燔气质躁迫，每于先生强探力取之戒、积渐涵泳之训玩味用功，但临事时终觉为害。今只靠定视听言动，常于此四事上著力，又以义理融液之，颇觉得力。然终是病根常在。

不须如此做伎俩，但才觉时便克将去，莫更计较功效迟速也。后段放此。

燔窃谓颜子「四勿」，今人非不欲如此，只为不知其孰为礼，孰为非礼。颜子所以才闻「克复」之语便知请问其目，才闻「四勿」之语便承当去，虽是资质绝人，亦必是素于博文约礼上用功。今之学者且先以博约为先，而「四勿」之戒随其所知施之应酬，渐渐望其贴近，庶有实效。

既知如此，何不用力？然博文约礼亦非二事，而异时之深纯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强也。

燔窃妄谓性之者多由内以达诸外，而自不废夫在外之功；反之者多资外以养乎内，而始有契夫内之理。如颜子之「四勿」，曾子之「三省」，与夫博文约礼、动容正颜之事，皆资外养内之事也。今之学者唯当悉意于此。

勿之省之亦由内，要之内外不是判然两件事也。

燔窃谓先生教人，只是欲人持敬致知，克己以复其性，其间条目却自多端。

自做功夫看，即自见得，不须如此泛问也。

燔谓《敬斋箴》后面似少从容意思，欲先生更著数语，使学者遵守，庶几无持之太甚，转不安乐之弊。

前已言之矣。

燔祖妣捐弃，朋友以刘辉嫡孙承重事见告，遂申州以请于朝，续准报许。后见范蜀公亦尝论及，乃知辉非苟然者。而舜弼始终以为此事只当从众。今事已无及，但朋友间不幸而值此，不知当如何？

若父是祖之嫡长子，己是父之嫡长子，即合承重无疑。如其不然，则前日之举为过于厚，亦不必以为悔也。朋友之问，则但当以礼律告之，不可使人从己之误也。当言循理守法，不当言从众。

燔尝疑伊川平日断不肯与人作墓志，不知其意何在。至太中及明道，又却用之。而其叔父侄女之类，亦复自作，何也？

伊川先生初无断不作志之说，疑以不能甚工于文，又或未必得其事实，故少作耳。集中亦有叔父墓志者，施之于家，可无前二者之虑也。

燔家中旧有祖产，今欲禀家叔诸房，各以人口多少备办经用，储之堂前，以为久远团栾之计。然众志难谐，未有所处。

诸位各办岁计，其力不能办者如之何？此须熟虑，博访其宜，不可草草也。

燔免丧之后，亲戚朋友劝以赴部，以病不能行。或以为教官可以请祠，燔欲姑守前志，且为养病读书计。

未知不仕之意有何义理，只可自以大义裁之，不须问人，亦非它人所能决也。若无正定义理，则为贫而仕，古人有之，不须如此前郤也。

燔尝谓欲君德之美，当重保傅之选；欲士风之美，当正教取之法；欲吏道之良，当久其任；欲民俗厚，当兴礼乐；欲彊甲兵，当仿寓兵之意；欲足财用，当急农桑之务。

大概是如此。然须更读书穷理，博观古今圣贤所处之方，始有实用，不为空言也。

燔谓后世人才不振，士风不美，在于科举之法。然使便用明道宾兴之论，伊川看详之制，则今之任学校者皆由科举而出，亦岂能遽变而至道哉？

明道所言，始终本末次序甚明，伊川立法，姑以为之兆耳。然欲变今而从古，亦不过从此规模以渐为之。其初不能不费力矫揉，久之成熟，则自然丕变矣。

燔谓释老之学所以舛谬，只缘不能致知，但据偏见直情径行，所以与吾道背驰。使其能求通于圣人，则其所至岂小小哉。又尝求二氏之学所以盛衰之故，释氏主于心，缘其就根本上用力，故久而愈炽；老氏主于身，缘其所执亦浅狭，故久而微削。

且熟观义理，久之自然精密，未须如此桩定死法也。

燔外家司姓，外祖早世，外曾祖复子一戴姓者。戴死无子，只一女，舅氏为之服三年丧，且合葬祖茔，祠之家庙。屡禀之舅氏，迁戴氏葬之它所，改外祖合葬外（不是）祖母之侧，除戴氏之享，使其女主之。量分产业，使之备礼。事今虽未行，而朋旧多以为然。续又思之/（云云。）初说甚善，然「亦有」一句未是，以《河广》之义推之可见。「又思」以下，则又过矣。不共戴天，谓父母见杀而其人不死者耳，移之于此，似非其伦。若果如此，则《礼经》何为而制服邪？夫死而嫁，固为失节，然亦有不得已者，圣人不能禁也。则为之制礼以处其子，而母不得与其祭焉，其贬之亦明矣。

燔见朋友间多有增亲年以希恩霈者，且悔之，又恐兄弟间有坚欲陈乞者。燔以为不若作一状子刺破，乞备申省部照会，方为坚决。

兄弟若欲陈乞，但委曲为陈不可诬亲以欺其君之意足矣，何必作此痕迹邪？

燔因与朋友论及冒贯赴试事，以为岂可不攻。独国秀以为不须攻，幸一言以定众志。

不知要如何攻？若只经官陈状，乞泛行约束，即不妨。若指名告示，聚众殴击，则非所宜矣。

燔窃谓明德新民不是自己一切事都做了后，方去新民，随所及所值而为之耳。

两语有病。

至善乃万理尽明，各造其极，然后为至。

至善是自然底道理，如此说不得。

「至善」，如尧舜文王之为圣，汤武之为征伐，周公之为臣，孔子之为师，伊尹之为志，颜子之为学。又谓至善在己，则为天命之性；在事，则为率性之道；推之天下，则为修道之教，此圣人之事也。若学者，则就教上寻求向上去，到得极处，皆只一般，元无加损。

说得未是，亦不须如此闲说。

「知止能得」，燔尝谓洞然无蔽之谓知，确然有实之谓得，明则诚矣。

近之，但语未莹。

知善之明也，得身之诚也。

近之。

「虑」谓知之尤精而心思所值无不周悉。

是。

燔谓知止则志不惑乱而有定向，志定则此心无扰而静，心静则此身无适而不安。心静身安则用自利，事物之来，不特能即事见理，又能先事为防。如「后甲三日」、「后庚三日」之云，其于事之终始先后、已至未然皆无遗鉴，皆无失举矣。如是而后为得其所止，则可以谓之诚有是善而诚极是矣。

此段得之。

燔谓「知」则知其所当然，「虑」则并极其未然。

知是闲时知得，虑是到手后须要处置得是。

燔谓「知止」有明而未诚处，「得止」则一一皆诚矣。到得至诚田地上面，更有变化不测在。

未须如此闲思想。看文字且理会当处义理，渐觉意味深长乃佳，如此支离，不济事也。

燔谓《大学》之意当持敬以养其所知之本，格物以广其所知之端，使吾心虚明洞彻，举无不烛，则是非当否各以呈露，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。周舜㢸以谓知止者，非万理并皆昭彻然后谓之知止，一事便有一理，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。所谓能得者，非是动容周旋各当其则，一事得其所止，如仁敬孝慈之类，皆为至善。若必以动容周旋当则言之，则将使学者没世穷年无复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。

经之所言是学之等级，然知有浅深，得有大小，存乎其人，难以一概论也。

物有本末（云云。），燔谓先后之中更有轻重，本末之先后重，始终之先后轻。

不须如此分别，枉费心思，道理又不如此，无益而有害也。

燔谓注文于「明明德于天下者」之下，似少自己推之之意。

经文次序已自详悉，何用更说？

《或问》于明明德于天下处，只言诚意正心脩身，而不及致知，又益以亲亲长长而不及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愿闻其指。

致知所以明之，亲亲长长即齐家之大者。

平天下之事，盖新民之极功，则用益广而法宜益详。今考传文，则皆感发维持之意，而不及乎它，似未免乎略。

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详言同货利、公好恶之事，其法可谓详矣，何谓略耶？

《大学》传九章「其家不可教」，窃疑「可」字当为「能」字。

彼之不可教，即我之不能教也。可之与能，彼此之词也。若作家不能教，则不词矣。

传之九章，大率皆躬行之事，而未及乎为政，八章亦然。

成教于国，则政事之施在其中矣。但须以躬行为本，故特详之，本末轻重固自不同也。

宋杰尝于「亲爱而辟」上用功，如兄之子，常欲爱之如己子，每以第五伦为鉴。但爱己子之心终重于爱兄之子。

「常欲」二字即十起之心也。须见得天理发见之本然，则所处厚薄虽有差等，而不害其理之一矣。

燔近于家间区处一二事，便觉上下睽隔，情意寖薄。欲遂置而不问，则诸事不整。不知且只于身上自理会，莫屑屑问它如何？

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谓也。

宋杰尝观传文论脩身在正其心，尝每用力自克，亦颇得力。而敬子不以为然，以谓若论是当，须还是喜怒中节乃可。然宋杰今日之所谓得力者，乃是随意之所便者以致力，而实未深察夫不能自已者也。

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诚中来，则不须如此安排而自无不正矣。未到此地，则亦随力随分省察持守可也，不须如此计较。且向格物处用功，乃为知所先后耳。

燔谓喜怒忧惧之气心实帅之，帅稍动摇，气不听命，则必有是四者之累。学者固当逐件上用功，然非先正其帅，亦未见其为全功也。

如此则与此传文意全然背戾矣。试更推之，如何？

诚意谨其发，正心存其体。又曰诚意者，实所发于我而我命之，心正则不问寂感而本体常在。

两条说意诚皆未安。

宋杰尝观传之六章注文释自欺谨独处皆以物欲为言，《或问》则兼气禀言之，似为全备。

此等处不须疑，语意自合有详略处也。

宋杰窃谓动于物欲而假善以自欺，易识而易治；杂于气禀而为善之不切，难识而难治。欲得精察气禀之为害而克治之，当以何道？

考之经文可也。

燔居常好善恶恶，觉得直是分明。然或至自伤其和，而施之于人亦多彊猛固必，而无容养之意。夫好恶真切如此而病复随之者，何哉？

此等处自觉是病，便自治之，不须问人，亦非人所能预也。

康叔临（渊）以为一物格则一知至，燔谓所谓物格者，乃众理俱穷，相发互通，以至透彻，无复馀蕴，然后为格。若谓一物明一知进则可，一物格一知至则不可。

伊川先生曰：「今日格一件，明日格一件」。

叔临又谓《或问》所谓内外昭融，内谓理之在己者，外谓理之在物者。

内谓理之隐微处，外谓理之周遍处。

燔谓释氏不务格物，而但欲自知，故一意澄定而所见不周尽。吾儒静以养其所知之本，动以广其所知之端，两者互进，精密无遗，故所见周尽而有以全其天然自有之中。

大概近之，然亦未尽。

《或问》所谓诣其极而无馀，随所诣无不尽，燔谓诣其极犹渠成，随所诣犹水随渠至。

譬喻未精，然亦不须如此模写。

程先生说学者之知道，必如知虎者。燔谓不待势法迫驱而自不能已，无所为而乐于为之者，真知者也。然知而习，习而熟，又精思而后浸得其真，非一知即能洞彻也。

此亦以中人言之，前已略论之。

宋杰读书，遇晓不得处，即掉下再三读之。竟不晓，即置不复问，不知其病何在？

其病在是。

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（宋杰）。

人之过恶，岂可轻论？但默观之而反诸己，或有未明，则密以资于师友而勿暴于外可也。

论天地之所以高深（燔）。

天之外无穷，而其中央空处有限。天左旋而星拱极，仰观可见。四游之说，则未可知。然历家之说乃以算数得之，非凿空而言也。若果有之，亦与左旋拱北之说不相妨。如虚空中一圆毬，自内而观之，其坐向不动而常左旋；自外而观之，则又一面四游，以薄四表而止也。

康节天地自相依附之说，燔以为此说与周子《太极图》、程子动静无端、阴阳无始之义一致，非历家所能窥测。

康节之言大体固如是矣，然历家之说亦须考之，方见其细密处。如《礼记·月令》疏及《晋·天文志》皆不可不读也（近见一书，名《天经》，只是近世人所作，然类集古今言天者极为该备，不知曾见之否？）。

鬼神之所以幽显，上蔡云：「动而不已，其神乎？滞而有迹，其鬼乎」？燔谓鬼虽为屈，久而必散，似无滞留于迹之理/（云云。）神显而鬼幽，上蔡滞而有迹之语诚如所论，其它大概亦是如此。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问者，又所当思也。

《小学》注子事父母、孙事祖父母同。燔谓诸父诸母亲同服同，而不及之者，何哉？

诸父异宫，非可以遍诣而定省之。且若如此，则将不得专乎事父母矣，此爱敬之等差也。

程先生齐不容有思之说，燔尝以为齐其不齐，求与鬼神接，一意所祭之亲，乃所以致齐也。《祭义》之言似未为失，不知其意果如何？

《祭义》之言大概然尔，伊川先生之言乃极至之论，须就事上验之，乃见其实。

程先生云，致知之要，当知至善之所在，如父止于慈，子止于孝之类。燔谓物之大旨各有精要，若泛求之，殆亦徒为纷纷，无所底止。

伊川先生所论格物功夫数条须通作一义看，方见互相发明处，如此一条，须与求其所以奉养温凊之法者通看也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六二。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神异典卷四、学行典卷一一一。）。

仆之《诗辩》，乃断千百年公案，诚惊世绝俗之谈，至当归一之论。其閒说江西诗病，真取心肝刽子手。以禅喻诗，莫此亲切。是自家实證实悟者，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，即非傍人篱壁，拾人涕唾得来者。李、杜复生，不易吾言矣。而吾叔靳靳疑之，况他人乎？所见难合固如此，深可叹也。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，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，初无意于为文。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，不问也。高意又使回护，毋直致褒贬。仆意谓辨白是非，定其宗旨，正当明目张胆而言，使其词说沈著痛快，深切著明，显然易见。所谓不直则道不见，虽得罪于世之君子，不辞也。吾叔《诗说》，其文虽胜，然只是说诗之源流，世变之高下耳。虽取盛唐，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。其閒异户同门之说，乃一篇之要领。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，谓唐初以来至大历之诗异户同门，已不可矣。至于汉魏晋宋齐梁之诗，其品第相去高下悬绝，乃混而称之，谓锱铢而较，实有不同处，大率异户而同门，岂其然乎？又谓韩、柳不得为盛唐，犹未落晚唐，以其时则可矣。韩退之固当别论，若柳子厚五言古诗，尚在韦苏州之上，岂元、白同时诸公所可望邪？高见如此，毋怪来书有甚不喜分诸体制之说。吾叔诚于此未瞭然也。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，然后不为旁门所惑。今人作诗，差入门户者，正以体制莫辨也。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，市缣帛者，必分道地，然后知优劣，况文章乎？仆于作诗不敢自负，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，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，甚者望而知之。来书又谓忽被人捉破发问，何以答之？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，不遇盘根，安别利器？吾叔试以数十篇诗，隐其姓名，举以相试，为能别得体制否？惟辨之未精，故所作惑杂而不纯。今观盛集中，尚有一二本朝立作处，毋乃坐是而然邪？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，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，于诗则用健字不得。不若《诗辩》雄深悲壮之语，为得诗之体也。毫釐之差，不可不辨。坡、谷诸公之诗，如米元章之字，虽笔力劲健，终有子路侍夫子时气象。盛唐诸公之诗，如颜鲁公书，既笔力雄壮，又气象浑厚。其不同如此，只此一字，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。所论屈原《离骚》，则深得之，实前辈之所未发。此一段文亦甚佳。大概论武帝以前皆好，无可议者。但李陵之诗，非虏中感故人还汉而作，恐未深考。故东坡亦惑江汉之语，疑非少卿之诗，而不考其胡中也。妙喜自谓「参禅精子」，仆亦自谓「参诗精子」。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，见仆辨析毫芒，每相激赏，因谓之曰：「吾论诗若那吒太子，析骨还父，析肉还母」。友山深以为然。当时临川相会匆匆，所惜多顺情放过，盖倾盖执手，无暇引惹，恐未能卒竟其辨也。鄙见若此，若不以为然，却愿有以相复，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