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以北狄自古为中国患，黄帝时谓之獯鬻，周时谓之猃狁，秦时谓之胡，汉时谓之匈奴，唐时谓之契丹，其名虽异，其实则一也。有民人而不知教化，有土地而不出货财，寒无温丽之服，饥无甘珍之食。凡百所欲，率皆不足，只知有射猎之事，禽虫之获，食其肉，衣其皮而已矣。于是见中国之盛，万物之富，爱而不可得，学而不可及，贪惏之性，复有趫武，则不得不为边鄙侵掠之患也。然为患深浅，系其强弱，亦系中国盛衰焉。或暂而入寇，或连岁扰边，或散处中原，或逐出漠北，或费兵力而臣畜之，或从权宜而亢礼之，伏叛相倚，胜败不常。历代帝王，知其若此，不欲困百性而外事四夷。故有曰比之蚊虻，驱之而已；复有曰接以礼让，羁縻不绝而已。又有或质其子，或盟于天。或啖之金帛，以厌其欲；或结之姻好，以昵其心。自古谋谟之臣，运筹画策，相与争于庙堂之上者，亦惟此数科而已。国家初得天下，震耀武威。太祖待北狄仅若一族，每与之战，未尝不克。太宗因亲征之衄，敌志遂骄，频年寇边，胜败相半。真宗嗣位之始，专用文德，于时旧兵宿将，往往沦没，敌骑深入，直抵澶渊，河朔大骚，乘舆北幸，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，以结欢好。自此河湟百姓，几四十年不识干戈。岁遗差优，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。则知澶渊之盟，未为失策。而所可痛者，当国大臣，议和之后，武备皆废。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，以󲦤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，大率忌人谈兵。幸时无事，谓彼不敢背约，谓边不必预防，谓世常安，谓兵永息，恬然自处，都不为忧。西北之寇，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，于是阴相交结，乘虚有谋。边臣有奏敌中事宜，则犹曰探候之人妄报，所以希赏，固未尝听也。蕃使每到朝廷悖慢，则尚曰夷狄之人无礼，是非异事，固不之恤也。但只自谩赫，佯为包容，其实偷安，不肯为国家忘私任责，画久长之远经，所以纵其奸谋，养成深患。是致宝元元年，元昊窃发，数载用兵，西人穷困，未有胜算。又至庆历二年，契丹观衅而动，嫚书上闻，中外仓黄，不知为计，不免益以金帛，且茍一时之安。此二边所以敢然者，盖国家向来轻敌忘战，不为预备之所致也。臣深见二虏为患，卒未宁息，西伐则北助，北静则西动，必欲举事，不难求衅。通和则安享重币，交战则必败官军，叛而复和，孰敢不许？擒纵自在，去住无梗，两下牵制，困我中国，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？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？渝盟扰边，我则遂困。不幸凶荒相继，盗贼中起，则彼二寇所图，又甚大矣。臣故曰二寇为患，卒未宁息。臣上之所陈西北形势，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。其后契丹自得燕、蓟以北，拓跋自得灵、夏以西，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。得中国土地，役中国人民，称中国位号，仿中国官属，任中国贤才，读中国书籍，用中国车服，行中国法令。是二寇所为，皆与中国等，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。中国所有，彼尽得之；彼之所长，中国不及。我当以中国勍敌待之，庶几可禦，岂可以古之夷狄待二寇耶？前既轻敌妄战，不为预备，致二寇结祸，为朝廷深忧，今又欲以茍安之势，遂为无事。二寇各获厚利，退而养勇，不数年相应而起，则无复以金帛可啖而盟诅可约也。臣向者累奉德音，令韩琦、范仲淹专管西事，命臣专管北事。臣才识无取，滥膺擢任，退自循省，何以塞责？然敢不强勉，夙夜揣摩。今辄得守策凡六事、禦策凡七事，谨具如左。

一、河北三十六州军内，缘边、次边如北京、雄、霸、祁、深、保、瀛、莫、沧、定、镇、冀十二州，广信、安肃、顺安、信安、保定、乾宁、永宁七军，总一十九城，皆要害之地，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矣。定为右臂，沧为左臂，瀛为腹心，北京为头角。此四城者，河朔之所望也。馀十五城为指爪支节，乃四城之所使者。定、瀛、沧各置一大帅，馀十五城分属定、瀛、沧三路，悉择善将守之。十九城都用三十万：定五万，沧、瀛、镇各三万，冀二万（冀在要会之地，诸路皆通，故比馀郡蓄兵稍多。），保、祁、深、广信、安肃各一万（保州、广信、安肃当入寇之冲，故三城鼎足相峙，欲以交相会合，以禦初入之锋也。祁在镇定之东，旧颇慢，后来敌骑入边，以镇定有重兵，不肯趍镇定路，才过保州，便从东南道出祁、深，往取冀路，寇澶、魏，故祁、深亦须屯兵稍多。），雄、霸、漠、顺安、信安、保定、乾宁、永宁各五千，北京五万，为诸路救援之兵。今河朔平时有驻泊、屯驻、就粮兵十八万，本城五万，至用兵时，增十万人，则战兵足矣。此三十万兵，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，皆使出而接战者也。当时城守不敢出，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渊，几至渡河为京师患。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，分领三十万众，左右出入，纵横救应，闪误逗诱，冲陷掩袭，臣虽至愚，未信敌敢长驱而南也。顷年大兵悉屯定州，然闭门不使出战者，盖恐一败涂地，则无以救援，且防中渡之变也。今虽用兵三十万，然而分置十九城，右败则左救，纵失则横援，岂更有昔时之虞邪？其外十七城不复蓄兵，只以本郡乡兵坚守，不使出战。

一、河朔州军长吏最宜得人，以备匈奴之变。自来都不选择，赃污不才、年老昏昧者，尽使为之。又移替不定，久者不过一二年，其间茍且之人，只是干寻常之务，其经久利害，自知不及其身，率皆不为。前后相承，积弊已甚。若不选人久任，以矫前失，则异日虏有变故，边城不守，浸淫深入，为患不细。其上件十九州军，在河朔尤为要害，内定、保、雄、霸、沧五州，广信、安肃、顺安、信安四军，近已得旨选人差定，见施行次。北京已有大臣，自馀镇、冀、瀛、莫、祁、深六州，保定、乾宁、永宁三军，北平一寨，亦乞选差长吏，并使久于其任。内绩效著闻者，优与就迁秩禄及厚加赐予，使乐于边寄，亡所怨苦，则悉心营职，自甘久处。或廉勤可尚、才有不足者，罢之，与内地合入差遣。若故为乖缪，欲违边任，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，废之终身。如此，则人知祸福必及，孰敢不勉？别有事件，已具进呈。

一、除上件十九州军长吏已下，并乞诏本路转运、提刑、安抚、部署、钤辖分擘举充，仍委枢密院、三班、审官、铨司选择，不许循入，并须三年一替。所贵上下得人，众职皆举，用兵之际，有可供使，与夫临时外求，得失相万也。

一、屯兵备边，古今常制，所患者民赋有限，兵食多缺，必须广为经度。其间岁有凶歉，谋之不获，或寇至益兵，食常不足，则暴歛横取，何所不至？民由是困，盗由是起，此历代之所患也。河北自石晋失燕、蓟之险，无所固守，是以蓄兵愈多，积粟愈厚。国朝踵之颇久，至景德讲和之后，兵备渐弛，粟亦随减。前年敌忽生变，虽强与复和，而终非悠久之计。自此边衅已兆，向去未有宁岁，尤宜谨备禦之策，使久而不匮。臣辄得养兵二条，其一，据守边兵马合留外，屯驻、驻泊、就粮诸军，悉分屯于河南郓、齐、济、濮等州，以教以养。况其地富实，不营而足。率三年一代，遇有警急，发符召之，不旬日可到，岂有后期不及者邪？所以略省河朔诛歛，以宽疲民，使之安逸苏息，坐待寇至而用，庶几沛然，师有馀力，可以禦敌。其二，缘大河州军起敖仓，支移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以实之。分屯近边兵马，每二岁一代，亦足以宽河湟之困民。二者可择一焉，或兼用亦善。不然，臣恐无事时，河北已见殚竭，一旦用武，又重加歛，民必怨叛，则肘腋之下，皆为仇雠，岂暇禦外寇哉？

一、河北最号劲兵之处，若尽得精锐，则无敌于天下，况夷狄乎！顷年朝廷未与匈奴讲和，敌每入寇，惟惧北兵，视南兵轻蔑之也。我分南北兵各为一军，凡敌阵，必先犯南兵，南兵溃，则并北军累之而必败。惩此，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战者，败走益甚。是不若纯用北兵之为胜也。今河北屯南兵尚多，徒能张为虚声，而实不足用。臣愿自今河北增募土人为禁军，料钱不过五百文，每成一指挥，即代南兵一指挥归营。不数年，三十万尽得北兵，又教之精勇，则匈奴自当畏服，岂敢轻动哉？恐议者谓财匮不宜益兵，则请于别路罢招，以此易彼，亡所增矣。既得土兵，勿戍他郡。粮不足，则愿用臣前养兵二条。

一、北寇风俗贵亲，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，以治国事，以掌兵柄，而信任焉，所以视中原用人，亦如己国。向者燕王威望著于北寇，知是皇叔，又为王爵，举天下之尊无与二，谓朝廷庶事皆决于王。又疑王善用兵，天下兵皆王主之，严刑好杀，无敢当者。北寇疑此，益所畏惧。故燕、蓟小儿夜啼，辄曰「八大王来也」，于是小儿辍啼。每牵牛马渡河，或旅拒未进，又曰「必是八大王在河里」，其畏服如此。敌人每见南使，未尝不问王安否及所在。朝廷以王之故，亦见重于敌，谓朝廷有如是亲贤，每欲妄动，未必不畏王而止。今春王薨，识者亦忧之，谓王之生则北寇以朝廷为重，王之薨则北寇以朝廷为轻矣。臣亦尝念国家将帅，既未闻于夷狄，而亲王素有威望为匈奴所畏者，又已沦谢，且不复更闻有皇亲可以为朝廷屏翰者。敌必谓王室孤弱，无所扶助，本根不固，易以动摇，此诚宜为夷狄之所窥测也。臣愿陛下亲择宗室中年长知书、识理道、晓人事者十数人，为王畿千里知州（虑宗室不达民政，或有任性为事，通判位下难规正，宜择方严公干、近上朝廷一人为同知州。所贵势均力敌，可以共事，而无所乖失。俟历一两郡，决知可以独任，则罢同知州，只置通判。），又择其次者数十人，为千里内州郡钤辖（恐亦未练军政，职事不举，其都监、监押未可减省，宜择廉干历事之人，令共职，仍选良守臣伺察而裁处之。），其年少官卑，度其稍堪差使者为畿县都监、监押（虽年少亦须二十岁以上者，亦择良令长以谏正之。），并限二年一替，亦用文武臣寮赏罚之法以劝沮之。内有勤俭好学、接寮属有礼、晓习文法、能治民事者，量高下等第，或降诏奖谕，或赐金帛，或迁官秩。有诸过者，亦量大小等第，或罚俸，或赎金，或降官，甚者召还，黜于宫宅，俾之省过一二年，复遣补外。凡三省过而遂不改者，终身使奉朝请。如此教育之，选试之，善者必赏，不善必罚，臣知不数年，当有贤宗室如前汉河间、后汉东平二王者，不为难矣。内可以藩屏王室，外可以威示四夷，此有国家者之急务，长久之策也。臣观三代已后兴王者，今日得天下，明日封建宗室，至于襁褓之子，亦皆为侯为王，分割土地，自成邦国。所以分布枝叶，庇荫根本，张大王室，壮观天下。使英豪无间辞，无异意，谓四海之内，尽是一姓，虽有凶谋变计，不敢妄动。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长久之策也，布在简牍，验之可信。今则埋没抑压，仅同豢养。纵其非僻，殊不教训，虽有说书之官，又实虚设，是尽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、为善人，甚非帝王养宗室之义也。至于臣庶之家，有子孙弟侄者，无不孜孜诲诱，使之成器，盖望持门户，主祭祀，若子孙不肖，则家道沦没。又有负担之夫，微乎微者，日求升合之粟，以活妻儿，尚每日那一二钱，令厥子入市学，谓之学课，亦欲厥子读书识字，有所进益而嗣其家。国家富有天下，基业全盛，实祖宗艰难而致，所宜子子孙孙相承不绝，为万世之计，岂可宗室满宫而陛下都不教导，任为过恶，俾外夷轻笑？是陛下自去枝叶而取孤根易摇之患，臣窃忧之。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，任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，是任亲也。用和与琮诚亲矣，然皆异姓。异姓者尚可信之，则宗室同姓与陛下是骨肉之亲，反不可信之哉？陛下不过谓宗室无人，臣谓今则诚未见其人，教之试之，当自有人矣。今惟朝会时群行旅进，青盖满道，士大夫见者，方知有宗室，但出得都城四门之外，已不知宗室之有无，况天下乎？况四夷乎？上古直至周世宗，其间所历，何啻万代，而宗室不教、不试、不用，微弱乏人，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极者也。宜乎为识者之所忧，而北狄之所轻也。且如北狄有南大王萧孝穆、北大王萧孝惠、鲁王惕隐、楚王夷离毕，是其近亲者甚众。臣前岁奉使，尽与之接，又询其国人，未必实皆才武，而中原闻之，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将也，其故何哉？盖闻其名而疑其有实尔。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，使声名渐著，闻于北狄，亦谓南朝宗室有人，根本牢矣，藩屏固矣，欲谋则息，欲动则止。古者有以实效济务者，亦有虚声慑敌者，兵家尤重先声而后实，况臣之所说，必能声实相副，愿陛下行之无疑。

一、景德以前，缘边土兵无事时戍本州军，寇至则尽为逐路部署司抽起。沿边缺人，却以南兵屯守，甚无谓也。夫土兵居边。知其山川道路，熟其彼中人情，复谙敌兵次第。亦藉其营护骨肉之心，且又服习州将命令，所以禦必坚，战必胜也。若迁入内地，则山川道路不知，人情不熟，敌兵不谙，骨肉不在，州将命令不习，又为南兵怯弱所累，则禦必不坚，战必不胜也。北狄惟惧土兵，每闻以南兵替入内地，敌人大喜，故来则胜而回。前年河朔有警，定帅复寻景德故事，尽抽边兵守定州。河湟之民大恐，以谓官军必败。幸而敌骑中止，不见失律，不然，丧师必矣。臣愿自此若敌入寇，沿边土兵只在本处，不复令部署司抽移。若逐处土兵尚少，即以南兵益之。如其有馀，方许部署司抽起。况部署司自有近里州军，土兵可以聚而为大阵矣（臣上篇议十九城分领兵三十万出战，馀十七城系近里州军，只用乡兵守之，更不出战。其逐路部署可于十七城聚而为大阵兵矣。）。边兵勇悍，不畏坚敌，敌骑初入，使当堂堂之锋，或得便可战，必能取胜。则近里州军，人心自壮，虽南兵之怯，亦自增气。茍以南兵在边，遇寇一败，敌骑乘胜而南，则表里震恐，虽精锐尽在部署司，亦已沮丧，安能保其全胜哉？

一、景德以前，匈奴寇边，多由飞狐、易州界道东西口，过阳山子，度满城，入自广信之西，后又多出兵广信、安肃之间。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之下入寇，大掠州军，然后东出雄、霸之间。景德前，二州之间塘水不相接，因名东塘、西塘。二塘之交，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，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，以当贼冲。厥后开导不已，二塘相连，虽不甚浩渺，而贼路亦少梗矣。然或穷冬冰坚，或旱岁水竭，亦可以济，未为必安之地。虽然，但少以兵控扼之，则虏骑无以过矣。自馀东从泥茹海口，西至保州一带数百里，皆塘水㳽漫，若用以为险，可以作限。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，亡塘水之阻，敌骑可以平入。敌若守盟不动，则我无先发，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，足以固守。万一渝盟入寇，用臣之策，可以转祸为福，逞志泄愤矣。何以陈之？今敌若寇边，必由广信西来，敌骑初入境，沿边州军坚壁示弱亦不得出兵，敌必不顾而进。将入镇、定，亦坚壁，敌必易我而懈。于是令广信、安肃、保州三城开壁会兵，张虚声而不与战，彼必分兵来禦。已而令镇、定互开壁，复不与战。彼既前后受敌，必未敢长驱而南。于是我急从沧州取海上路，以数十艘出轻兵三千，趍平州入寇家口，咫尺燕、蓟矣（沧州至北界，平地水路约五百里，不数日登岸，地肥水草美，不必重赍。）。计其日，然后自雄、霸之间（即景德年敌骑东归之路也。），又出精兵，直抵燕京，会沧州兵，捣其腹心，破其聚积。彼见两下兵入，则莫之为计矣。燕地既乱，入寇者必有归心，又为王师所牵而不能遂去，于是乘其向背之际，使沿边三城及镇、定兵合击，必大破之。追奔及燕，尽逐敌兵过山后（敌兵入界则整，若败而出塞则纷然散走，无复行阵，易为驱除矣。），以兵守居庸关、古北口、松亭关、符家寨，则敌骑无复南者。因其妄动，可以一举而复全燕之地。拔数郡陷兵之族，平累朝切骨之恨，臣自谓必无遗策矣。既以兵守四关口外，惟西山后有新开父牛、铁脚、猪窠三口，敌人以通山后八州之路。然皆峻狭，不容车马（敌人凿山为径，只通人行，险峻，非兵行之道。），虽不加防守，亦无所害。或于口侧少伏兵马，纵敌入寇，发伏可以尽杀之。假如陛下谨重，未欲尽举复燕之策，即请寇入之后，顿重兵于西山下。敌纵有所掠而东出亡路，进退不遂，我于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击，必使退败，保无深入之患。敌势既屈，与战则削，与和则久，亦制匈奴之一策也。

一、燕地割属契丹，虽逾百年，而俗皆华人，不惯为匈奴所制，终有向化之心，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，往往感愤，形于恸哭。臣前年奉使北廷，边上往复数次，边人皆劝臣曰：「无重契丹以困民，万一入寇，我沿边土人，甚有豪杰，每一豪杰可自率子弟数百人为官军前驱。愿朝廷复取燕、蓟，吾等却为华人，死亦幸矣」。臣窃壮之，慰谢而遣。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禦，遂虚边豪之请。虽然，臣未尝忘怀，思为异日之外用。自后不辍寻访，所得边豪颇多，将来敌若寇境，臣必能以所得边豪，令自率乡户，各成一队，或为向导，或为内应，或破阵，或攻城，大可以为王师之助矣。其始去则质其家，其成功则厚其赏，臣不患其谲而反为害也。

一、古者有外虞，则以夷狄攻夷狄，中国之利也。朝廷西有羌人之患，力足备禦，不假求外援以自助。惟是北寇强盛，十倍羌人，异日渝盟，悉众南下，王师力若不给，则祸未可涯。宜求所以牵制之术，使有后顾而不敢动，动则有所惮而不能尽锐以来，我力足以禦之，此不可不虑也。今契丹尽服诸番，如元昊、回鹘、高丽、女真、渤海、乌弋、铁勒、默尔赫、室韦、达靼、布希等，弱者尽有其地，强者止纳其贡赋。独有高丽不伏，自谓夷、齐之后，三韩旧邦，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于中国。契丹用力制之，高丽亦力战，后不得已而臣之。契丹知其非本意，颇常劳于制御。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。臣伏见淳化年中，其国王王治遭契丹兵入境，遣使元郁来朝纳欸，太宗不从，但婉顺回答。又于咸平年中，其国王王诵遣户部郎中李定古来使，真宗不纳，但降优诏而已。又于祥符七年，其国王王询遣工部侍郎尹古贡表来使，表称今断绝契丹，乞归附大国，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号，真宗又不许。陛下即位后，天圣二年，复曾遣使来朝，朝廷差柳植馆接，其事甚近，可以按證。前后高丽四次遣使修贡，每来必言不愿附契丹而愿归朝廷，终不允纳。虽然，高丽欸附之切，如渴者望饮，饥者望食，无一日而忘也。但略遣人翘发，则其来必矣。来则善遇之，许其岁朝京师，赐与差厚于前，以回其心；优为诏命之辞，以悦其意。他时契丹复欲犯顺以逞志，我遣人使高丽激之，且约曰：「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，今又累兴师深入，诛求无厌，高丽甚苦之。我先帝重惜民命，不欲数与之斗，故岁遣厚币，于兹四十年矣。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，犯我边境，我军民并怒，皆愿死战，我不敢违众，师行有日。高丽又举兵相应，表里夹攻。契丹败，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，尽归高丽，我秋毫不敢有，但止复所割故地尔」。高丽素怨契丹侵其地，又怨每岁歛取过重，向者恨无大国之助以绝之，闻今之说，必然从命，然则契丹不足破也。或者疑其纳高丽，则契丹可以为衅端，不便。臣答曰：「前岁之隙，岂为纳高丽兴辞邪？夷狄之性，变诈多端，茍欲背盟，何说不可，岂宜动自拘碍，不敢有为，直俟祸来，坐受其弊？愚者尚不肯如此，况谋谟天下之事乎？高丽果入贡，假契丹来问，我当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国之朝献，矧高丽素禀朝廷正朔，但中有阻隔，今却复旧好，使我何辞阻绝之？与契丹纳诸国之欸一也，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纳高丽之贡哉」？臣又思之，若契丹寡弱，不足为虞，或能谨守盟誓，无陵侵中国之志，则何用远纳高丽之欸而忽契丹之约？今契丹尽吞诸蕃，事力雄盛，独与中原为敌国，而渐有凭陵之心。况前岁已生衅隙，自知不直，谓朝廷伪增金帛，后图释憾，不久又将先有以制我焉。发而谋之，则不及矣。经营措置，今乃其时。臣又尝闻契丹议曰：「我与元昊、高丽约，连衡攻中原，元昊取关西，高丽取登、莱、沂、密诸州（又曰：高丽隔海，恐不能久据此数城，但纵兵大掠京东官私财物而去。），我则取河北三十六州军，以河为界」。臣闻此久矣，万一果如斯说，臣恐朝廷必无以制之。外寇如此窥图中国，中国但因循，日过一日，臣不知终久如何！夫高丽累年贡奉朝廷，朝廷终不许，遂决志事契丹，所以为契丹用也。契丹所使，无令不从。今朝廷能许高丽进贡，正遂其久志，则必反为我之用矣，契丹何能使之耶？臣熟知高丽虽事契丹，而契丹实惮之。天圣三年，契丹尝伐高丽（是年朝廷遣李维奉使。），高丽败契丹兵三十万，疋马只轮无回者，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。朝廷若得高丽，不必候契丹动而求助，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，卒未敢尽众而南。只此已为中国之大利也，臣愿陛下行之无疑。

一、镇、定西山有谷口十馀道，尽通北界山后之路。景德已前，不甚迹熟，盖溪涧峻狭，林木壅遏，故敌罕由兹路而入，虽有来者，亦必艰阻。臣顷闻河朔人说契丹自山后斩伐林木，开凿道路，直抵西山汉界而止。今则来往通快，可以行师。臣亦细诘其由，云契丹旧亦疑朝廷有复燕之志，恐天兵渡界河，直北趋燕京。则敌人欲出我不意，由山后进兵，旁击镇、定，横行河朔，牵制王师，以解收燕之患也。臣必料往年缘边已曾探报，闻于朝廷。今或契丹自广信、安肃入寇，我必以重师禦其锋，若有西山别众，出于镇、定，横行背击，官军败绩，则大事去矣，兵家切务，不可不知。当得能干而谨密者，阴往经制，如何屯戍，如何捍禦，必有可以胜之之术，先事而定，以待其来，则保边之道也。

一、祁、深二城旧非要郡，宿兵至少，故城垒迫而陋，不甚修葺。切闻契丹今复入寇，知吾重兵屯镇、定，不肯南面直走，才过保州，便取东南路，由祁、深以来。祁、深二垒，当广而高之，以防攻逼（誓书言，不得创制城池，若因而广之，则无疑。）。又曰，敌既惮镇、定而忽祁、深，必谓二城兵寡，不戒而过。我若乘其不备，使二城潜出精兵，首尾应而击之，必大得志。此系于临时，非可预度，然亦当知之，俟其变则易为谋矣。

一、汉唐以前，匈奴入寇，率由上郡、雁门、代州、定襄等路。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，有险可守，匈奴不敢由此路而来也。自石晋割燕、蓟入契丹，无险可守，由是敌骑直出燕，不复寻定襄等故道。今朝廷若留意河朔，边鄙有备，寇不可得而入，须求别路以来。或虽可入寇，第取定襄等路为犄角之势，则河东不得不大为之防。或创立城池，或造作险阻，何地可以设奇伏，何路可以出牵制，此须预为经度，素有堤备，则临时足以禦捍，应卒不至仓皇。使与河朔表里相应，寇不能逞其欲，实边防之急务也。

右守、禦二策总一十三条，是臣庚辰、壬午二岁奉使契丹日，于河朔往回十馀次，询诸缘边土兵并内地故老，博采参较，得之甚详。及到边廷议事，又颇见其情状，以至稽于载籍，质于时务，用是裒聚撰述，以副陛下委责之意，即非臣任胸臆，罔圣听。惟陛下令两府会议，可者速行之，其未可者，交相致诘而是正之。臣必不敢持己徇私，旁拒众證，两府亦不得畏事养病而无所发明。如此，则庶几谋行而患可弭矣。臣闻古者人君遭患难，则退修道德，可以无咎。是故文王出羑里，纯任教化，而终灭独夫；勾践脱会稽，厉精武事，而卒破夫差。又闻主忧则臣辱，主辱则臣死。是故陈主答书悖慢，而杨素下殿请死；蔡贼跋扈难制，而裴度誓不两全。终之隋灭江南，裴度平淮西，有以见古之君臣所为各得其道，无不建功立业，声流后世者也。昨契丹背约，呼索无厌。朝廷以中国之尊，凶丑敢尔，陛下固未闻有文王、勾践复雠雪耻之心，臣下亦未见有杨素、裴度死难平贼之志。如此而望排患解纷、建功立业，如古之君臣，何可得也？臣计北狄势方强盛，可以为寇而辄肯议和者，有谋也。谋而后举，以为万全之策也。又计中国之势，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，虽焰未及其身，可谓危矣。北狄之强既如彼，中国之危又如此，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，是欲秦之鱼烂、梁之自亡耶？臣备位枢府，夙夜忧畏，恨未得死所，少纾国难。愿解臣密职，与河朔一要郡，得以效拙，经营边事。虽未敢必谓无虞，然料或可稍宽陛下北顾之忧矣。伏惟早赐裁幸（《宋名臣奏议》卷一三五。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五○，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五九，《太平治迹统类》卷八，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一二，《群书考索》后集卷四一、四六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二七、七六，《右编》卷三三，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四六。）。

之寇：右引作「二敌」。

「益甚」至「今河北屯」十七字，原无，据右引补。

开：右引作「闭」，疑是。

与元昊：原倒作「元昊与」，据右引改。

窃详圣人制礼之意，必使嫡长世世承袭者，所以重正统而绝争端也。古者诸侯生立世子，死则袭爵，故令文称诸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皆子孙承嫡者传袭。若无嫡子及有罪、疾，立嫡孙；无嫡孙，以次立嫡子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子；无庶子，立嫡孙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孙。曾孙以下准此。皆谓始薨之时，应袭爵之人也。其无后者则国除。自唐末以来，王公以下不复承袭。本朝故事当封本宫最长者一人为国公，陛下以为非古，故诏宣祖、太祖、太宗之子，皆择其后一人为宗，令世世封公。又诏祖宗之子并濮国公，并令传嫡袭封。臣等详观诏旨，皆欲复古礼而重正统也。今礼院定越王德昭曾孙世程、鲁王元份孙宗肃、韩王元偓孙宗缋、吴王元俨孙宗绛传袭，已如礼令。今昭成太子元僖、陈王元杰、蔡王元称皆无后，宗保、仲合、宗达以旁支继袭，乃是特恩为之立后，绍封其国，自应礼典。秦王廷美之后，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克继，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承亮；楚王德芳之后，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世逸，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从式；魏王元佐之后，众礼官皆欲立其庶孙宗惠。臣等看详，三王自有正统，而承亮、从式、宗惠皆旁支，若此三人袭封，则子子孙孙常居环卫，世袭爵禄，与国无穷。其正统子孙袒免以外，更不赐名授官，数世之后，遂为布衣。如此，旁支何幸而封，正统何罪而绝？不惟与礼令之意乖违，亦非圣诏所谓为宗传嫡者也。所以然者，盖缘礼令，据初薨之时，定为嗣之人。今日于数世之后，议当为后者，专执令文，不原礼意，所以龃龉难合，异议纷纭。忠彦等以为令文之制，与古稍异，臣等案令文皆约古礼为之，安有与古不同之理。借使不同，朝廷方宪章稽古，亦当舍令而从礼，岂可弃礼而就令也！况令文所谓子孙承嫡者传袭，言嫡子嫡孙相继不绝，虽经百世皆应传袭也。不幸而绝，则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，非谓有嫡曾孙舍之不立，而立嫡子之母弟也。晋庾纯云：「古者所以重宗，诸侯世爵，士大夫世禄，防其争竞，故明其宗也」。吴商云：「案礼，贵嫡重正所以尊祖祢，继世之正统也。夫受重者，不得以轻服服之，是以孙及曾、玄其为后也者，皆服三年，受重故也」。王敞云：「君为祖三年。既为君而有父祖之丧者，谓父祖并有废疾不得受国而己受位于曾祖者也」。范宣云：「嫡孙亡无后，则次子之后乃得传重」。以此观之，明嫡统不绝，则旁支无继袭之道。然则令文所谓子孙承嫡者传袭，自嫡曾孙以下皆包之矣。所以更言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者，嫌人无嫡子即立嫡子之母弟，或嫡子有罪疾并其嫡孙废之故也。又言曾孙以下准此者，谓庶孙以上皆无，即立嫡曾孙之母弟；无母弟，则立庶弟之类是也。若令文之意但以行尊属近者为嗣，则无嫡子便应立嫡子之母弟及庶子，何为更立嫡孙也？必若忠彦等所云，则国家故事取本宫最长者一人封公，已是行尊属近之人，便当遵行，何必更有改作也？彼《五服敕》所载丧服之制，事理各殊，岂可引丧服之庶孙，證传袭之庶孙也？且造令之时，王公以下薨则传袭，故少有立曾、玄者。今诸王之薨已历数世，乃更追议当为后之人，则不应舍正统而更取旁支也。今欲使合于古而适于今，则莫若推自国初以来，于其人薨没之时，以令文定当为嗣者，以至今日，则于礼令不失而亦不离正统矣。案秦王廷美以雍熙元年薨，于时适长子德恭当立；德恭以景德三年卒，嫡长子承庆当立；承庆以宝元二年卒，无嫡子，有庶子六人，长曰克晤，先卒，无子，次曰克继，当立。楚王德芳以兴国六年薨，嫡长子惟叙当立；惟叙以大中祥符四年卒，嫡子从煦当立；从煦以庆历五年卒，无嫡子，有庶子之后世逸一人，当立。魏王元佐以天圣五年薨，无嫡子，有庶子三人，长曰允升，当立，允升以景祐元年卒，嫡子宗礼当立；宗礼以治平二年卒，嫡长子仲翘先卒，无子，次母弟仲髦亦先卒，次母弟仲苍当立。以此考之，其当为后者，岂不明白？秦王、楚王后，宜如荐议。魏王后，宜以仲苍嗣。

赠太尉刘从广妻普宁郡主，太宗皇帝之孙，吴王元俨之女，于皇家为尊属，可增俸钱二十千，馀人不得为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