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横渠先生帖，康节先生诗，杨文靖、陈忠肃二公跋语，故皆藏杨氏，而屏山刘氏得之。熹因借本摹刻，以传学者。其曰馀杭东斋者，杨氏记也。绍熙癸丑八月丙午，朱熹。

《洛书》九数而五居中，《洪范》九畴而皇极居五，故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。余独尝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，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。盖皇者，君之称也；极者，至极之义，标准之名，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。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，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。若北辰之为天极，脊栋之为屋极，其义皆然。而《礼》所谓民极，《诗》所谓四方之极者，于皇极之义为尤近。顾今之说者既误于此而并失于彼，是以其说展转迷缪而终不能以自明也。即如旧说，姑亦无问其它，但即经文而读皇为大，读极为中，则夫所谓「惟大作中」、「大则受之」为何等语乎？今以余说推之，则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，四方辐凑，面内而环观之。自东而望者，不过此而西也；自南而望者，不过此而北也，此天下之至中也。既居天下之至中，则必有天下之纯德，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准。故必顺五行、敬五事以修其身，厚八政、协五纪以齐其政，然后至极之标准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，使夫面内而环观者莫不于是而取则焉。语其仁，则极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为仁者莫能加也。语其孝，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。是则所谓皇极者也。由是而权之以三德，审之以卜筮，验其休咎于天，考其祸福于人，如挈裘领，岂有一毛之不顺哉？此《洛书》之数所以虽始于一、终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，《洪范》之畴所以虽本于五行、究于福极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。若箕子之言有曰「皇建其有极」云者，则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。其曰「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」云者，则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极，则为五福之所聚，而又有以使民观感而化焉，则是又能布此福而与其民也。其曰「惟时厥庶民于汝极，锡汝保极」云者，则以言夫民视君以为至极之标准而从其化，则是复以此福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至极之标准也。其曰「凡厥庶民无有淫朋，人无有比德，惟皇作极」云者，则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，皆君之德有以为至极之标准也。其曰「凡厥庶民，有猷、有为、有守，汝则念之；不协于极，不罹于咎，皇则受之」云者，则以言夫君既立极于上，而下之从化或有浅深迟速之不同。其有谋者、有才者、有德者，人君固当念之而不忘；其或未能尽合而未抵乎大戾者，亦当受之而不拒也。其曰「而康而色，曰予攸好德，汝则锡之福，时人斯其惟皇之极」云者，则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从君而以好德自名，则虽未必出于中心之实，人君亦当因其自名而与之以善，则是人者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实也。其曰「无虐茕独而畏高明，人之有能有为，使羞其行而邦其昌」云者，则以言夫君之于民，一视同仁，凡有才能皆使进善，则人材众多而国赖以兴也。其曰「凡厥正人，既富方谷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，时人斯其辜。于其无好德，汝虽锡之福，其作汝用咎」云者，则以言夫凡欲正人者，必先有以富之，然后可以纳之于善。若不能使之有所赖于其家，则此人必将陷于不义。至其无复更有好德之心而后始欲教之以修身，劝之以求福，则已无及于事，而其起以报汝，唯有恶而无善矣。盖人之气禀或清或浊，或纯或驳，有不可以一律齐者。是以圣人所以立极乎上者至严至密，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宽至广，虽彼之所以化于此者，浅深迟速，其效或有不同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，长养涵育，其心未尝不一也。其曰「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。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」云者，则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，以从乎上之化而会归乎至极之标准也。盖偏陂好恶者，己私之生于心者也。偏党反侧者，己私之见于事者也。王之义、王之道、王之路，上之化也，所谓皇极者也。遵义、遵道、遵路，方会其极也。荡荡、平平、正直，则已归于极矣。其曰「皇极之敷言，是彝是训，于帝其训」云者，则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极而布命于下，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，皆天之理，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。其曰「凡厥庶民，极之敷言，是训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」云者，则以言夫天下之人于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谨行之，则是能不自绝远而有以亲被其道德之光华也。其曰「曰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」云者，则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极之标准，所以能作亿兆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。不然，则有其位无其德，不足以首出庶物，统御人群而履天下之极尊矣。是书也，原于天之所以锡禹，虽其茫昧幽眇，有不可得而知者，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，则已备矣。顾其词之宏深奥雅，若有未易言者。然尝试虚心平气而再三反复焉，则亦坦然明白而无一字之可疑。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，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，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。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，因复误认中为含胡苟且、不分善恶之意。殊不知极虽居中，而非有取乎中之义。且中之为义，又以其无过不及，至精至当而无有毫釐之差，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。乃以误认之中为误训之极，不谨乎至严至密之体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，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，而堕于汉元帝之优游，唐代宗之姑息，卒至于是非颠倒、贤否贸乱而祸败随之，尚何歛福锡民之可望哉？呜呼，孔氏则诚误矣！然迹其本心，亦曰姑以随文解义为口耳佔毕之计而已，不知其祸之至此也。而自汉以来，迄今千有馀年，学士大夫不为不众，更历世变不为不多，幸而遗经尚存，本文可考，其出于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，乃无一人觉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，使其患害流于万世，是则岂独孔氏之罪哉！予于是窃有感焉，作《皇极辨》。

冯当可字时行，蜀人，博学能文。其集中有封事云：「愿陛下远便佞、疏近习，清心寡欲，以临事变，此兴事造业之根本，《洪范》所谓『皇建其有极』者也」。其论皇极深合鄙意。然则予前所谓千有馀年无一人觉其缪而正之者，亦近诬矣。但专经之士无及之者，而文士反能识之，岂汩没传注者不免于因陋踵讹，而平心诵味者有时而得之文字之外耶？庆元丙辰腊月甲寅，东斋南窗记。

閤皂黄冠师刘贵伯以牧名斋，属予为记。予闻知黄帝呼牧马童子为天师，释迦指牧牛小儿为菩萨。乾马坤牛，何以牧之？圣人故曰「谦以自牧」。牧之为义，牧羊则先去败群，故无触藩之虞。塞翁之于牧也，初何容心于得失哉？天子置群牧以牧民，均义也。贵伯诗甚骚而以懒辞，酒甚宽而以醉辞，棋甚敏而辞以不智，琴甚清而辞以不古；能鍊内丹，能役五雷，皆以不知为辞。其谦谦如此，是自牧也，不劳鞭绳，盖以驯熟矣。僧家所谓人牛俱失，道家所谓翁马两忘，孰为牧之？盖自牧也。贵伯得之矣。

始予与衡伯别祈山时，未有能诗声也。亡何而寄诗维扬，已非吴下阿蒙。不数年见予辟雍，则诗又进。予曰，此脱壳之雏也，离混沌矣。又数年见予樵溪，则诗大进，予曰此泛驾之马也，籋空虚矣。虽然，雏之脱壳也，啄抱之，马之泛驾也，羁靮之，子谨焉而已。抑予所望于子者非诗也，不知子之进于学亦有如子之进于诗者乎？试尝问子学者之学，至于孔、孟而止矣。孔子删《诗》，不自作诗也，孟子言《诗》，亦不自作诗也。孔、孟之所不作而今之学者穷日夜、废进修而学之，高者曰《选》诗吾师也，下者曰唐诗吾师也。学唐学《选》者几何人矣，不能唐不能《选》不论也，苟《选》矣，鲍、谢诸人而已耳；苟唐矣，刘、柳诸人而已耳。况又不刘柳、不鲍谢，而曰某矶某、某矶某云者，诗乎哉。不学孔、孟之不作而学唐、《选》之作，不学唐、《选》之不苟作而学某矶某涧之作，予忧子之诗之进而子之学之退也。于其归也，不敢以颂而以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