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昨日伏奉手诏，所以慰抚备厚，非臣疵贱之所宜蒙，伏读不任感激屏营之至！今日吕惠卿至臣第，具宣圣旨，臣虽糜躯陨首，岂能上酬奖遇。臣自江南召还，获侍清光，窃观天锡陛下聪明睿智，诚不难兴尧舜之治，故不量才力之分、时事之宜，敢以不肖之身，任天下怨诽，欲以奉承圣志。自与闻政事以来，遂及期年，未能有所施为。而内外交搆，合为沮议，专欲诬民，以惑圣听。流俗波荡，一至如此！陛下又若不能无惑，恐臣区区终不足以胜，而久妨众邪之路，则或诬罔出于不意，有甚于今日，以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。故因疢疾，辄求自放。陛下不以臣狂獧，赐之罪戾，而屈至尊之意，反复诲喻。臣岂敢尚有固志，以烦督责？只候开假，即入谢。区区所怀，冀得面奏。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！谨具劄子奏知。

或曰：「孟、荀、扬、韩四子者，皆古之有道仁人，而性者，有生之大本也。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，其为言也宜无惑，何其说之相戾也？吾愿闻子之所安」。曰：「吾所安者，孔子之言而已。夫太极者，五行之所由生，而五行非太极也。性者，五常之太极也，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。此吾所以异于韩子。且韩子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者谓之性，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。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，岂五者之谓哉？孟子言人之性善，荀子言人之性恶。夫太极生五行，然后利害生焉，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。性生乎情，有情然后善恶形焉，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。此吾所以异于二子。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。就所谓性者如其说，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，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，而人果皆无之乎？孟子以恻隐之心为性者，以其在内也。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，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？荀子曰：『其为善者伪也』。就所谓性者如其说，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，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，为人果皆无之乎？荀子曰：『陶人化土而为埴，埴岂土之性也哉』？夫陶人不以木为埴者，惟土有埴之性焉，乌在其为伪也？且诸子之所言，皆吾所谓情也、习也，非性也。扬子之言为似矣，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。古者有不谓喜、怒、爱、恶、欲情者乎？喜、怒、爱、恶、欲而善，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、义也；喜、怒、爱、恶、欲而不善，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、不义也。故曰，有情然后善恶形焉。然则善恶者，情之成名而已矣。孔子曰：『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』。吾之言如此」。「然则『上智与下愚不移』，有说乎」？曰：「此之谓智愚，吾所云者，性与善恶也。恶者之于善也，为之则是；愚者之于智也，或不可强而有也。伏羲作《易》，而后世圣人之言也，非天下之至精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则游、夏不能措一辞。盖伏羲之智，非至精至神不能与，惟孔子之智，虽游、夏不可强而能也，况所谓下愚者哉？其不移明矣」。或曰：「四子之云尔，其皆有意于教乎」？曰：「是说也，吾不知也。圣人之教，正名而已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