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代取士之法，本于行而不本于言。士之出于其时，能有所立于下，则上必莫之遗。于是勉励激率，以笃于行义之习，而华言枝辞无所用于天下。及其有言，亦皆近于可用。盖其非有要利之欲挠于其心，则凡其所以言者，皆以情自竭，无所文饰，以求合于上，而必切于利害之际。下至战国之时，如诈伪反覆倾侧之仪、秦，骋其浮辩，以游说于诸侯，至提其国而卖之。当时之君固有深仇而切恶之者，然至其有言，则回意易虑，无入不听者，何也？以其所道之利害，晓然别白乎其前，从之者安，不从者危，则虽欲不听，而其断亦不足以自守。彼仪、秦之徒，言纵则天下合，言横则天下散，其离合天下之势，如在于掌股之间，而其揣摩捭阖，六国之君皆耸动振慑，改容加礼，真若得其所未闻者，岂非其言之切于事与？惜乎不出于诚信，而用之于诡谲，以卒败其名。使其推是辩以极于先王仁义之际，则何施而不适于用哉？自汉以来，患天下难得可用之言，于是设科举以待天下文学之士，而求其直言极谏，以究于天下之治乱，与夫政教得失、灾异之变。复有应诏之士承问进退，类皆以射策决科为利，而其意不主于言，是以虚词滥说多近于迂阔而无用，其间可称者才一二而已。甚哉，其言之难也！盖汉之董仲舒、公孙弘、晁错，唐之裴度、元稹、刘蕡之徒，此皆常以科举中而有闻于后世，就其所言以观其行事，亦未必皆合。岂有言者不能行，能行或不能言与？然则言者果足以信其实哉？夫董仲舒之谈王道信粹美矣，然而泥于《春秋》灾异之说，则未为守经而据古；刘蕡之讦时务信悻直矣，然而违于大《易》慎密之戒，则颇若无术而不逊。晁错之词章可观矣，而临事不足于权智；裴度之勋业可尚矣，而垂世不见于文彩。至于公孙诡诈，元稹浮躁，盖无足道者。呜呼！上下千有馀年之间，设科以待天下之士，而应选者不为鲜矣，而卓荦超越之士彦寥寥而无闻，幸而有此数子者，尚皆有曲学之蔽，以玷其纯而缺其完，则于今之时而求其全人者，盖益难矣。何则？其所以待之者又不若于汉唐也。夫汉唐之所以策贤良者，皆及于其所谓大者，而不考其纤悉之记问。士之应诏者，前既有积久之学，而其心之所潜莫非在于天下治乱之要，而究尽于天人之际，至于苛碎剥杂之说皆略而不治。惟其所存者大，则其所得者亦大。是以仲舒之徒以三年不窥园之精，一发而见于三道之对，虽未必尽究于理，而后世之学者遂不能出其右，此亦善取之效矣。而今之所以待天下之士则不然。始，秘阁之试，收猎于百家笺传隐僻之说，度人之所不能及者出而为论，以观其记否。及大庭之问，则又及于区区之名数，而所谓教化之要，灾异之说，则问者不切，对者不明。不识朝廷所以延直言之士，为将求其近小之记问，则今诸科之选自足以得之，而何至以须天下之士耶？且惟朝廷所以取之之术如此，故夫士之进者虽有积久之学，而未尝措一毫之思虑以及于天下治乱。惫精弊神，不知其他，是以今之学者不能望于汉唐之盛者良以此。某不肖，学不足以明道，而词不足以达意，而妄欲从事于此。惟其所谓大者，盖切尝略而讲之矣；其小者，十或仅得其二三。今者不量，乃欲应诏而起。而或者以为，持此之学，与夫今之所取者正异术也，往则必触于报罢，而无可以必得之理。与其蒙绌去之耻，孰若引而去之，则犹足以完其美名，而不至于自辱哉？噫！为是说者，其亦近于伪矣。昔者魏舒尝策孝廉，而宗党以其不足于学术，劝之不就，以为自高。而舒之意以为，进而不中者，自我之负，何可以虚窃不就之高而为荣哉！然则舒之说，乃某今日之说也。伏惟执事以经济之业，当明天子重任，方虚心垂意以诱进天下之善，多士颙颙，想望风采，虽某之愚，犹欲振饰拯治，而一自通于门下也。伏惟执事以其可进而进之，因其可就而就之，某之幸也，非所敢望也。

邹阳、枚乘、严忌知吴不可说，皆去之梁，从孝王游。阳为人有智略，慷慨不苟合，介于羊胜、公孙诡之间。胜等疾阳，恶之孝王，孝王怒，下吏，将杀之。阳从狱中上书（云云。），孝王立出之，卒为上客。

右《邹阳传第二十一》。善哉，阳之谏吴也，可谓微矣！濞数十年谋反，白头举事，事未发而阳擿其反谋，岂不殆哉？濞实阴连齐、赵，外事三越，以孕大祸，而阳为不知者，言「胡亦益进，越亦益深，为大王患之」。苏林以谓「微言梁并淮阳之兵，汉折西河而下，以破难其计。故错乱其语，若吴为忧助汉者」，其意深矣。濞之不纳，则未知其智足以察此，与懵不之察也。其智足以察阳之知其谋而难斥言耶，则固不敢诛阳；诛阳则是自发其机，其事败矣。其懵不之察，以阳为诚不知其谋，而谓阳信其忧助汉耶，则曰阳不足以知吾事，亦不诛矣，故姑为不纳。此阳所以触危阱、履猛虎而脱身，无足疑也。至其从孝王也，孝王倚帝少弟与太后之爱，出入骄恣，而又昵其邪臣胜、诡，计无不从。阳与枚、严适至其国，以阳之智略，一启口论事，而胜、诡固已恶之。孝王怒，至下吏，将杀阳。然则阳尝动吴之祸机，以婉而无殃；未尝深预梁事，一介于胜、诡，以不合而几死。士之游世，可不知此也哉！吴则于阳之辞，察与不察，皆不敢害阳，恶暴己私，其势然也。虽使傍有谗者，而终无杀阳之理，自其己事。梁则倚帝少弟与太后之爱，尝贵骄，显求汉嗣，非濞疏远阴谋者之比也。枚先生、严夫子皆不敢谏，而阳争之，其将见杀，宜也。胜、诡握梁权，阳为梁囚，从狱中上书，而言「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乌集而王」，胜、诡见之，当何如哉？至以谓：「使寥廓之士回面污行，以事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，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」！夫阳正以忠信介于谄谀，见恶而得囚；又昌言忠信，力指谄谀，不屈以求免。然而胜、诡终不能见害，孝王卒以为上客。然后知士从容则可以谋全，穷则不可以计免，亦直而已矣！孔子曰，水火尚可以忠信诚心亲之，而况于人乎？后孝王败，胜、诡皆自杀，孝王乃得阳而益亲。然则孝王岂终不肖者哉？班固论齐桓公，管仲相之则霸，竖貂辅之则乱，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是谓中人。孝王信胜、诡而危，用阳语而安，夫人主有中人之质，孰不可与语上哉？

梁王以至亲故，得自置相、二千石，出入游戏，僭于天子。天子闻之，心不善。太后知帝弗善，乃怒梁使者，弗见。安国为梁使，见大长公主而泣曰：「何梁王为人子之孝，为人臣之忠，而太后曾不省也（云云。）」？公孙诡、羊胜说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，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。及杀故吴相袁盎（云云。），景帝遣捕诡、胜，必得。安国闻诡、胜匿王所，乃入见王而泣曰：「主辱者臣死。大王无良臣，故纷纷至此。今胜、诡不得，请辞赐死」。王曰：「何至此（云云。）」？安国曰：「今大王列在诸侯，訹邪臣浮说，犯上禁，桡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致法于大王。幸大王自改，大王终不觉寤（云云。）」。

右《韩安国传第二十二》。汉初接秦，虽经术粗亡，然卿大夫论事犹习捭阖，务以夺人。梁王倚帝弟僭踰，而安国称其忠孝，以解上意而全梁。意虽爱主，然梁安得为忠孝哉？非正论也。然使安国非君子，爱人以姑息而已者耶，则进为罔上，退亦适足以骄王，而未足以全梁。至胜、诡为奸，而安国正色不挠，谕以祸福，明甚。王虽骄，即知惧而出胜、诡，使天子全兄弟爱，而梁以安。盖为汉语则佑梁，为梁语则尊汉。然则安国非爱人以姑息者也，谋也。

《邹阳传》称：梁孝王用公孙诡之说，杀袁盎。事觉，孝王惧诛，使阳入关内求解。阳见齐人王先生，用其计说窦长君，长君入言之。及韩安国亦见长公主，事果得不治。此则阳与安国同救孝王杀盎事也。及《韩安国传》所称见长公主事，是以孝王僭天子游戏，天子闻之，心不喜，太后亦怒，弗见梁使者，案责梁王。安国为梁使，见大长公主而泣，长公主曲请于太后，事乃解。其后安国坐法，久之，复用为梁内史，乃有胜、诡说王杀袁盎等事，安国谏王，王乃杀胜、诡，汉使还报，梁事解，无安国见长公主事。此则安国见长公主，是以游戏事在前，非胜、诡事也，则《邹阳传》中所载，误记安国所解前事为今事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