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傅博山侯光宿卫四世，世为傅相，忠孝仁笃，行义显著，建议定策，益封万户，以光为太师，与四辅之政。车骑将军安阳侯舜，积累仁孝，使迎中山王，折冲万里，功德茂著，益封万户，以舜为太保。左将军光禄勋丰宿卫三世，忠信仁笃，使迎中山王，辅导共养，以安宗庙，封丰为广阳侯，食邑五千户，以丰为少傅。皆授四辅之职，畴其爵邑，各赐第一区。侍中奉车都尉邯宿卫勤劳，建议定策，封邯为承阳侯，食邑二千四百户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。

长沙王兴、真定王得、河间王邵、中山王茂，皆袭爵为王，不应经义。其以兴为临湘侯，得为真定侯，邵为乐成侯，茂为单父侯（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）。

或曰：武帝不冠不见汲黯，此足称者。余谓君臣相与，在贵以诚心，不在贵虚礼也。武帝以黯为社稷之臣，是非不知黯也。黯进言未尝一听，画策未尝一用，弘、汤之阿谀顺旨，皆超躐见用，至谓黯为甚戆，谓黯为不学，谓黯为妄发，卒见斥逐，则不冠不见是虚礼也。后拜黯为淮阳太守，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。黯不受印绶，强予之曰：「吾今召君矣」。此绐黯，欲令之淮阳也。黯居淮阳十年，竟不召也。高祖骑其项而问周昌，据床而见郦食其，可谓亡礼矣。然其计策行，其身名显，故高祖虽有嫚侮之讥，而英雄乐为之用者，盖其诚心相与，不责以虚礼也。武帝力征匈奴，主父偃、严安、徐乐引危亡之事谏之甚切，帝曰：「公辈皆安在，何相见之晚也」！悉拜为郎，然征伐竟不已。又包南山民田为上林苑，东方朔陈三不可，帝拜朔为大中大夫、给事中，赐黄金百，然遂起上林苑。盖武帝知受谏为人君之美，故不吝爵禄以旌宠之也。然有赏谏之名，无受谏之实，何益于治乎？孔子曰：「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，改之为贵」。此之谓也。

哀帝为定陶王，从傅、相、中尉入朝，成帝问之，对曰：「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，傅、相、中尉皆国二千石也」。问中山王，不能对，帝乃贤定陶王。时哀帝年十七，元帝即位时年二十七矣，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，竟杀萧望之，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万几，岂可不练达世务也哉？元帝好儒，宣帝曰：「乱我家者必太子也」。汉业自元帝而衰，知子莫若父，信矣。

杜钦说王凤曰：「王章所坐事密，天下不知章实有罪，而以为坐言事也。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，则流言稍释，疑惑著明」。凤行其策，史称钦补过将美，皆此类也。且王章上封事指言凤专权蔽主，宜废勿用，凤乃陷以大逆。章死不以罪，天下冤之。钦为凤谋主，言无不听也，不能救章之死，又为此谋，盖恶诬善，天下果可欺耶？钦奸人之雄也。初凤专权，钦尝戒之，又令凤乞骸骨。及王章上封事，凤称疾笃，欲遂退。当是时，刘氏王氏之祸几解矣，钦乃力说凤起视事，竟杀章。钦内结凤心而外取虚名，故其谋反覆如此。元帝举直言，钦专指后宫，谓外戚亲属无乖剌之心，阴为凤地，谷永之流也而机险过之。史臣责永而恕钦，且谓浮沉当世，好谋而成，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窥也，其然岂其然乎！

张汤、杜周，酷吏也，皆子孙荣显，侯爵数世。史称汤虽酷烈，及身蒙祸，其推贤扬善，固宜有后，此牵合之论也。汤深刻排陷，流毒一时，其称引一二掾史，何足掩其过伐。安世、延年之德器，自应绵远，未必由汤与周。舜之帝，禹之王，岂必自瞽、鲧耶！

公孙宏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，于是起客馆、开东阁以延贤人，一时称焉，然不闻有所引荐也。一董仲舒卒挤排之，何贤人之能得耶。若所招延唯谄谀软美之士，则宏之客馆与屈氂之奴婢室无以异也。

史称贾山自下剂上，邹阳、枚乘游于危国，然卒免刑戮者，以其言正也。审如是，则比干谏纣、子胥谏吴，皆不免刑戮者，岂其言不正耶。君有明暗宽暴，由其所遭有幸与不幸也。

太史公以儒、墨、阴阳、名、法、道德为六家，较其短长而论其指要，刘子曰：「夫儒何所不通哉，不通非儒也」。其论墨者曰：「强本节用，人给家足之道也。孔子曰：『与其奢也，宁俭』。有子曰：『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』？《易》曰：『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』。则墨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阴阳家曰：「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。孔子曰：『行夏之时』。《易》曰：『变通莫大乎四时』。又曰：『君子以治历明时』。则阴阳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法家曰：「尊主卑臣，分职不相踰越，不可改也。孔子：『君在踧踖如也，君命召不俟驾而行』。《易》曰：『君子以辩上下、定民志』。则法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名家曰：「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。孔子曰：『必也正名乎』。又曰：『惟名与器不可假人』。又曰：『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』。则名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道家曰：「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澹足万物。孔子曰：『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』。《易》曰：『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』。又曰：『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』。则道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以是观之，则五家之长，吾儒通之明矣。其论儒者之短，则曰：「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」。是以迹论儒也。孔子曰：「一以贯之」。又曰：「予欲无言」。然则所谓六艺者，果可以病儒哉？论儒之迹而不论儒之道，非知儒者也。不蔽于一偏，不滞于一隅，以之治世，以之脩身，无不可焉，兹所谓通儒也。若曰殊途而同归，百虑而一致，则纷纷之论，不发亦可。

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即位，心内忌贺，诏山阳太守张敞谨备。敞见贺，察其言语，跪起不常。敞即奏曰：「故王清狂不惠」。由此知贺不足忌。若贺者，可谓无道之主，非清狂不惠者也。贺忧不免张敞之来，故于言语跪起之间，阳为颠蹶以免祸也。初霍光废贺时，令贺受诏，贺曰：「闻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亡道不失天下」。观此应对，岂清狂不惠者耶？贺虽昏于治国，亦善于保身，其得终其天年，抑有由也。

丙吉为丞相掾吏，有罪臧，终无所案验，后因以为故事。且吏不敢为奸臧者，畏刑法也。刑法不加，彼何惮焉？奸臧之吏，踪迹诡秘，幸而一败，又获善脱，蠹国害民多矣。赏罚之柄，诏王驭臣，相之职也。治远自近，掾吏之奸臧不案，欲责百司郡县之廉，可乎？

丙吉驭吏尝从吉出，醉呕丞相车上，吉容之。后赤白囊至，驭吏刺知虏入云中代郡，以白吉曰：「二千石有老病不任兵马者，宜可预视」。吉召曹案，科条其人，会帝召问，吉具以对，宣帝称其忧边思职。吉叹曰：「不先闻驭吏言，何见劳勉之有」！掾吏由是益贤吉。夫丞相，百僚之表也，驭吏呕车，其伤体貌甚矣，且时方多警，边郡二千石长吏可不预知耶？老病不任，可不预择耶？仓卒之间，偶得驭吏之言而见劳勉，又何足贤？噫，吉，汉之名臣，兹不足以贬其盛德，史臣载为美谈，亦已陋矣。

赵充国罢骑兵屯田，欲不战以破先○，其计得矣。然须迟以岁月，以待其敝，而宣帝责成甚速，遂诏别将辛武贤等出击，斩获数千，其馀尽降。先○之破，虽充国计画已定，然当时多言武贤出击之功。或使充国见宣帝言屯田不战，先○必破，策之上也。用兵则有胜有负，负则其患滋多，后勿轻战，未为失也。继乃罢遣武贤，更不论赏，此则过矣。使之率三军冒万死，既已成功，安可不赏？故武贤深恨充国，告其子卬他事，卬自杀，充国亦罢，遂为世雠，盖作不顺而施不恕也。夫争功招祸，自古多矣，余独于充国惜之。

史称隽不疑学以从政，临事不惑，遂立名迹，始终可述。疏广行止足之计，免辱殆之累，亦其次也。余观不疑为政，初亦尚严，赖贤母之训，故不至残酷耳。其议论容饰，颇近豪侠，然不疑诚奇才，考之当世，其伦匹尚多也。西汉士大夫持禄保位，习以为风。广、受独行止足之计，名重一时，廉顽立懦，后世犹想其风采焉。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。以游、夏之文学，冉、季之政事，宰、贡之言语，列于四科，不得先颜、闵之德行，圣人之意深矣。

元帝欲御楼船，薛广德免冠曰：「宜从桥」。诏曰：「大夫冠」。广德曰：「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以血污车轮，陛下不得入庙」。帝不悦。张猛曰：「乘船危，就桥安，圣主不乘危」。帝曰：「晓人不当如是耶」？乃从桥。噫，广德刎血之言诚过矣，然广德不先发此言以激上心，则张猛之言未必见听也。事君有犯无隐，广德有之，然元帝亦可谓能纳谏矣。

武帝任车千秋，一言寤主，何哉？智有馀也。武帝惑于鬼神，故千秋讼太子之冤，托以白头翁教臣言，武帝亦曰：「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也」。武帝晚年多病，尤信巫蛊之说。《卫太子传》曰：「久之，巫蛊事多不信。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」。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，故乘间而开说也。不然，千秋为高寝郎，当追捕太子时，何不言耶？因其悔恨之心，挟以鬼神之事，故一言寤主，岂非智有馀耶？传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，千秋无他施为，所谓有智者，岂当时史臣亦微见此意耶？

薛方、蒋栩之流，汉高士也，附于他传，仅见姓名。《东方朔》一传几万馀言，考其所载，皆滑稽戏弄不经之谈。孔子曰：「辞达而已矣」。亦盍剪其繁芜乎！

萧望之自谏官出为平原太守，望之上疏曰：「选经术之士以为内臣，外郡不治，岂足忧哉」？此有激而言，非通论也。

史称元帝优游不断。萧望之谓中书本用宦者，非国旧制，欲退宏恭、石显，更置士人。元帝谦逊，重改作，议久不定，此优游不断也。后恭、显谮望之，请召置廷尉，请免为庶人即免为庶人，请诎之牢狱即诎之牢狱，又何勇决耶？盖由听受不明，故忠直之言难行，谗昵之言易入也。

三长史谮杀张汤，武帝后杀三长史；恭、显谮杀萧望之，元帝竟不加罪。此人君之所以贵英断也。望之既死，帝为之却食，涕泣哀恸，每岁时遣使祠祭，无所不尽其至焉。生不能用，又杀其身，既死乃为此纷纷，何耶？哀公诔仲尼，子贡所以讥之也。

魏相为扬州刺史，考案郡国守相，多所贬退。丙吉与书曰：「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，方且大用矣，愿少慎事自重」。相心善其言，为霁威严。相所贬退皆当耶，不可已也；失之过耶，箴之可也；不当以朝廷方见用而为慎事之计也。以丙、魏之贤犹如此，况其下乎？后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荣显者，率遵此言也。

班固谓平当逡巡有耻，又谓当持禄保位，被阿谀之讥。孔子曰：「行己有耻」。又曰：「巧言令色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」。若审阿谀，乌得谓之有耻乎？当为相才数月，观其不受侯而过于公孙宏、稚圭之流矣。

高祖召田横，至尸乡自杀，其客二人亦自刭。高祖惊，以横客皆贤也，尽召之。其徒五百人，闻横死，皆自杀。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。余谓史溢美之言也，五百人时在海中，闻横死惧而逃散耳，或有与横同死生者，亦不过数人，海上辽邈，因遂传以为皆死未可知也。横窜海中，其徒五百人若果能皆为横死，则方其盛时，据三齐之地，所得死士可胜论哉？以横兄弟之贤，得死士如此之众，夫孰能当之？然横兄弟亦屡与诸侯兵战矣，未尝一胜，则所谓死士者，皆安在耶？史臣盖欲成田横得士之名，因世俗之传，遂实其说。

袁盎虽引义慷慨，然捭阖之士也。尝谓文帝有高世之行三，且曰：「陛下至代邸，西乡让天下者三，南乡让天子者再。夫许由一让，陛下过许由四矣」。方汉大臣诛诸吕，迎文帝，帝与宋昌决策而来，岂有许由之志哉，再三之让，姑欲谦谦尽力耳，盎乃谓过许由之让四，何谄谀之甚耶！文帝甘受其言，使庸庸之君，岂不张其骄心哉。《书》曰：「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」。帝王以此观人，则邪与正岂不洞然耶？

张良至圯上，见老父授以一编书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初老父与良约：「五日平明与我期」。比良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与老人期，后何也」？又五日鸡鸣往，父又先在。又五日，良半夜往，有顷，父来，喜曰：「当如是」。《兵法》曰：「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」。老父之意，良默得之，故未传兵书，而先许之也。

张良所画计策，高祖用之，以成汉业。及招四皓以安太子，则高帝亦堕其计中矣。良欲从赤松子游，盖婉其辞以脱世网，所谓「鸿飞冥冥，弋人何慕焉」。高祖与雍齿有故怨，尝欲杀之，后诸将欲反，用张良计，乃封雍齿，王陵坐与雍齿善，亦最后封。噫，以高祖宽仁大度，犹未能于此释然，乃知不念旧恶，亦是难事。韩信王楚，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为中尉，曰：「此壮士也」。观此，则信岂庸庸武夫耶？

有告韩信反者，高帝初欲发兵，陈平劝帝伪游云梦，信必郊谒，即执缚之，此计亦适行耳。据《韩信传》，高祖且至，楚欲发兵，自度无罪；欲谒上，恐见擒。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，使信决策发兵以袭高祖，事固不测也。或说信斩钟离昧，楚亡将，汉捕之甚急，信初匿之，今发之，是自暴其罪也，以此求免，难哉。噫，信诚无他，然高祖卒疑之者，岂两雄不并居耶？韩信料敌制胜，可谓明矣，而不知高祖之疑己，是天夺其鉴也。高祖兵败成皋，自称汉使，晨驰入信军，信未起，即入卧内，夺其印符、麾召诸将，易置之，信乃知独汉王来，大惊，则高祖疑信之迹彰矣。及封齐王，会垓下、项羽死，高祖袭夺信军，徙信为楚王，则高祖疑信之迹，又昭昭矣。信殊不觉，故武涉、蒯通之言，如水投石焉。初谓汉王亲信我，不夺我齐。既夺齐，又谓我无罪。既见缚，始知汉王畏恶其能，遂称疾不朝。呜呼，何信知之晚也！夺军徙地，出其不意，相疑甚矣，三尺童子亦须觉悟，而信不知，信岂暗昧至此哉？天夺其鉴也。

项羽引兵欲渡乌江，亭长舣舟待，请羽急渡，羽不渡，乃战死。盖是时汉购羽千金、邑万户，亭长之言甚甘，羽疑其欺己也。羽意谓丈夫途穷，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，故托以江东父老之言为解尔。使羽果无东渡意，岂引兵至此哉？羽至东城才二十八骑，与汉兵战，斩二将，杀数百人，汉军披靡，使羽尽用其众，决死垓下，岂易当哉？所以去垓下者，犹冀得脱也，乃为田父所绐，陷于大泽。羽知人心不与己，安知亭长不出田父之计哉，此羽之所以战死也。

武帝之时，异人并出，史臣方之版筑饭牛，斯言过矣。公孙宏、倪宽之儒雅，专事阿谀，皆佞人也。张汤、赵禹之定令，多务严急，皆酷吏也。李延年倡优善歌，乃许之协律。桑宏羊剥民聚敛，乃许之运筹。至如严助、张骞之徒，皆启唱边事以资进取。在尧舜三代之时，不免乎流放窜殛者也，尚何才之足云。惟汲黯、苏武一时杰出，而武帝疏远之，肆其私心，祸流四海，则以朝无人也，史臣之言过矣。

爵禄者人主之柄也，褒贬者史官之柄也。史官之柄与人主相为权衡，以劝善惩恶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后之作史者取法焉。莫尊于丞相，陶青刘舍相也，不得立传；莫贵于通侯，扶柳吕成侯也，不得立传。严彭祖不为宰相，李广不封侯，当时惜之，然皆有传焉。孟眭以议郎立传，江公以博士立传，苏武以典属国立传，严安以骑马立传，贾山、邹阳之徒以诸侯之客立传，不以爵禄之崇，所以励善也。春秋澶渊之会，卿当书，以其无信，不书；召陵之盟，屈完不当书，以其贤，故特书，盖此意也。佞倖、货殖何以立传？希恩冒利之人，茍一时之荣，非求名于万世也，史必立传，所以惩恶也。《春秋》书三叛人名，盖此意也。此史官之柄，与人主相为权衡，而励善惩恶也。

班固作《汉书》，惟《纪》最为严密，事皆详载于《传》，而撮其要书于《纪》，固自名之曰「春秋考纪」，其言有深意焉。余尝考之，吴王濞约六国举兵，齐王后悔，背约城守；济北王为其郎中令劫守，不得发兵。濞败，遂得不诛。班固书曰：「皆举兵反」。何以书「皆举兵反」？初意皆反也。戾太子斩江充矫制发兵，武帝诏刘屈氂捕斩反者，班固书曰：「太子以节发兵，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」。何以不书反？初无反意也。张汤凌折三长史，长史发汤阴事，汤曰：「谋陷汤者三长史也」。遂自杀。武帝尽诛三长史。班固书曰：「张汤有罪自杀」。何不书陷汤？汤有罪也。弘恭、石显奏萧望之不悔过，请诎于牢狱，塞其怏怏心，望之自杀，有司奏望之有罪，请绝其爵邑。班固书曰：「中书令弘恭、石显谮望之，令自杀」。何不书有罪？恭、显谮之也。太子矫制不书反而书以节发兵，讥武帝惑巫蛊而致乱祸也。望之自杀不书有罪而书谮，讥元帝信阉宦而杀其师傅也。凡此之类，不可殚举，固自谓「春秋考纪」者，岂以得《春秋》之意耶？

班固作史赞，非独详于纪善也，又重美之；非独略于记过也，又婉其辞。其记善也，虽小善必录；其记过也，非大过不书。文帝之仁言俭德，赞中总列十数条，叹曰：「呜呼仁哉」。于景帝赞又曰：「至于孝文，加以恭俭」。于武帝赞又曰：「文景务在养民」。非详于记善，又重美之乎？武帝之穷兵奢侈，其赞曰：「雄材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，诗书所称，何以加焉」？非略于记过，又婉其辞乎？元帝之号令温雅，成帝之穆穆之容，皆见称述者，不以一失废其他长也。故曰虽小善必录。吕后之宠产、禄，景帝之杀晁、周，皆略而不言者，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，故曰非大过不书。

史赞诸帝皆称述，独高祖赞推其世系运统而已，无所称也。盖以高祖之盛德大业，不假言而自著，亦非一二言可赞也。故赞卫、霍不言征伐之功，赞相如不论文章之美，其他则片善寸长，赞皆言之，有馀易见，不足难知故也。

高祖辍洗受言，吐哺销印，其从谏若转圜也，至于废太子则虽得百张良无益。文帝身衣弋绨，慎夫人衣不曳地，其俭无以加也，至宠邓通则赏赐辄钜万，并举铜山与之，何相戾哉？盖惑于所爱，虽圣主贤君，犹不能自免也。及四皓入见而嬖姬舞泣，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，此二帝所以称贤圣哉。

古之宰天下者，才忌太高，识忌太明。大可疑者在吾目中，则小可疑者何伤？彼识太明，则必也迫视之。大不正莫逃，则小不正者置之度外可矣；彼才太高，则不穷讯不已也。故道不足而才识有馀，始未免为高明所使，终未免为高明所累。舜之十六相，商之伊、傅，周之周、召，有妙天下之才，反以不露为高，雌守其雄之谓也。有妙天下之识，反以不察为明，黑守其白之谓也。雌守以雄，在吾度外者，莫知吾之高；白守以黑，在吾目中者，莫知吾之明。由焉安焉，老焉死焉，曰彼相于我何力哉？是为有妙天下之道。夫道者，盖所以充才识使之高明，又所以将高明使不至于过也。独不见《坤》在《乾》上为《泰》，《泰》之时，三阳用事，莫高明如也。肆高明所之，何求不遂？而九二惟中行是尚。阴，可疑者也，外之而已，未尝迫视；小人，不正者也，外之而已，未尝穷讯。何哉？迫视穷讯，非中道也。《坤》之道用中，《泰》之道用《坤》，相之道用《泰》。九二之道曰包荒，相之道也。九二之效曰朋亡，相之业也。汉高平侯魏相，《易》学也。考其为相，虽载物歉于《坤》，而包荒可进于《泰》。地节三年至四年，平丘侯迁、清河王科以可疑遣，冠阳侯云、博陆侯禹、乐平侯山以不正诛。名实一寤，朝野俱清。连逮者听其自遁，诖误者容其自新，相于是为不失《泰》九二意矣。地节、元康，三王、三史、三许相先后以戚侯，或者以为非汉美事，相犹可诿，曰有申伯故事在也。许伯之弟舜欲监护太子家，疏广不从。元康二年诏侯舜，广父子于是去矣，而相不去也。制贵臣之骄，革副封之弊，既资伯为之先；议发兵之非，又资伯为之后，或者以为非相美事，相尤可诿者。仆曰不然。自名观之，伯外戚也。自实观之，檀长卿为沐猴舞，司隶校尉劾之，伯曰释之，则伯长厚人也。宣帝十八岁即位，元康以前未三十也，伯无日不在帝侧。地节以后，又策诛逆之勋，何事不可请哉？十数年间，史无过失可书，则伯谨饬人也。宣帝无过举，无失德，虽曰天成，要其人助，未必非伯长厚谨饬力也。相岂得以名废实，望望然去之？论其迹，伯与相非类矣；论其心，诛大逆、安至尊非细事，伯与相初同谋，后同功。同谋而不泄，同功而无争，吾类犹有不能为者，相岂得以迹妨心，望望然去之？故广不附伯，徇迹也；其去，存名也。相不外伯，徇心也；其留，存实也。去留不同，同归于是。孟子曰「或去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矣」，殆豫为相与伯设与。仆持此论久矣，未尝敢闻于人，尝试为阁下诵焉。阁下学已夐出于汉，道可复入于《易》。其本源深，故其流不激；其涵蓄厚，故其发不章。相国四年于兹，鼓一元于溥博，转万物于混成，盖自《坤》之直方大出也。《泰》之九二，特《坤》之绪馀耳；相之不失九二之意，又特《泰》之绪馀尔，相足为阁下诵哉？阁下向者尝为仆包荒，幸矣；兹者更能不遐遗仆，则幸之幸也。二者适然，皆《泰》说也。他求其说，未有切于《泰》，聊藉口尔。《泰》足为阁下诵哉？不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