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，而内实侵刻百姓，豪右因缘为奸，小民不能得其平，置之不便（《后汉·刘般传》）。

郡国以官禁二业，至有田者不得渔捕。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，民资渔采，以助口实，且以冬春闲月，不妨农事。夫渔猎之利，为田除害，以助谷食，无关二业也。又郡国以牛疫、水旱，垦田多减，故诏敕区种，增进顷亩，以为民也。而吏举度田，欲令多前，至于不种之处，亦通为租。可申敕刺史、二千石，务令实核，其有增加，皆使与夺田同（《后汉·刘般传》）。

孔子称「能以礼让为国，于从政乎何有」。窃见居巢侯刘般嗣子恺，素行孝友，谦逊洁清，让封弟宪，潜身远迹。有司不愿乐善之心，而绳以循常之法，惧非长克让之风，成含弘之化。前世扶阳侯韦玄成，近有陵阳侯丁鸿、𫑡侯邓彪，并以高行洁身辞爵，未闻贬削，而皆登三事。今恺景仰前修，有伯夷之节，宜蒙矜宥，全其先功，以增圣朝尚德之美（《后汉·刘恺传》）。

般在国，口无择言，行无怨恶，宜蒙旌显，以劝天下（袁宏《后汉纪》，般徙封居巢侯就国，扬州刺史观恂荐般。永平十年，征般行执金吾事。）。

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，当袭般爵，而称父遗意，致国弟宪，遁亡七年，所守弥笃。盖王法崇善，成人之美。其听宪嗣爵。遭事之宜，后不得以为比（《后汉·刘恺传》）。

顿首复伯兴承务贤亲坐下：首夏清和，□惟神明赞相，尊□万福。再会未期，但几于时保重。谨复启，不宣。升顿首上伯兴承务贤亲坐下。

敕：妇人之贤，著于《麟趾》；赠礼之盛，极于翚衣。朕亲享合宫，加惠百辟，矧复从官之列，来告念母之诚。可无异恩，以示追远？具官某母某氏，笃生大族，作配名儒。环佩之声，动必由礼；蘋藻之荐，举不失时。追怀令猷，尚有诸子；守道不倚，则汉中垒尉；博学不倦，则唐居巢侯。美哉有子之良，为我得臣之助。祚之大郡，慰尔九原。可。

喻及治财听讼望祀之意，甚善。所刻之书皆有益，但《小学》惜乎太遽，又不蒙润色耳。近略修改，每章之首加以本书或本人名字，又别为题词韵语，庶便童习。今谩录去一观，他时有暇，终望为补故事之缺也。罗集等异时刻就，各求一二本。端良止此，极可伤惜。信道不及，亦是合下看得记诵词章太重了，后来又于此得味，所以一向不肯放下，未必专为禁忌指目也。若使见得此道理重，便斩作万段，亦须向前，岂容复有顾虑耶？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，里面被吾党作坏，婺州自伯恭死后，百怪都出。至如子约，别说一般差异底话，全然不是孔孟规模，却做管商见识，令人骇叹。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，致得如此，又令人追恨也。子静一味是禅，却无许多功利术数。目下收敛得学者身心，不为无力。然其下稍无所据依，恐亦未免害事也。去年被人强作张吕画赞及敬夫集序，今并录呈。婺州学者甚不乐也。李丈奏议行状可得一观，幸甚。甚恨不得一见此老，然读其书，却是大模样，大手段，非如一种左右掇拾、委曲计校小小家计，为无用之学也。他时与《罗鄂州小集》皆愿附名于其后，然亦只能作题跋，无力做得大文字也。被芗林向丈来催后序，正冗，未能下笔。近得书，乃以死见要，甚令人皇恐也。《社记》朴拙粗疏，不成文字，不知端良以为如何。渠文字细密，有经纬可爱，真如来喻之云也。汝昭岁前到山间，只得一宿，便发病遽归。近闻尚未全安。渠却是将护太过，易得生疾耳。伯起闻已到官，想经由必款曲。居晦近一再相会，皆为人多，说话不得。旦夕无事，当招其入山，或过武夷相聚数日也。蔡季通、刘韬仲诸人近日皆长进，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对甚切直，尤延之甚爱之。为同寮所抑，颇降其等。此不足计，渠兄弟皆好，此辈后生将来皆可望也。熹又三四日，祠禄便满。前日因便已托尤延之为再请，势必得之。食贫，不得已复为此举，甚不满人意。前此闻诸人颇有盖抹之意，决难承当，此不过徒与谈者藉口耳。然若得其用汝昭故事，亦可优游卒岁也。不审明者以为如何？建阳有丘伯兴者，字敦诗，廉谨质实，今为武安节度推官。得书云赵清献尝为此官，尝即廨舍营一堂，求名以见师慕赵公之意。熹为名曰「爱直」，盖取碑额云尔。渠复求记，以不暇作辞之。已语之，将为转求于子澄矣，不识能为作否？此亦好题目，得勉为出数语为幸。公度不及别书，向来诸生颇复来集否？离群之后，谁更进益耶？西山诗苏、黄之外，却是三孔有笔力，但不知所谓「搀抢枉矢」指何人耳。晁、张一时声价如此，诗在众人中未觉颖出也。此等小技，直是有定分，况其大者，功力不到处，可强耶？广陵归涂必取道浙中，到衢、信间，能略见过，唤集朋友说话数日否？老矣多病，后会不可知，此日足可惜也。

问：岁之有上下，天地消息盈虚之理也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论则甚正，而不能纾旦夕之忧。皋、夔、稷、契，易地而立，汉、唐之朝，制作未及定，培养未及成，急民之病，要当自有方略，必不阔视而坐谈九年之蓄也。平籴敛散之法，后有作者，将有取焉。见其出于管仲、李悝，望其名而遽少之，非识时务实者也。汉耿寿昌言于宣帝，请名义仓曰常平，使谷贱增价而籴，贵则减价而粜，盖有意售管、李之遗业矣。萧望之争议，容可诿以儒者不通世务，至元帝卒罢之。望之之言果酬，似未可以书生少之也。东都兴是仓，刘般以为外名利民，内实侵刻，明帝却其议而立之，或者有所独见，非般所能与乎？魏、晋以降，废兴不常，岂无所以然者？永明拟常平之制，出上库诸郡钱数千万市其籴。按其目，不徒曰米粟，而布帛、丝蜡之属皆在焉。是果寿昌之旧乎？其意且何所属也？隋开皇中，置仓备水旱，转相灌注。若卫之黎阳，华之广通，洛之河阳，而陕之仓独名以常平，岂歛散之制专行于陕而不行于他郡乎！是可疑也。常平市籴之本，在玄宗时取诸客户，在德宗时取诸茶、漆，在宪宗时取诸地税，在文宗时取诸回易。自唐而下，不知于何取之，犹有可考乎？否也？开元修常平法，淮浙、剑南诸道以下湿不堪贮积，讨论贮储之方益精，而地气不能病也，其策可得而讲乎？国朝自淳化举常平之政，而嘉祐中下广惠之制，利益博，法益详矣。熙宁改制，出使者时歛散，一时在廷之议具存，因革损益之宜，不可不三复也。建炎、绍兴以来，诏令为常平而下者相踵，使名虽仍旧贯，而参绎润色，则非一二条矣，亦可得而悉数乎？盍博考折衷，以佐计司之馀议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