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记》曰：「君子无故不去琴瑟」。孔门之瑟，今不复见。若琴则今古同风，瑟之为可贵，信矣。虽然，琴之不废于今者，器耳，而其意无复有也。欧阳公为器存意不存者，此也。郑卫之音，固正声之枘凿，而世俗之音，又郑卫之冰炭。濮上新声，非《韶》、《夏》也，犹能感发于幽隐之中，诡变若鬼神之状。清徵清角，非《雅》、《颂》也，犹能一再鼓而玄鹤来，继作而玄云起，风雨至。今之为曲操者，能致是乎？不能致是，而又望其可以谐德音，纪中和，以至于通神明、阜民财乎？嗟夫！师襄、伯牙，逝不返矣。黮黑颀长，旷如望羊之风，不复可想像而见矣。巍巍泰山，洋洋流水之志，不复可俄度而知矣。而所传之不绝一线者，五音十二律，乃多缺略而舛讹。呜呼，难矣哉！愚以浅陋之质，幼年窃好音声、算术，积二十年而成钟律之书。宝祐乙卯，献于理宗皇帝。玉音付提史端明尤公煜看详，一时元老诸贤汲引，遂得叼恩科级，实千一之遇也。今年五十逾一矣。仕进之念浸若槁灰，然于至理未能厌情。且于徽弦粗知要旨。暇日于竹斋书几之间，运指调音，窃有得于万一。痛律调之弊流，极简编之考订，成此一书，俾七弦各正其名，五音各有其位，莹彻而无疵，错综而无碍，砭痼攻瑕，觉迷解惑，庶或得之。《风俗通》曰：「琴者，乐之统，君子所当御」。故名曰《琴统》。昔汉桓谭著《琴道》未成，班孟坚续成之。仆也不揣，又续其说，知罪知罪！

景定元年春二月，凤山查亭叔以书抵梅岩曰：「近筑山园为游息之地，思欲得巨笔铺张之，敢以为请」。夏四月，一再不懈。家惟奔走于贫，不暇抒思。秋八月，养痾弥旬，少间，气力未裕，未可与尘埃酬酢，于是始克运笔。效班固《两都赋》体，离为前后篇，所谓极昔之眩耀，而折以今之法度者也。

子胡子一日延四友而语之曰：「繄霜台之胄裔，启山园之秀丽，累徵予以品题，将何辞而模写」？毛颖辈欣然应曰：「媪神奠位，坤维隤然，高者为山，坦者为园，求其具美，戛乎难兼。故山而不园者有矣，若司空之中条，庞公之鹿门，虽崔巍而乏平旷，何以骋騕袅而展辐轮？园而不山者有矣，若李氏之仁丰，牛相之归仁，虽坦夷而乏埼礒，何以排阊阖而摘星辰？羌山园之风物，真东南之鲜丽。唐有工部之诗，近有博士之记。未获登临，实劳梦寐。谁驱鳌首而来，移在凤山之里。玉垒崭崭，青螺簇簇。突龙蟠而虎踞，稍凤翥而鸾伏。涧户欹林而嵽巀，石径封苔而屈曲。中有百弓之园，是为硕人之轴。譬犹义夫节士，岩岩不可犯，而即之坦然，中有容卿百人之腹。土平以衍，地旷而沃。可台可榭，可亭可屋。可畹可兰，可畦可菊。窈而深，障千章之古木；缭而曲，森万个之修竹。南崖青精，北岫黄独，东丘菘韭，西崦豆菽。芋栗满坡，兰桂漫谷，申椒盈阿，荔薜披麓。拳蕨正肥，角笋如束。橘柚秋香，瓜李夏熟。亦有甘荠，亦有旨蓄。盼缭白而萦青，绚纷红而骇绿。异芬彻骨，滟色眩目。可带经而锄，可叩角而牧。楗尺枳以为篱，满杜蘅之丰缛。希晋宫之蒲萄，陋城东之苜蓿。疑两间之贡巧，与五丁之献伎。不然则斯山在檐楹间旧矣，何今出而昔閟也。不然则山神之命有时，而塞亦有时而遇也」。言未既，陈玄剿说进曰：「颖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澹风日之明媚，纷蜂蝶之游戏，竹影琐碎而侵阶，花阴扶疏而卧砌，是则山园宜霁。滃云气于山椒，栖烟霭于木末，点芭蕉而滴沥，喧败荷之潇飒，是则山园宜雨。朔风嗥而枯声，梢橚惨而离披，或陇梅破白，或霜叶赐绯，是则山园宜寒。蒸火云于肉山，俯佳木之繁阴，或曲岪送风，或高岭输云，是则山园宜暑。河低玉绳，桑浴铜铛，赫明暾之熹微，林霏烱其廓清，是则山园宜晓。暝色苍茫，返照依稀，牧笛怨而羊牛下来，樵路阒而禽鸟哢枝，是则山园宜暮。鹿随筇杖，鹤认茶烟，蔑红尘之污人，对清嶂以忘言，是则山园宜閒。虎啸风烈，猿啼月高，飞羽觞之潋滟，颓玉山于林皋，是则山园宜醉。群嶂供题，列卉献科，是则山园宜唱而宜和。俗客不来，柴扉昼掩，是则山园宜图而宜史。至于可喜可愕、可游可戏者，盖不能一二而悉数也」。楮先生在旁，捧腹不已，笑定而曰：「玄知其浅，未知其深。吾尝随至人以舒卷，洞主人之胸襟。曰山间之妙处，不独在乎园林。前辈谓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盖又有海棠睡起之姝，荷花解语之嫔。故秾李韶华者山园之奇卉，歌莺飞燕者山园之名禽。绛桃花貌，碧杏珠唇。袅娜乎章台青青之柳，缥缈乎石榴醋醋之神。别有閒花野草逻列左右，恼公子而怨王孙。故夫是山也，迫而睨之似东山之偕妓，遥而望之如巫山之行云。良时美景，挈榼游赏，试捲帘而通盼，滟娉婷之缤纷。断刺史之肠，绝坐客之缨。欢声沸山园之鼎，和气盎山园之春。后土琼花羞颜而却走，洛阳牡丹失色而逡巡。熙乎爽哉，此山园之小天台也。吾言誇矣，不知所裁」。陶泓起而评曰：「韩愈称颖，为人强记而便敏，又通当世之务，故能援引古昔，敷陈名义。陈玄之先世生长山间，故极诧林泉之风味。楮乃白面书生也，故目恍纷华，口出丽语。之二三子之言，言各有为。我石心人也，难乎去取，听主人之自择，以何说之为是」。主人倾耳以听，开口而笑曰：「诗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』，其楮先生之谓乎」！

臣窃以士之大患，在于随时俯仰而好恶不公，近则隳丧廉耻，远则败坏风俗，此礼义之罪人，治世之所不容也。大学者，教化之渊源，所以风劝四方而示之表则，一有不令，何以诲人？臣伏见国子司业黄隐素寡问学，薄于操行，久任言责，殊无献告，惟附会当时执政，茍安其位。及迁庠序，则又无以训导诸生，措注语言，皆逐势利。且经义之说，盖无古今新旧，惟贵其当。先儒之传注，既未全是，王氏之解，亦未必尽非，善学者审择而已，何必是古非今、贱彼贵我，务求合于世哉！方安石之用事，其书立于学官，布于天下，则肤浅之士，莫不推尊信向，以为介于孔、孟。及其去位而死，则遂从之而诋毁，以为无足可考。盖未尝闻道，而烛理不明故也。隐亦能诵记安石《新义》，推尊而信向之久矣。一旦闻朝廷欲议科举，以救学者浮薄不根之弊，则讽谕其太学诸生，凡程试文字，不可复从王氏新说，或引用者，类多黜降。何取舍之不一哉？诸生有闻安石之死而欲设斋致奠，以伸师资之报者，隐辄形忿怒，将绳以率敛之法，此尤可鄙也。夫所谓师弟子者，于礼有心丧，古人或为其师解官行服与负土成坟者，前史书以为美，后世仰以为高，此固不论其学之是非而特贵其风谊尔。昔彭越以大恶夷三族，诏捕收视者，栾布一勇士，敢祠而哭之，汉祖犹恕而不杀，班固亦以为能知所处，盖气节之可尚也。今安石之罪虽暴于天下，推其师弟子之分，则亦不可辄废。而诸生之设斋致奠，又非彭越、栾布之比，隐何必忿怒而遽欲绳之以法乎！抑可见其不知义也。向者有司欲复声律，朝廷方下其事，集群臣而议之，隐乃不详本末，奉为定令，揭榜学舍，谓朝廷已复诗赋，使学者知委，传播四方，人皆疑惑。此又见其躁妄趋时之甚也。夫道德所出之地，长育多士，而庶几成材，乃以欺人为之贰，则何以养廉耻、厚风俗哉？伏请早行罢黜，以示劝戒，无使邪憸之士，久累教化之职。

〔贴黄〕大率隐好自任，凡考校生员文字，多不与祭酒、博士共议，意欲徇私。向者违条差补经谕不当，郑穆自举觉申礼部。近日定王适程试，高下异论，隐辄有申请，上烦朝廷与夺，益见其取与不协公论，不能称职也。隐为御史三年，无所建明，为司业经年，职事乖失如此，已试不效，徒累名器。伏乞量其所能，与一外官，盖教化之地，非所宜处。

朕能任衣冠，念不到此。会吕氏之乱，功臣宗室，共不羞耻，误居正位，常战战栗栗，恐事之不终。且兵凶器，虽克所愿，动亦耗病，谓百姓远方何？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，故不以为意，朕岂自谓能！今匈奴内侵，军吏无功，边民父子，荷兵日久，朕常为动心伤痛，无日忘之。今未能销距，愿且坚边设候，结和通使，休宁北陲，为功多矣。且无议军（《史记·律书》：孝文即位，将军陈武等议征南越朝鲜，孝文曰云云。按陈武即柴武。《史汉·高帝纪》：秦二世三年遇刚武侯。应劭曰：武一姓柴。《韩王信传》：汉使柴将军击之；《淮南王长》：传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反。是姓柴也，而《律书》作陈武。《功臣侯表》但有棘蒲侯陈武，无柴武，班固《泗水亭碑十八侯铭》亦然。应劭，汉人，精通掌故，谓武一姓柴，得其实矣，非诸注望文者所及也。棘蒲，《十八侯铭》作棘津，当有一误。）。

《汉武帝故事》，班周撰。刘伟明跋以周为成、哀间人，又以故事中言迎神君说鬼神事，疑后人托为之。余观《汉书》，武帝初即位，尤敬鬼神之事，长陵女子神君之说，及李少君文成五利相缀，以鬼神方见上，能使物却老，夜致王夫人及窦鬼之貌，其事异甚。既久，言方者亦衰，天子始怠厌方士之怪迂语，然犹羁縻弗绝，冀遇其真。则武帝之庸陋，溺于怪物，始终不移，二史可以槩见，伟明何为而疑之？且其文雄深简古，类《西汉书》，非班固不能作也。固父彪在西京时已好述作，采前史遗事，其间指成帝元延年号谓之今上者，亦当时所记之语如此。意班固缵其父书，踵而成之，后人流传，误写「固」作「周」尔。设或成、哀间别有班周能为此书，其人必暴耀于当时，而决不泯绝于世，曷为姓名不少见于他书，而古今学者未尝道哉？

古之人制为君臣之分者，不独全人主之尊而已，势必相须，义必相济，所以经纶天下国家，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。故比以元首股肱、耳目腹心之象，明其同心合体而成功立事，此万世不易之道矣。然而天下治乱不常，苟值创始造端之势，则其君臣之际，为力难易，又可知矣。夫非上之任下者得其道，下之事上者尽其能，则天下之务，孰能应之哉？蔚乎高祖之经营，群臣之际会也，可谓上任之得其道，下事之尽其能也。方秦之衰，天下惴惴，困于暴刻之馀，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。是故以布衣之资，一剑之任，始终五载，遂成帝业。鼎祚之安，传至二百馀年而始危者，岂独高祖之材能所致哉？盖亦一时之贤杰，有以先后左右，而勋业始完也。班固之论曰：「任萧、曹之文，用良、平之谋，骋陆、郦之辩，制叔孙通之仪，文武相配，大略举焉尽之矣」。夫庶事草创而天下之法度不立，则何以维持民心哉？此萧、曹之文必任，而宽厚清静所以率下也。四方多难，而天下之势易动，则何以保于全安哉？此良、平之知必用，而出奇决胜所以中于机会也。千虑则智，有时而穷，此郦、陆之辨所以必骋，而开说于后也。连衽而起，被衮南向而接之，则人未之服，此叔孙通之仪所以必制，而示朝廷之礼也。此四者，皆圣人所以经营天下而守之之先务，而高帝能之，则大略以举，大功以成，乃其验也。议者以为知人，善任使，而史臣亦言其规模宏远，信不妄矣。

自《春秋》之法绝笔于获麟之一句，而褒贬重轻之义，进退是非之训，卒不可得而复见邪！其大权大法，幽深隐奥，则不可得而见矣！其祖述圣人之绪馀，而立为一家之学，裁成义例，以示后世，庶几得其髣髴者，犹可见焉，迁、固之史是也。马迁始改编年之旧，而为纪传之书，以帝王继统而谓之「纪」，以公侯传国而谓之「世家」，以卿大夫列位而为之「传」，而善恶褒贬之意寓于其中，其为功亦勤矣。至班固则又继其法而成一代之史。夫二百年间，天下国家君臣事物之变，可谓广且多矣，以八十万字之文可胜载邪？向非裁之以义例，则错乱糅杂，而莫能究其体要，知其统类，乌足以称为良史哉？故纪言其略，而传载其详，而传之先后，抑有义焉。以功之大小而次之，则韩、彭之后，当继之以卫、霍也；以人之贤愚而次之，则萧、曹之后，当继之以丙、魏也。而世之远近，殊不接矣，亦非记事之体也。故传之所次，服虔谓不以功之大小、人之贤愚，惟以时之先后；而颜师古亦曰又以事类相从。夫时之先后相继，而事之义类相从，则一时之本末，众人之是非，举其端而可以推之矣。贾山之《至言》，皆借秦以为喻；路温舒之抗疏，则亦曰「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」。二人之志，皆指明秦氏之乱亡，以劘切世主，而欲其除烦救弊，岂非事类之一邪？传而同之，不为失矣。不独此而已也，欲观其变诈之迹，则见于张耳、陈馀；欲观其开陈治乱之道，则见于徐乐、严安；欲观禦边之策，则见于贾捐之、严助；欲观抚民之要，则见于龚遂、召信臣。凡为此者，皆类而从之之谓也。师古之言槩举一二以明之，信乎固之称良史也。

甚矣，天道之难言也！六经之说有曰：「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」。又曰：「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」。又曰：「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馀殃」。此儒者守之以为定论，而谓其可必也。予考以人事而实其福善祸淫之说，则亦未必皆然。盖昔者司马迁以为伯夷、叔齐以义谏周，食薇而死；颜回无迁怒贰过之失，孔子美其好学，而亦夭丧；盗蹠恣行暴虐，日杀千人，反以寿终。天之报施善人，信何如哉？此史迁疑而未辨，学者尝惑之矣。至于班固评张汤、杜周之子孙，则又可疑焉。固之言曰：「张汤、杜周并起文墨小吏，列于酷吏，皆有良子，德器自过，爵位尊显，继世立朝，相与提衡，至于建武，杜氏爵乃独绝。迹其福祚，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」。夫萧何、曹参之才，张良、陈平之智，与高祖经营天下，措之乂安，要其所以兴利除害，功济斯民，盖亦深也；韦贤、贡禹之学，匡衡、薛宣之能，其辅导时君，有补于治，盖亦多也，而其后子孙或数十年而世绝，或一再传而国除；彼持法刻深者乃享祚悠长，有至建武而后绝者，岂报施之理不得而知之欤？窃尝思之，颜子死，孔子谓之不幸。夫以德而夭，圣人以为不幸，则德而寿者，出于幸而已。使天之祸福家至而人谕之，则审无可疑，而圣人亦不以幸不幸为之说，而乃遍覆包含于九州之内外，为善于此者，未必蒙祐于彼，履恶于下者，未必获咎于上，则难以一人之报施而言天矣。以圣人幸不幸之说而求其福善祸淫之应，则天与人两不相废，而教存于中，夫又何疑焉。且于公之善，听其高门以自显，岂幸哉！丙吉之阴德，则传子而不侯，盖不幸矣。汤、周之福祚，抑可明于斯也。

天下之学而可齐以法，固无有也，学之兴废，系乎时之好恶则有焉。昔者《春秋》为经一，而传者三，师徒异论，父子异说，世主惑于其间，天下从而取舍。是以武帝好《公羊》，则《谷梁》废；宣帝置《谷梁》，则《公羊》亦诎；左氏之书乃不为世用。及刘歆、郑众、贾逵、陈元辈辨析是非，折以中道，然后三家之学并行于汉，而传习至今不绝。方其舍而不用，与其取而立之，特一时之好恶耳，未能破碎大道，败坏风化也。今则不然，六经之旧说，先儒之所讲解，多士之所宗师，朝廷之所崇信，凡立于学官者，一切摈弃，以为无取，而乃独伸一己之私见，力毁万世之公议。一夫倡于前，百夫和于后；百夫倡于前，万夫随而和之。虽亦出于世俗之好恶耳，而于大道有破碎，于风化有败坏，此君子之所深忧也。夫《易》者，生于数，而成于变化，圣人所以尽三才之理也。其吉凶祸福、进退得失之涂，其安危治乱、否泰消长之势，其隐则造于几微之先，其显则立于神用之表，乌可以七八九六之数言哉？是故刘牧以数解，不若辅嗣以用说也。《诗》者，出于性情，因人之善恶而形之言也。日月星辰、风雨云雷霜露、山川草木、鸟兽虫鱼、衣服器用，或目之所触，或意之所寓，茍可藉之以为言而谕人者，莫不备有。方其为言也，何暇考合于名数制度而后言哉？是故康成以礼求，不若毛公以意得也。然则《易》以数解，《诗》以礼求，犹不能知其旨，而况以字说乎！字之大本，莫过六书，引而伸之，触类以长，而天下之字，尽在是矣。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义，则至于数字；数字不足，则至于百十；又不足，则至于千万句。字者所以成文，文者所以言义，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义哉？且字有体也，有用也，今夫以健言《乾》，以顺言《坤》，以止言《艮》，以动言《震》，以入言《巽》，以丽言《离》，以险言《坎》，以说言《兑》，则可也，凡可以一字之义测，皆其体也。何从而为《乾》，何省而为《坤》，则一卦之用，六位之变，固未之尽，况乎造化之馀蕴，神明之妙用，而欲释以一字，是犹以寻丈之竿而测沧海也。成功告神谓之「颂」，立政垂法谓之「雅」，系其国俗谓之「风」，指物明事谓之「比」，取譬申义谓之「兴」，兼总辞体之用，丁宁反覆，务尽其情而不厌，一篇之中屡致意焉谓之「赋」。故《桑柔》之作凡十六章，《閟宫》之一章凡三十八句，如此者，安可以一字为解乎？昔人说《尧典》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，班固以为癖儒之患，盖破碎大道，学者深蔽。今乃区区求考于点画从省之间，则破碎又甚于「曰若稽古」之说也。且上所好恶，风化治乱由乎此出。昔晋之公卿徇其宗尚，终日驰骋于冲寂虚旷之域，若乘轻舟以适江湖，泛泛然自得而忘归。其于天下国家之实，不一语及焉，其视生民，盖亦尔我而已。故奸雄伺隙而起，则无术以救，终之覆亡坏灭，流祸数世。迹其由来，盖王衍、王导辈为罪之倡。今之解经者，不以庄则以列，不以佛则以老，浩乎其无涯，冥乎其无心。指鬼神之情状以言乎分义，推有无之体用以及乎政教。三纲五常之所先，君子之所取以守，人伦之所恃以安，一切置而不议。旷日持久，则安危治乱之任，其谁尸之？西晋之风，将复见矣！此君子所以深忧而不能已也。安得循理知变之士，与之言学哉！

皇帝若曰：在昔明王之治天下，仁风翔洽，德泽汪濊。四序调于上，万物和于下。兵革不试，刑辟弗用。内则俊贤居位，以熙于王职；外则夷狄向风，以修于岁贡。建皇极以承天心，歛时福以锡民庶。然后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效祥荐祉，书之不绝，朕甚慕之。其何术以臻此欤？朕承祖宗之业，托士民之上，明有所未烛，化有所未孚，而任大守重，艰于负荷。故详延魁垒之士，思闻谠直之言，以辅不逮，庶几乎治。盖人君即位，必求端于天，而正诸己，惟王事得其常则，庶證协其应。朕享国以来，靡敢自肆，而和气犹郁，大异数见。乃元年日食三朝，洎仲秋地震数路，而冀方之广，为灾最甚。岂朕弗德之致欤？夙寤晨兴，思其所以。是故图讲政务，则日至中昃，而犹多茍简之习；烝进人才，则官无虚假，而颇乏绩用之美。种羌非不怀徕也，而边候或时绎骚，以至临遣辅臣，憺明神武；烝民非不爱养也，而生气或未完富，以至外驰使者，宣布惠教。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，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。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，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。夫风俗厚薄，根于取士之无本，道教之不明。而博询台阁之论，所执者不一，岂无救弊之道焉？刑罚烦重，出于设法之多门，沿袭之不革。而将加恩仁之政，使死者少缓，必有可行之术焉。予欲兴乎七教，兼乎三至，以厎圣人之道，则宜条其先后之次；予欲明乎六亲，尽乎五法，以极天下之治，则宜叙其本末之要。乃至仲舒之言，班固谓切于当世，其可施于今者何策？崔寔之论，范晔谓切于政体，其有益于时者何事？毋以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，毋以谓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，惟其改之而适中，举之而得宜，不迫不迁，归于至当。《书》曰：「言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」。子大夫其悉心以陈，朕亦不惮于有为焉。

臣对曰：臣闻大智者圣人之德，而虞舜察迩言，盖万事之统，顾省不遗而虑之深也。中行者君子之能，而仲尼与狂狷，盖匹夫之志固守难夺而不可弃也。此二者施诸君臣之际，而要其归，则上有求善无厌之美，而下不失为尽节不欺之士。各崇所尚，义何亏焉？今陛下席太平之基，运独化之术，元臣良辅讲磨原本于内，庶官群吏奔走职业于外，经制立而可以庇万嗣，号令出而可以肃四方，治定功成，信有日矣。然犹诏举贤良方正之士，亲策于庭，退托不明，延访得失者，岂非虚己好问，求尽天下之情欤？臣愚不肖，不足以备当今之下执事。虽竭尽倾写，安能补陛下万分之一乎？然不敢以荒略无取为解，而逆探朝廷之意，愿献于前者，盖以为贤良之义，贵犯而不贵隐，恶斯义之废自臣始也。且人各有异能，而所以取之者必主于一。求将帅主于勇，求守令主于廉，求法吏主于文，而求贤良主于直，舍是则虽有异能，而亦不取矣。今将帅不言其勇而言其仁，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，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朴，则陛下取之欤？臣虽不肖，而所以进者贤良也，敢不一于所主，而求伸其志哉？恭惟圣策有曰：「昔明王之治，仁风翔治，德泽汪濊，四时调，万物和，兵革不试，刑辟不用，隽贤居位，戎夷向风，建皇极以承天，歛时福以锡民，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效祥蔿祉」。陛下甚慕之，而访臣以致之之术者，此陛下深思治体，而究其所由，欲均大利于四海也。臣愚何足以知之？然臣闻人事有本末，物理有始终，王道之施设，固有先后。端本所以治末，慎始所以图终，施之宜先，则不可后于一日，乃治体之所起也。昔《春秋》以五始明王法，谓一为元者，视大始而欲正本，深探其本，而所贵者始也。然则人君之即位者，天下之大本，而王道之始乎！兆民亿姓延颈企踵，而觊其抚养也，则必有以慰其望；公卿辅佐致忠竭节而副其任使也，则必有以结其心，羌戎夷狄悚意慑虑而仰其怀徕也，则必有以悦其情。古之贤王深知端本慎始之义，而施设之具，无先于此。蕴之而为盛德，发之而为大政，如日月之照临，雨露之润泽，使人人闻之，率皆耸动鼓舞。以为吾君之有某善，则吾之幸也，吾君之业某事，则吾将享其利焉。是故散而为仁风，霈而为德泽，幽可以调四序，明可以和万物，兵不试而威立，刑弗用而政成，俊杰在位而百职举，羌夷款塞而九贡集。大中之道建而上顺乎天，五韪之福应而下休于民，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而王道终矣。《书》称高宗之德曰：「作其即位」，「嘉靖商邦，至于小大，无时或怨」。《诗》称成王之嗣政，则以小毖慎微，恭之进戒为先务，岂非端本慎始之意乎？及其明验大效之见于后，则德业昭著，教化深厚，措世父安，传祚永久，得不盛哉！今陛下承五圣之统，讲求治具，而以任大守重为之忧，故臣敢以端本慎始为献。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，以慰生民；不间老成之谋，以结公卿；不兴疆埸之事，以怀夷狄。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，则尧舜之治可以积久而致，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！圣策曰：「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，惟五事得其常，则庶證协其应。享国以来，靡敢自肆，而和气尤郁，大异数见，乃元年日食三朝，洎仲秋地震数路，而冀方之广，为灾最甚」者，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顺之也。臣闻天人之际，精祲有以相感，《洪范》之陈五事，《春秋》之书灾异，皆其微也。然世之说者有两端焉，一曰彼穹然居上者，何预于人事乎？日月星辰之凌错，阴阳旱水之愆亢，皆大数使之然，未必发于政事，是天之与人离为二而言，非严恭寅畏之道也。一曰灾变之来，率以类应，某政之失则召某祥，某事之非则感某异。盖自两汉请儒，若刘向、董仲舒、郎顗、襄楷之徒，皆指时事一二以明之，牵联迁合，务必其验，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启导世主，而徒溺于禨祥也。臣以谓之不然。夫天之降命于君而付以大器者，必有扶持全安之心，警惧告戒之意矣。示以灾沴，谕以变怪者，欲其饬躬而务德，慎事而图宁也，非无预于人事也，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。天人之际如是而已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劢精庶政，虫鱼草木率被煦养，而改元之岁，日食三朝者，天心之爱陛下，而告以始终之义也。改元者，陛下踰年颁政之始，更新万事之时。日者至明之物，不可辄晦。天意若曰：陛下宜慎之于始，辉光盛德，而不可少亏也。仲秋之后，九州之地，太半震动，大至裂陷，小亦覆压，京师亦震，冀方最甚者，天心之祐陛下，而示以安危之端也。地者至静之物，常处其安者也，一失其常，动而不已。天意若曰：静而失常则安，动而失道则危，愿陛下居安而虑危也。祖宗由河朔而起，则冀方如本封；陛下以四海为家，则京师如堂室，震动之变，形于斯者，非独外忧可虞，抑亦内患可虑也。夷狄之忧生于绥御之失术，军旅之忧生于威爱之偏任，环卫之患生于防禁之疏略，近习之患生于任使之过重。此四者，世尝有之非臣之私忧过计也。至于虹贯日，地生毛，太白经天，荧惑失度，此又警戒之深也。教化有未备乎？德泽有未至乎？赋税过重乎？刑罚失滥乎？干戈可虞乎？盗贼不戢乎？大檕必有以感之，故天意谆谆而不已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其亡其亡，繄于包桑」。言恭通之世，深念其危，则悔吝不生矣。《诗》曰：「肇允彼桃虫，拚飞惟鸟」。言涖政之初，慎其小，则祸败不至矣。愿陛下思天人之交，穷《诗》《易》之戒，则大异弭去，而和气感召。如影向焉。圣策曰：「图讲政务，则日至中昃，而尤多茍简之习；烝进人材，则官无虚假，而颇乏绩用之美」者。臣闻古之圣人未赏不勤，文王之治，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，然至于庶言、庶狱、庶慎，则罔收兼之，惟有司牧夫之是任，盖劳于求才，逸于任贤故也。且帝王之道与天地参，天地之化，分任四时以生成万物，而不专于一草一木之长育，盖元气统于上，而万物无不遂者矣。帝王之道，慎择群贤，以翊辅万政，而不偏于一物一事之修饰，盖至权归于中，而万政无不举矣。恭惟陛下体乾之刚以运动，法离之明以照达。既得群贤以任之，又举纲要以济之，则文王勤治之德偕美于古，而虞舜无为之功，复见于今也，苟简之习何虑不革哉？若夫烝进人才，而乏绩用，则臣略究其端矣。夫唐虞之盛，九年而黜陟；姬周之隆，三岁而大计，盖磨以岁月而观其能否，然后进退之，深慎名器而不妄与也。今之自选部而升京秩者，为考六七，为举三五六人而后得；自京秩而至郎官者，凡四岁一迁焉，其于名器不轻而重也信矣。陛下至诚待物，急于得人，拔擢俊民于微贱之中，而置在高位者数矣。此皆贤能不次而用，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岁月也。然贤能不次而用。王政之一端，其人之能否，可不察哉？孟子曰：「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，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」。盖小人之性役于利禄，而好于趋时希世之事，揣知人主之意，而务求其合。茍可以取宠于上，则不暇量己之材能与否也。陛下念贤而用，不次进之，则其心何负于天下之士哉？然天下之士则有负陛下者，此众心之所惑也。盖尝以边几进者，而将帅辨其搆怨于外羌也；又赏有可任御史者，而言者谓其薄于孝也。始而听其言，中而试其事，终而验其能否，则天下之士不敢负陛下，而绩用不乏矣。圣策曰：「种羌非不怀徕也，而边候或时绎骚，以至临遣辅臣，憺明威武」者。臣闻中国之于四夷，若天地之于万物，偏覆包函，而使之自遂耳，安用较其力之勇怯，责其心之去留哉？厥或悔慢不庭，则征伐亦不得已而用也。朝廷之于西羌可谓厚矣，加之王爵而袭其土，赐之金缯而未赏阏。然自近岁以来，逆心日甚，多遣介使以申难塞之请，起犯边吏以求克捷之效，此固宜俘擒以殄戮之矣。是以陛下临遣辅臣，而将伸九伐之令也。然臣愚以为中国之力有盈虚，羌虏之势有强弱，则必量而后动，度而后行焉。至道中，天下之全盛也，兵之彊，民之富，将之豪杰，足以威制四夷而无惮矣。然犹五路之入，卒无成功，此长驱深入得失之验也。康定间，比于至道则三者皆不及矣。是以边声一动而远近骚然，以四海之力事一方，而犹为汲汲馈运之劳，累岁不息，而朝廷深有厌兵之心，卒用间谋与之和解，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渐，则兵不易动亦明矣。以今之兵、今之将，拟于康定则未必过之，而民力又不及矣。向者陛下即政之岁，乘谅祚残忍之极，旱饥相仍，部族怨贰，是以王师一举而辄复绥城之地，然人之战没者盖已万计，财之耗坏者凡几百万耶？近者秦、庆二路，寇入辄胜，臣窃疑其势力非复向时旱饥之馀矣。金汤之固，非粟不守，而塞下之积，多者止再岁，少者不数月也。审篱之户，倚以为援，而彊者逋逃而无几，弱者不足恃也。宽文法则豪纵之将可以致死，而细过多从于吏议也；饱金帛则觇候之士可以知微，而薄惠不足以使人也；广屯田则可以丰军食，而有司旷废其事也；恤土兵则可以助戍，而平居未尝少宽也。此皆我之未备矣。以我之未备，乘彼之未易量，则莫若讲求守禦之具，而徐为之谋也。朝廷必有以制之，臣愚不能处也。陛下谓威而必报邪，则威亦有未服，谓战而必胜邪，则战亦有未胜。就使必报必胜，则生民供馈亦已劳矣。若犹未也，则兵连祸结，何时而息乎？关陕一扰，则寇盗必乘而起。种羌之患未解，则西宜备蜀，北亦虑胡矣。夫远夷之不讨，与元元之重困，孰为轻重？起一方之事，而召三隅之忧，孰为得失？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。昔汉宣帝欲击匈奴，而魏相以为不可报怨远夷，是以享三世称藩之效。唐太宗欲征突厥，而长孙无忌愿且戢兵，是以终贞观太平之绩。臣故曰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也。圣策曰：「蒸民非不爱养也，而生业或未完富，以至外驰使者，宣布惠教」。臣闻陛下爱民之心均于赤子矣，而生业或未完者，其大弊有三焉。一曰，郡吏之不足，役及上农，而使之破产竭财，而毙于冻馁，此天下之深不平也。今人细民之家，牛羊耒耜、糇粮裘褐，茍有数十金之直，则举而藉之于公，以备役之之费矣。方其役之将至，而知其必及于死也，则其心如避重诛，其力如捍巨寇，焚减屋庐戕伐桑祏，以求其不及。甚者乃服浮图，隶兵籍，以一身自陷于非类，而觊幸于斯世。又其甚者，子嫁其母，而昆弟得以离居，父子谋为自经，而求省其丁口，此暴役之弊也。二曰，天灾间作，穑事不登，则有除赋之令，以恤其流亡。而有司以掊克为劳，而务足功利。霜雹旱蝗，五种之入无分毫矣，而输入之数十犹五六。此重赋之敝也。三曰，负于公而情不欺者，赦宥为之蠲释，以宽其贫穷，而主者网罗疑似，索求罅缺，幸其少戾于法，而督之益严。及其委弃沟壑而势不可得，则犹能鞭笞其子孙，缧械其邻里，而有望于下。此积逋之弊也。臣愿陛下慎择忠厚之吏以为守宰，而使之不妄举，立为宽通之制以便众庶，而使之不重困，则休养生息，皆陛下之实惠矣。虽使者冠盖不交于道，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？舍是则虽朝遣一使，暮置一官，又何益于治乎？陛下不先务此，徒刻薄更张之为，臣愚之所未谕也。圣策曰「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，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」者，臣亦粗闻其说矣。天下之财常有，而国家有馀不足之无常者，盖取财与用财之道异也。善取则财虽多而常不足，善用则财虽寡而常有馀。今天下之所谓利，凡四总二十八品之馀，百物有禁，盖尽之矣，而出无馀者，未明节之之要也，未慎用之之道也。节其可已而备其不可已，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，则善矣。国之大费六，宗支之禄也，万官之养也，冗兵之食也，二虏之赐也，郊祀之锡也，河防之备也，皆不可一日而节。若乃赐与有横滥，服用有侈靡，掖庭燕私廪给之盛，百工技巧冗食之多，此皆可节之矣。臣愿量时制宜，一切减损，以蕃货财，以备六费之大，此之谓节其可已，备其不可已。若夫兴利者功易见，省事者效难知。易见则取信于人，难知则置疑于众。惟其易见难知，而疑信之两出，此财之所以日匮也。今天下之利有博于解池者乎？岁入百馀万缗耳。有百万之利献陛下者，傥从而榷之，则其人之功，岂不易见哉？然绥城之兵一用而费六百万，是四岁解池之利去矣，有以绥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，傥从而榷之，则是能置四岁之解池矣。然其言主于省事，而不主于兴利，则其功岂不难知哉？究其归，则兴利之利，不如省事之为利，愿陛下反求其端而虑焉。是之谓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。知此二者而不竞于锥刀之末，则调度将不烦而民力宽矣。臣又闻国家患兵之冗而讲求其术已久矣。向者容其癃老，今则黥其壮子弟；向者简阅之不密，今则毫毛不敢欺；向者慢于训习，今则朝夕从事以金鼓。此三术者，方今以为练兵之要矣，臣复何言哉？然臣之言者，继于三术之后，而究其情状耳。夫四方凶悍之徒，群聚而安闲，骄惰而不足用，盖有年矣。今一旦遽责之以去留，立辨之以彊弱，则其心岂免于怨乎？孰谓怨不损于王治，而不恤也？《诗》曰：「悦以使民，民忘其死」。岂有驱人于死，而先啖之以怨乎？施诸用兵，尤非全胜之道也。三路者，用兵之地也。今未老者多黜而失其归，壮者则忧其将老而见黜。臣愿有以动其徒类之心，乘其生变，不足禦寇而足以为寇，甚非朝廷之利也。昔唐之中世，建销兵之策，岁限以逃死不复补，而克融、廷凑乘之，遂为大患；洪经纶之一出，田悦之一言，而万众大呼。此往事之可鉴者也。嘉祐中，亦赏选天下之兵，而有司以谓朝廷欲省郊祀之费，处之过甚，远近詾詾，赖朝廷有以制之。此近事之在人耳目者也。臣愿陛下慎守三术，以为制兵之具，垂听臣之说以虑其未然，则军政立而天威畅矣。圣策曰「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」者，臣谓关梁之禁，岁羡长而不知止，货法屡变而下不为信，此商之所以壅也。审天下征商之法，课有不足者一切损之，货法之始，有小利而终召大弊者，慎勿辄变而用，则天下之商愿出于涂矣。圣策曰「损器玩之巧而工弗戒」者，臣谓非独法禁之不密，亦教化未之至也。夫民之于上，从其好，不从其令。高髺大袖，其说旧矣。今陛下虽行纯俭以风天下，而百工之肆，日夜谋奇巧，求利于时，是必有以导之也，且法之行自近始，教之至自上率，愿澄其源以洁其流，则天下之工无不戒者也。圣策曰「风俗浮薄，根于取士之无本，教导之不明，台阁之论所执不一，岂无救弊之道」者，臣谓非土著而不任乡议，取浮文而不根经术，较工拙而不考素行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。比者朝廷讲求，群议而思有以救之，虽论有异同，而所以为敝者，不过此也。夫待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，今养之取之之制大异于古，则安怪其廉耻衰息哉？臣愿量时而立法，贵其可以适用，则莫若大均荐送之目，而使众寡适其平，无幸与不幸，则土著莫能迁矣。限以一艺之习，而试之家法高说，上第义参于文而取之，则经术孰敢废矣？复孝悌之科，诏监司郡守时加询察，秩满而荐之一二，则素行可得而知矣。本庠序之教，而继以三者，则取士之道庶几无失。又何必变常动众，而求为纷纷欤？圣策曰「刑罚烦重，出于设法之多门，沿袭之不革，将加仁恩之政，使死者少缓，必有可行之术」者，臣谓治而有刑，非养威务刻而求胜斯民，盖欲使之畏罪而迁善也。后世忘其本原，而峻文密法以笼四海，民之手足殆将无所措，此世主所以裁量揆叙，而损益其间也。陛下患刑之密而重报者，众将少缓焉，此尧舜好生之德也。然臣愚犹有献焉。夫所谓缓之之术者，得非以他罪抵死，则斩其左趾欤？得非欲复古之肉刑欤？夫他罪抵死而斩其左趾则仁矣，孰若出于权断而贷其一死之快？彼幸而不死，又为完人，则岂不天地陛下之赐哉？安俟施诸刀锯以为罪次？此景兴之论愈于钟繇也。天三代既衰，而养民教民之具不可复见，民之触罪者盖亦有不幸矣。此肉刑难施于后世也，养之薄而责之厚也，教之疏而禁之密也。昔汉之去周未远，一罢肉刑而笞有至死者，民犹不以为怒，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轻也。今笞不至死，去汉又千馀年，一日复之，民岂以为宜乎？此卫展之论不及孔融也，愿陛下详其折衷而已。圣策曰「欲兴七教，兼乎三至，以底圣人之道」者，臣谓七教者生民之先务，陛下举为治本，而济以三至之用，力行于上，则圣人之道尽矣，何愧于曾参之言乎？若乃欲民「明六亲，尽乎五法，以极天下之治」者，臣谓六亲者人伦之大原，陛下奉为政体，而奉以五法之具，周施于下，则天下之治毕矣，何违于管氏之说乎？圣策曰「仲舒之言，班固谓切于当世，可施于今者何策」，臣谓仲舒之对，本于《春秋》，以陈王道，故班氏美之。就求其说，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，损文而用忠，则亦可施于今也。圣策曰：「崔寔之论，范晔谓明于政体，有益于时者何事」？臣谓崔寔之论极于理要，不泥一隅，故范晔称之，就求其说，而有曰补绽决坏，枝柱倾邪，则亦有益于时也。圣策曰：「无以古人之陈迹既久而不可举，无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」者，臣谓先王之政久必有弊，不革而救之，非所谓知变也。然革之当否，安可不慎乎？《易》曰：「穷则变，变则通」。此救弊之说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各守尔典，以承天休」。言法之不可易也。使革而当邪，则虽古人之迹，有可举而用矣。使革不当邪，则本朝之成法，有不可改者矣。谓古人之迹皆可举，则周之井地可行于汉，夏之九州可复于魏矣；谓本朝之法皆可改，则成王不必宪文武之旧章，孝景不必遵文帝之业矣。圣策曰「言之非艰」，臣以是不敢侈言而夸说。凡天下之利病，所谓可行与否者，臣既略陈于前，皆其迹之粗者。《易》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。故臣于终也，愿陛下思所以神明之。孔子曰：「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」。既而曰去兵，又曰去食，而民之信之也，卒不可去。是以古之圣人纵横反覆，无所往而不遂者，岂有他哉？惟民信之而已。是故汤为匹夫报仇而民不以为暴，文王以民力为台沼而民不以为为己。及其不信，则行仁义，作礼乐，而民始疑矣。今陛下行假贷之政，孟子所谓耕歛也，岂有举息之心哉？立平准之法，禹稷所谓贸迁也，岂有争利之心哉？复租庸之制，《周礼》所谓大均也，岂有困鳏寡之心哉？拔士于贫贱之中，汉高帝，唐太宗之用人也，岂有尚功利之心哉？增宫庙之员，优致仕之禄，此三代之养老也，岂有退耆茍之心哉？损律定令，皋陶之明刑也，岂有废法行意之心哉？并军蒐卒，五伯之制兵也，岂有轻士重禄之心哉？其措意立法，则皆几于尧舜，可谓盛矣。陛下之心如此，而天下之论乃如彼，陛下见其纷纷而以咎天下之议者，臣愚以为未安也。盍亦反而思之，岂未有以深信之欤？先之以至廉，则虽取之而不疑其贪，况与之乎？首之以至仁，则虽杀之而不疑其暴，况生之乎？二者皆陛下之先务，而未之深信，则常平之议，肉刑之法，宜乎元元无知而惧之也。《诗》曰：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」。《记》曰「至诚如神」，夫君子之于物，左右而无不宜者，惟诚而已矣，臣敢以此献。臣昧死惶恐上对。谨对。

雷鼓动天，朱旗翳日（《文选》曹植《责躬诗》注、班固《燕然山铭》注。）。

吾友杜公，讳敏求，字趣翁，其先出于唐杜氏，历世有显人。盖西汉御史大夫曰周，东汉谏议大夫曰穰，晋有恕、有预，皆名臣也。洎唐之盛，为宰相者十一人，子孙又以文章显者，有曰审言，审言生闲。闲生甫，字子美，肃宗时以右拾遗论事忤旨，出为华州司功。会关、陕凶歉，弃官流落剑南，居成都西郊，严武待之甚厚，表为节度参谋。久之，崔旰乱，甫往来二蜀。至大历初，南下沅、湘，卒于耒阳。甫初娶司农少卿杨怡女，生二子，及下江陵，留二子守成都籍。杨子琳之乱，避患奔眉之东山大垭，因家焉。其后族属蕃衍，遂为郡大姓。后有葬青神者，遂为青神人。公之曾大父光期，隐晦不仕；大父允升，以文行推高于众，为乡先生。父万，静默守道，笃好经史，由公贵，赠朝散大夫。妣宋氏，赠昌国县太君。公幼禀颖秀，不与群儿类。在襁褓时，每见字书，辄喜动于色，或指而道之。幼教以班固史，遂能记。七岁尝赋《闵雨诗》，有「农夫苦相问，燮理是何人」之句。年十八，问学该赡，尝应进士试。眉素多士，试者二千人，能合于式度中选者，数止二十，由是人人竞衒所蕴，以争能决胜于一时。有司深慎去取，莫不搜索隐奥，标而为题，明经中选，或于题有所不知者。公凡两试，每临为一词，则详尽意谓，贲以辞藻，选在甲乙，乃登嘉祐六年进士第。授简州司理参军，徙绵州西昌，判州事。寻而丁大夫公忧，除服，知汉州什邡县。嘉州犍为泺骤激入江，有罗护滩据险奔激，屡为患。公导而通之，至今民赖以济。赖田寨控羌夷，率以武弁领之。公至未期月，主者数以夷人相侵扰为告，意在开边隙以要赏。公揣知其情，不答，而告至不已，公曰：「某虽不肖，来临此邦，羌人未必我欺。他日茍有患，吾自任其责」。已而终公之去，竟无他警。邑人孙熙祖险猾慢上，县官稍不假借，辄造作飞语，欲中伤之。前后来者，往往悦以美言，幸无事。公将抉剔其恶而诛锄之，终公之去，更不敢涉县境。以昌国君忧去职，既除丧，屏处里舍，悢然有不愿仕之意。部使荐之，就监成都商税。成都市征，岁多羡入，至者往往苛敛以觊赏。公独不然，务职举以办事，耻削民以希进，于是上下两得，民甚乐之。元祐中，以十科进擢天下士，命近臣荐而后用。时荐公者十数人，既还阙，未尝一言闻于人，乃诣吏部，拟润州通判以归。或告之曰：「公德望之重，十科所荐尤多，傥诣丞相，当得美仕，何不审为计，而遽归乎」？公曰：「富贵穷达，固有命。吾读书闻道踰四十年，未尝求知于人。茍有知者，皆自相知耳，何暇修辞令，俛颜色，汲汲自媒以取辱哉」！执政惜其所守如此，不得已，除公成都府教授。公闻命，喜甚，促装而西。官满，执政见其姓名，问同列，曰：「是尝除成都学官，欣然而去，而未尝识之者。若人安恬静退，岂须识其面目而后用之乎」！即日除太学博士。自熙宁、元丰以来，士专一经，或略去文学，及委公撰堂试策目，乃条析班、马之学以询之，自是诸生稍稍习史传。未几，罢词赋，复以经术取士，公曰：「吾昔以诗赋举进士，故在此选，今用非所长，安能屑屑务向背以徇合于人乎」！即请于朝，求罢去，改差通判定州，在韩公师朴幕府，事无巨细，多以委公，公率以仁恕忠厚补之。韩公尝谓同僚曰：「吾与治中君性相若，气相投，无异兄弟，但姓不同耳」。有掾曹以母疾赴官淹缓，众皆难之，公为出力必争，毅然不可夺。徐诘之，乃故右辖胡公婿也。公告韩公曰：「万里从官，以母疾后期，不失为孝子，又况胡公婿乎！某素受胡公之知深，傥不一言，他日泉下何面目见之」？竟使就职。韩公叹曰：「笃于风义至如此，可为薄俗戒」。元符初，除广汉太守。京居仅二年，掩关读书，未尝妄与人交一言，士论伟之。今上即位覃霈，迁朝请郎，除梓州路转运判官，就移提点刑狱。识者谓朝廷将大用，俄感疾，乞致仕，卒于官，享年六十有三，实建中靖国元年八月二十日也。公初娶太原王氏，崇德县君；再娶郭氏，旌德县君；又娶郭氏，长安县君。二子：长曰端方，博学孝友，公笃爱之，先公十五年卒；次曰续，今才六岁。女三人：长适进士孙燮；次适新授成都郫县主簿张澈；季适进士郭琛，而先亡。孙男一人，曰嗣老。将以崇宁某年二月二十三日葬于玉台乡敦教里，举长安君及端方之丧而祔焉。有文集三十卷，藏于家。公仕宦四十年，未尝殖产，或劝之，则曰：「君独不闻萧相国所谓『令后世贤，师吾俭』乎」？使没于利者闻之，当足以自警，故今西南指士大夫廉洁者，必推以为先。既丧，梓人哀其贫，赒以赗赠，孀妇诸孤号且诉曰：「先君子昔以礼义自持，终身未尝一毫取于人，今不幸至大故，虽贫甚，宁寒饿以死，敢纳人之遗，以累其清白耶」！辞不受。闻者深嘉之，以为非公廉洁自处，素信于其家，安能至是。呜呼！予从公最久，知公最详。方少时学有原本，文辞纯明博赡，谓其可以标范后来，故爱之。既壮而仕，则闻其治有体要，重民贵义，谓其可以扩而充之，以及远大，非特区区郡县耳，故畏之。及见其信道守己，愈老益坚，不以一毫屈于物，而觊尺寸之茍获，然亦竟不为时用，故惜之。又悲其平生患难，死亡憔悴，岁月相继，将卒而子尚幼，已死而家尤贫，诸孤尚不忍茍得，以累其素履，可谓贤矣。天地之报施善人吉士，果可知邪，果不可知邪？予又闻，昔者孔子论死生之际，则曰：「知生而不知死，吊而不伤；知死而不知生，伤而不吊」。至「朋友之丧，则亦吊于寝门之外」。斯皆要以恩义而归诸礼也。予于公既吊而又伤之，哭于寝门之外，而又铭之，孰谓非礼欤！铭曰：

终始从公，可得而知。义操于我，从容典彝。德爱在物，涵濡咏嘻。吊且伤矣，曷穷予悲。大山之垭，青江之湄。著信以铭，云乎庶几。

明堂之制，内有太室，象紫宫，南出明堂，象太微（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注。案《隋书·牛宏传》云：案刘向《别录》，及马宫蔡邕等所见，当时有古文《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阴阳太山通义》、魏文侯《孝经传》等，并说古明堂之事，其书皆亡。）。

论曰：古之君子，其不可传者，与其人俱往矣，尚论者每叹之，而亦或疑之；虽疑之，而终不敢少之也。夫人而非贤则已，果贤也，其言论风旨，岂无一二之足闻者！而所为饬躬厉行，不使非礼加乎其身也，固以待后世之夷考焉耳，何至与声容辞气俱超忽而寂寥哉？意者素隐行怪，议论施为，不少概见于世。身隐矣，焉用文之？故当时亦不得而述欤。夫既已可见矣，可闻矣，可观矣，谓之不文不可矣。其时得而识之，非其时则不得而稽焉。然则古之人好修而名不称者，何限也？不然，则言无證不信，而声闻之过情者，皆可疑也。君子宁阙其疑，而不敢厚诬后世之无人，惟曰是其不可传者，与其人俱往矣。如《法言》之述李仲元，其貌言行之动人有若此者，而求其所谓貌言行者，卒无可指也。非史失其传，则子云之言誇矣。李仲元貌言行如何，其然岂其然乎？夫仲元之为人，书固有阙矣，世次之先后，则吾将安考？以其接于子云之见闻，殆亦西都末造之隐者欤。何以验其隐也？彼其卓尔大雅见称于子云者如此，而后世无传焉，是以知其为隐也。抑古之流芳千祀者，岂必皆遭遇其时，而嘉言善行，班班史牒者，如将见之？世降俗末，是固无贤者也，有则史必书之。昔隋之乱，唐之未兴也，河汾之间有隐君子焉，其书曰《中说》者载其言行为详，学者得其书而读之，犹可彷佛其人。独怪夫隋氏之史出于门人之所论撰，而不为其师立传，是以后世君子未能释然于其间，甚者至以为无是人也。吁！以为无是人则不可，而使人不能释然于文中子者，则王福畤之家传实启之。何则？扬之太过者，疑之所从生也。今以文中子之动容正色，而庶几于貌孔子之貌，文中子之出辞吐气，则庶几于言孔子之言，而文中子之造次施为，起居动履，其行之不肖于孔子者几希。又举其事以实其说，固以必人之信也，而反以甚人之疑也，吁！指实而言，人犹以疑，言又不实，谁则信之？若子云之称李仲元是矣。盖自史迁尚势利而扬货殖，抑道义而进游侠，班固论次西汉，无能改于其失。彼山泽之癯儒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括囊而遁，虽有言而莫之或听，惟其德行道义之富，而势利蔑如也，是固子长、孟坚之所抑而不尚者，无惑乎仲元之徒无得而称焉。呜呼！美晰之张苍而大书，木讷之周勃而特书，无行如陈平辈而不一书。而鲁有大臣，史失其名，非以其不显欤？夫必显者而后书，则隐居求志，姓名湮灭者何可胜数，真可惜也。使弘也不见书于《法言》，则天下后世，谁复知有李仲元哉！虽然，后世之知仲元者，以《法言》也，后世之疑仲元者，亦以《法言》也。尚友千载，于古人中得仲元者焉。果如扬子之所称，恨不获振太史公之屐，历乎鱼凫蚕丛之墟，物色益州之祠尚无恙乎。想夫英爽如生，眷兹宇而踌躇也，兰萎玉沈，莫写我心，则寻绎其议论，察其立身行己之大槩，意其犹有足證而阙如也。夫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，徒曰貌云乎哉！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，与上大夫言，訚訚如也，而答问训告，散在二十篇之中者，皆至言矣。若其德行，则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，从游而速肖者，非躬行之化畴克尔。彼仲元者何人斯？貌足以肃人之见，言足以愀人之闻，行足以穆人之观，而其貌其言其行果何若也？虽曰浮沉乡里，栖迟山林，影响昧昧，可即而不可求，故人莫得而纪焉。然世惟无若人也，诚有若人，亦梼、乘之光也。述子房者證之画工，史家之法，固有纤悉于容貌之书者。君平、子真之流，其微言笃行，时时见于他传，尚多有之，至于仲元，何独不然。知仲元者未几，而疑仲元者继之，必自子云之言始。或曰：雄称仲元以自况也。「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间」，古无是论也。见而肃，闻而愀，斯不惠之验欤？观而穆，斯不夷之验欤？草《玄》著《新》，自附于可否之间欤？信若此，则不无可议也。或曰：雄称仲元，子诚齐人也。雄家世蜀，仲元之为人，当世岂无其辈，而此独亟称者，以其为蜀之人耳。若然，则喜而溢美，未足据也。或又曰：雄称仲元取其内外一致，表里俱符也。司马相如、王褒皆蜀产也，雍容閒雅者，不足覆窃赀之丑；造作语言，缀成歌颂者，正当以贡谀献佞为羞耳。弘之擅美，正以其行欤？是亦未可知也。今既无以质雄说之是，而亦无以辨雄说之非，与其以誇诞而议雄，宁若以传而议史，犹可景行古人，而不失为忠厚之论耳。尝试摭仲元之遗事，而为之补传曰：李仲元，不知蜀之何许人，其名曰弘。语在陈寿《蜀志·秦宓传》，其出处当在元、成、哀、平间。与扬雄同郡，又同时也，雄雅敬之，今其载于《渊骞篇》者是已。释《扬子》者，以为详见《华阳国志》，而秦宓以为「不遭《法言》，令名必沦」。宓去弘未远也，而言若此，则其事已不可考矣。常璩增益而附会之，殆皇甫谧撰《帝王世纪》之类，其说难据。盖没后且二百年，刘璋刺益州，乃为之立祠云。断之曰：扬子云以为仲元在夷惠之间，今虽未可信也，仲元将不得在君平、子真之间乎？谨论。

臣谨按《前汉书·食货志》言：王莽「每有所兴造，必依古传经文。国师公刘歆言：周有泉府之官，收不雠与欲得，即《易》所谓『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』者也。莽乃下诏曰：『夫《周礼》有贷赊，《乐语》有五均，传记各有斡焉。今开赊贷、张五均、设诸斡者，所以齐众庶、抑并兼也』。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，更名长安东、西市令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市长，皆为五均司市，称师。东市称京，西市称畿，洛阳称中，馀四都各用东、西、南、北为称。皆置交易丞五人，钱府丞一人。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、登龟取贝者，皆自占司市钱府，顺时气而取之。又以《周官》税民，凡田不耕为不殖，出三夫之税；城郭中宅不植艺者为不毛，出三夫之布；民浮游无事，出夫布一匹，其不能出布者，冗作，县官衣食之。诸取众物、鸟兽、鱼鳖、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，工匠、医巫、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，坐肆列里区谒舍，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，除其本，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贡。敢不自占，自占不以实者，尽没入所采取，而作县官一岁。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，实定所掌，为物上中下之贾，各自用为其市平，毋拘它所。众民卖买五谷、布帛、䌷绵之物，周于民用而不雠者，均官有以考检厥实，用其本贾取之，毋令折钱。万物昂贵，过平一钱，则以平贾卖与民。其贾低贱减平者，听民自相与市，以防贵庾者。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，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，祭祀毋过旬日，丧纪毋过三月。民或乏绝，欲贷以治产业者，均受之，除其费，计所得受息，毋过岁什一」。「吏用苛暴立威，旁缘犯禁，侵刻小民，富者不得自保，贫者无以自存，起为盗贼。及莽未诛，而天下户口减半矣」。伏观班固述王莽事，其详如此。其所施置，盖皆略本先王，而其初为说非不美也。及乎缪戾，至使百姓无聊，摇手触禁，富者不得自保，贫者无以自存而起为盗贼，卒以败亡者，何也？志于利故也。夫茍志于利，虽纯法三王，其法则犹不可行，况徒用其言以欺世耶？孔子曰：「放于利而行多怨」。此明验也。今青苗法与王莽事无以异，寖违爱民之初意，一切以利为言而不顾，此臣所以知不复可行而愿罢也。臣愚实惧陛下未尽省览班固所载之始末，谨缮写其略，不惮上烦天听。伏望圣慈万几之暇，特赐反覆观览而深鉴之。其青苗法，伏乞早降诏旨寝罢，天下幸甚。《易》曰：「不远复，无祗悔，元吉」。此之谓也。

文章如面。史才最难。到司马子长之地。千载独闻得扬子云。唐朝以文索士。二百年间。作者数十辈。独高韩吏部。吏部修顺宗实录。尚不能当孟坚。其能与子长子云相上下乎。足下乃小史。尚宜世嗣史法。矧足下才力雄独。意语横阔。尝序义复冈及乐武事。其说要害。在樵宜一二百言者。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。及意穷事际。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。足下齿发未及壮。其所得如此。则不知子长子云当足下年齿时。文章果何如也。然足下所传史法。与樵所闻者异耶。古史有直事俚言者。有文饰者。乃特纪前人一时语。以为实录。非谓俚言奇健。能为史笔精魄。故其立言序事。及出没得失。皆字字典要。何尝以俚言汨其间哉。今世俚言文章。谓得史法。因牵韩吏部曰。如此如此。樵不知韩吏部以此欺后学耶。韩吏部亦未知史法耶。又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。亦宜直书一时制度。使后人知某时如此。某时如彼。不当以秃屑浅俗。别取前代名品。以就简绝。又史家条序人物。宜存警训。不当徒以官大宠浓。讲文张字。故大恶大善。虽贱必纪。尸位浪职。虽贵必黜。至如司马迁序周缪。班孟坚传蔡义。尚可用耶。为史官者。明不顾刑辟。幽不愧神怪。若梗避于其间。其书可烧也。古者国君不得视史。今朝廷以宰相监修。大丈夫当一时宠遇。皆欲齐政房杜。跻俗太平。孰能受恶于不隐乎。古者七十子不与笔削。今朝廷以史馆丛文士。儒家擅一时胸臆。皆欲各任憎爱。手出白黑。孰能专门立言乎。樵未知唐史诚何如也。樵虽承史法于师。又尝熟司马迁扬子云书。然才韵枯梗。文过乎质。尝序庐江何易于。首末千言。贵文则丧质。近质则太秃。刮垢磨痕。卒不能到史。独谓足下才力天出。最与史近。故以樵所受于师者致足下。

主数足下。曩者樵耳足下声。愤足下售于时何晚。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。则足下困于上亦宜矣。物之精华。天地所秘惜。故蒙金以沙。锢玉以璞。珊瑚之丛。必藏重溟。夜光之珠。必颔骊龙。抉而不知已。积而不知止。不穷则祸。天地雠也。文章亦然。所取者廉。其得必多。所取者深。其身必穷。六经作。孔子削迹不粒矣。孟子述。子思坎轲齐鲁矣。马迁以史记祸。班固以西汉祸。扬雄以法言太元穷。元结以浯溪碣穷。陈拾遗以感遇穷。王勃以宣尼庙碑穷。玉川子以月蚀诗穷。杜甫李白王江宁。皆相望于穷者也。天地其无意乎。今足下立言必奇。摭意必深。抉精剔华。期到圣人。以此贾于时。钓荣邀富。犹欲疾其驱而方其轮。若曰爵禄不动于心。穷达与时上下。成一家书。自期不朽。则非樵之所敢知也。呜呼。孤进患心不苦。及其苦。知者何人。古人抱玉而泣。樵捧足下文。能不濡睫。惧足下自得也浅。且疑其道不固。因归五通。不得无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