦有纯实之士，与夫明智之士，亦可以径告，彼亦径领，不复疑贰。故孟子悯思秘之未剖，一举而告人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信孟子者不可谓无其人，而复有疑者往往而是也。

曾子曰：「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」。此数语正画出圣门气象混混融融，一片和气，惟无己私而后有此。己私无处即是道，即是吾心，虽众人亦时有。此心形见时，此便是道，而人不自省者多。「吾友」谓孔门诸贤大略如此。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，与孔门气象冰炭矣。孔子温良恭俭让，殊非近世所谓豪者之容。

汲古问：「子曰：『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』。或以此为学者治身之序，又以为成人材之道，其言孰是」？先生曰：「诗者正心之所发，正心即道心。三百篇皆思无邪，诵之则善心兴起。由此心而行，自有伦理，即礼。然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惟圣人一一中节。学者道心方兴，其言其行未能一一中礼，或语默动止未知所据依，学礼则有所据依而立。子曰：『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』。乐者，和也。至于全成，则和乐融畅，何思何为。夫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有牛刀之笑。子游曰：『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』。子曰：『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尔』。成于乐之旨于是益明，谓乐为道也」。

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馀不足观也矣」。有才智者往往有骄病，自视以为一世不如我，故有骄意，自尊自大、自珍其所怀，有吝惜不予之意，故曰吝。然骄吝皆私意，非君子之道。圣人所以成就后学如此其周也。

子曰：「麻冕，礼也；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拜下，礼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。虽违众，吾从下」。好礼者往往过于执，从众者往往过于和，此皆意、必、固、我有以害之也。圣人则都无，一从一违，皆天道当如此，非圣人如此也。圣人之心即天道，其体本如此，非勉而进此也。

「吾有知乎哉，无知也」。纵有鄙夫来问于我，常情以为甚易于答，而我亦空空如也，无以答其问。我但叩之以一二端而已竭焉，实无以酬之。鄙夫之问尚无以为，答群弟子之问，益知随机以解其惑，释其疑，救其过耳，实无得以与人也，实无所知以告人也。然而圣人又曰：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」。如此则又自以为有知。然则圣人果有知乎？果无知乎？曰：无知者，圣人之真知，而圣人知之，实无知也。如以为圣人之道实可以知之，则圣人之道乃不过智识耳，不过事物耳；而圣人之道乃非智识，非事物。则求圣人之道者，不可以知为止。然以圣人之道为可以知者，固未离于知；以圣人之道为不可知者，亦未离于知。惟其犹有不可知之知，非真无知也。圣人之真无知，非智识之所到，非知不知所能尽，一言以蔽之，曰心而已矣。此心非知，非不知。茍明此心，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，此之谓真无知。不得此心，而求无知，则愈无知，愈多知。去却一重障，又有一重篱。不如休心无作，即心自是妙，更不可测度。不惟他人不可测度，我亦自不能测度。子思曰：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」。心无异心，即目视耳听之心，手握足行之心，自是不可知，不可限量，不可形容也。知者必信，信者必知，是谓无知之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