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之，臣疑其君，无不危国；妾疑其夫，无不危家。今有大臣于陛下，擅利擅害，与陛下无异，此甚不便。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身行刑罚，以威行之，期年遂劫其君。田常为简公臣，爵列无敌于国，私家之富与公家均，布惠施德，下得百姓，上得群臣，阴取齐国，杀宰予于庭，即弑简公于朝，遂有齐国，此天下所明知也。今高有邪佚之志，危反之行，如子罕相宋也；私家之富，若田氏之于齐也；兼行田常、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，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。陛下不图，臣恐其为变也（《史记·李斯传》）。

李斯上书谏二世，其略曰：「田常为简公臣，布惠施德，下得百姓，上得群臣，阴取齐国，杀宰予于庭」。是宰予不从田常乱而灭其族。太史公载宰我为临淄大夫，与田常作乱，以夷其族，孔子耻之。李斯事荀卿，去孔子不远，宜知其实。盖传者妄也。予尝病太史公言宰我与田常作乱夷其族，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焉。天下通祀者，容叛臣其间，岂非千载不蠲之惑也耶？近令儿子迈考阅旧书，究其所因，则宰我不叛，其验甚明。太史公固陋承疑，使宰我负冤千载，而吾师与蒙其诟，自兹一洗，亦古今之大快也。

陈成子弑简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「陈桓弑其君，请讨之」。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」。孔子曰：「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」。君曰：「告夫三子，之三子告，不可」。孔子曰：「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」。孔子为鲁大夫，邻国有弑君之祸，而恬不以为言，则是许之也。哀公、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，孔子既知之矣。知而犹告，以为虽无益于今日，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。子瞻曰：「哀公患三桓之偪，常欲以越伐鲁而去之。以越伐鲁，岂若从孔子而伐齐，既克田氏，则鲁公室自张，三桓将不治而自服，此孔子之志也」。予以为不然。古之君子，将有立于世，必先择其君。齐桓虽中主，然其所以任管仲者，世无有也，然后九合之功可得而成。今哀公之妄，非可以望桓公也。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，将谁与保其功？然则孔子之忧顾在克齐之后，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。

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仲、公叔为政，问于缪留，对曰：「不可。晋用六卿而国分，齐简公用陈成子及阚止而见杀，魏用犀首、张仪而西河之外亡。今君两用之，其多力者内树党，而寡力者藉外权。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，有外为交以削地，君之国危矣」。

议曰：政事之臣忌于专，古今之通患。故《易》有「多惧」之辞，《虞书》有「同寅协恭」之戒。缪留之言，是终不可任人以共政也。然君道无为而仰成于臣，必有任天下之责者。苟政出多门，则枉道者得以害正，植私者得以害公。法行而改作，令出而反汗，平居肆横议，临难无与执其咎，亦乱之所由生也。成周大小之臣咸怀忠良，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况一二大臣乎？惟得贤而勿与小人间之，则独任而不为专，众进而不为党。伊尹相汤，高宗得说，舜咨二十有二人，武王有乱臣十人，顾岂以任人之众寡而为治乱哉？

臣尝观陆贽论禦戎之策，其说甚详。大抵以为夷狄之强弱，视中国之盛衰，圣人所以待之者无一定之规，亦无常胜之策，顾其势如何耳。其说有二，尊即叙者则曰非德无以化要荒，殊不知威不立，力不能服也。尚和亲者则曰要结可以睦邻好，殊不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。故当匪茹之势而行即叙之方，则见侮而不从矣，今日正此之谓也。自靖康以来，力主和议，不为备禦之计，卒为虏诈，以至二圣蒙尘，其祸亦可监矣。至今不悟，犹蹈覆辙，深可痛也。比闻复遣二使以请和，虏若有谋则许吾和，以取重赂，愚者以为喜，而智者之所深忧也。盖既许吾和则上下偷安，必不为备禦之计，而既出重赂，国力必竭，不免暴歛，民怨盗起，虏复不可信，一旦乘虚而来，为不可测，此其所以可忧也。若其无谋，则必绝吾之使，愚者以为深忧，而智者之所喜也。盖不许吾和，则吾致死以为备禦之计，此其所以为可喜也。且夷狄豺狼，非可以信誓结，今其所以不来者，非爱我而不来也，亦非畏我而不来也，以其势自有牵制未暇来尔。昔赵、郑割地以赂秦，虞卿曰：「秦之去也，倦而归乎？其亦爱我而不攻乎」？曰：「秦之势无馀力矣，必以倦而解也」。曰：「秦以倦归，而君又以秦之力所不能取而赂之，是助秦以自攻也」。今之为和议者，何以异此？说者谓国家今日正犹勾践事吴，称臣奉贡，不得不然，是未知事势之不同也。越之栖于会稽，盖吴王听宰嚭之言而许之平，故勾践以为得计，今虏未尝实许和也。其所以不拒绝者，特以许和绐我，以谋全胜，欲吾不为之备而取之易耳。故其未来则吾与之重赂，其既来则吾莫之禦，是吾之求和无纤毫之益，徒沮义士忠勇之气，长黠虏桀骜之心，竭民脂膏以资盗粮，非计之得也。若其称臣奉贡，尤非所宜。昔辛垣衍欲赵之帝秦也，鲁仲连曰：「若使帝秦，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」。且又曰：「若使帝秦，则必将烹醢梁王」。辛垣衍曰：「秦何为烹醢梁王」？鲁仲连曰：「九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纣之三公也，盖尝为纣脯醢而囚之矣。秦既为帝，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令天下，将夺其所憎而予其所爱，梁王岂晏然而已乎」？于是辛垣衍不敢复言帝秦，而秦军亦为之却。今或称臣于虏，则中国在虏之掌握矣。彼将所求无厌，既得重赂，又求割地矣。又召大臣，大臣往矣。又将邀銮舆之临幸，则何以为谋？若往则遂废前功，不往则兴兵而伐叛臣，不为无辞，若遂往则又将为二圣矣。言之至此，可为寒心。而议者安于此说，可谓无谋之甚也，犹谓国有人乎？或者以为二圣在彼，故吾不得不与之和，是不然。昔汉太上皇、吕后为项王所得，置俎上欲烹之，夫高帝岂恝然忘之哉？而未尝为之屈，盖势不可尔。然项王卒不敢加害，盖以高祖之不顾惜，害之无益，而存之则可以为重资，故割鸿沟之后，卒从侯公之言而归之。今国家若能励兵秣马，稍振中国之威，且勿与之通，则彼莫能测其虚实，必不敢动。吾已复中原，然后遣辨士若侯公者往说焉，彼亦且奉二圣以来归矣。故二圣虽在彼，于中国用兵之势无有害也。故为今日之计，当与诸将议先复中原，以振国威，然后闭关不出，卑辞厚赂以请二圣，当必遂所欲。于今遣使，徒取侮耳，非所宜也。议者以为彼强我弱，出未必胜，故不敢与校，是未知用兵之势也。昔陈恒弑简公，孔子请讨之，夫以强弱小大论之，鲁不能敌齐也审矣，孔子岂不量敌而后进哉？盖其说曰，以谓陈恒之弑，齐国之与者半，不与者半，以鲁之众加齐之半，其胜也必矣。夫以楚人病秦之诈怀王，必欲亡秦，而汉末人人思汉之德，皆欲兴汉，在今日人人痛愤二圣未返，非特楚人之情，而国家德泽之厚，人怀不忘，亦非止汉世之比也。然则在今日傥能奋其威武，自淮而北，必有响应者矣。侧闻近日河北亦尝有欲兴义而来请者数辈，朝廷虑其生事以败和议，拘之军中，此为失策。傥乘此以有为，不亦可乎？且愚窃谓今日之计，当乘天下痛愤之切，人怀思宋之心，乘时有为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决可有功。若或迟疑不断，窃恐岁月之久，人心懈怠，怀彼煦濡之恩，而忘忠义之心，则事难举矣。纵不能出兵，犹当为守禦之备，不当为和议以堕虏计也。盖虏之不可信，其事已可鉴矣。今日之未来，非缘和议，特其势自有牵制，未暇来耳。傥与之和，必出重赂，徒竭吾赏军之费，为虏人进兵之用，真所谓资盗粮也。俟吾国力已竭，然后乘衅兴端，而兵势必不支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，此必至之理也。议者谓虏之所欲，不过金帛子女耳，与之则得其欲而不来，是何异儿童之见也。虏之贪心，岂有厌哉！今少与之，则不足以充其欲；多与之，彼则以为中国尚富实，而乃惧我如此，是必兵弱，可以一往。故为此计，实启戎心，安能使之不来哉！及国力已竭，而后为备禦之计，孰若未困而先为之虑也？昔曹操破荆州，逐刘备，移檄于吴，孙权召群臣谋。或以曹公士马之强，既得荆州刘表，治艨艟斗舰，乃以数千里水陆俱下，势不可敌，不如迎之。惟周瑜、鲁肃以为当击便，谓：「北人尚骑，本不能水军与吴越争衡，今操自送死，可迎之耶？将军擒操宜在今日。瑜请以三万人为将军破之」。权大喜，因拔剑斫案曰：「复言当迎曹公者，与此案同」。因发兵使瑜拒之，遂败曹公于赤壁。故兵之胜败在人谋耳，庸人见朝不及见夕，但偷安目前，不思后患，殊不知无远虑则近忧亦不能免也。夫兵凶器，战危事，圣人难言，但势有不得已。虽毒天下，所不可辞也。且狼子野心，不可望其仁慈，意其悯我，惟振之以威，乃可服尔。故将欲和之，亦必战胜而后可议也。在昔契丹所以能百年守盟好者，亦以章圣皇帝有澶渊之捷尔。臣愚伏望睿明特发威断，早定大谋，专为战守之备，勿主和议，以堕虏计，实天下之幸甚。

读《春秋》者，先明大义，次观世变。所谓世变者何也？《春秋》之始，是世道之一变；《春秋》之终，是世道之一变。刘知几有云，孔子述史始于《尧典》，终于获麟，盖《书》之终，《春秋》之始。孔子述《书》至《文侯之命》而终，文侯之命，平王之初年也。隐公之初，平王之末年也。平王之始，申侯与犬戎其攻宗周而弑幽王。则申侯者，王法必诛、不赦之贼，平王与其臣庶不共戴天之雠也。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知其立己为有德，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，至使复雠讨贼之师，反为报施酬恩之举，则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亦已甚矣。其命文侯之辞曰：「汝多修整我干戈，捍我于艰，患已弭矣，用赉尔秬鬯一卤；功已报矣，其归视师，宁尔邦国，无复事矣」。即此一篇而观之，已无兴复之望，然其意尤有所望也。盖迟四十九年之久，无复一发振起之意，圣人于刑赏之权，不复望于有周也决然矣。由是而下，则为春秋之始，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与！王道衰微，霸不复振。春秋之终，夷狄强横，然世犹有胜负也。至于荆楚横衡，已为中国之害，甚至断发文身之俗，偃然与晋侯为两霸矣。入春秋已来，诸侯大夫各有定位也，至获麟之岁，齐陈恒执齐国之柄，而弑简公之兆已萌矣；鲁自季孙逐君之后，鲁国政柄尽在三家，而陪臣执国命之渐已著矣；晋自赵鞅入国之后，晋国政权尽在六卿，则韩、赵、魏为诸侯之渐，不于是而见乎！向也夷狄交于中国，莫有如楚之暴逆，厥后秉礼之鲁，奔走于偏方，下国之越，以求一朝之安，此夷狄强横之甚，而中国不能制也。今伯主不竞，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干戈扰攘，而无一息之宁矣。获麟之前，世变为春秋，获麟之后，世变为战国，庸非世道一变之会耶？是《春秋》之所以终也。然不特此也，合《春秋》一经而观之，有所谓隐、桓、庄、闵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僖、文、宣、成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襄、昭、定、哀之《春秋》。霸主未盛之时也，庄之十三年会于杏，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，于是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也；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，古无有也。僖之元年而齐迁邢，二年而城邢，四年而伐楚，五年而会王世子，九年盟于葵丘，安中夏、攘夷狄之权，皆在伯主之未兴，诸侯无所统，而天下犹知有王政。故隐、桓之《春秋》多书王霸主之既兴，诸侯有所统，而天下始不知有天王，故僖、文以后之《春秋》书王极寡。伯主之兴，固世道之一幸，而王迹之熄，独非世道之衰耶？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，小白卒而楚始横，中国无伯十馀年。二十八年，而有城濮之战，则中国之霸在齐桓者今得而归晋文矣；晋襄继之，犹能嗣文公之业；灵、成、景、厉不足以绍先绪；悼公再霸而得郑、楚，尚庶几焉。自是而后，晋伯不复振，至于晋平，能明义以驭夷，则区区一楚，将屏伏退听之不暇，安能逞其强如此之甚哉！昭之元年于虢之会，中国分为晋、楚之从矣。四年，楚灵大会于申，实用齐桓召陵之礼，举六王、二公之事，堂堂华夏之区，咸听命于夷狄矣。十年，平丘之盟，虽曰再主夏盟，而晋之德则不竞，天下之诸侯参盟见矣。参盟见而诸侯无主盟者，则天下无所统一也；无所统一，则天下之无伯也；无霸，则春秋终矣。天下无王，《春秋》固已伤王迹之熄，天下无霸，此尤世道之大不幸。其他如荆人来聘，夷狄之臣未有名氏也；屈完来盟称字，著于经矣；无骇侠卒，诸侯之大夫始而书名，未有书氏者，今则有生而氏者矣；始也诸侯盟诸侯，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；始也诸侯自相盟，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；始也诸侯僭天子，今则大夫僭诸侯矣；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，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。合《春秋》一经观之，愈趍愈下，愈久愈薄。逆之而上，则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，可以接尧舜之传，所以昭文德也；沿之而下，则七雄分裂，吞并于秦，不至于极不止也，无以威不轨也。后之作《通鉴》编年者托始韩、赵、魏之为诸侯，亦所以继《春秋》之后欤。学《春秋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道理之精微，又能历观时变以稽时事之得失，则《春秋》一经亦思过半矣！

古之人决大疑，定大事，惟义之比焉，他无所问也，其次则比利害得丧而言之，其次则取必于知谋之末以求成于功利之下者耳。咸无焉，而惟身是谋，此鄙夫壬人，又所弗论也。齐壬不君，陈氏篡执，沐浴而请讨，此义之正也；傅以鲁众齐半之说，则以众寡言矣。滕地褊小，楚、齐冯陵，效死而弗去，此义之正也；贸于事齐事楚之决，则以彊弱言矣。众寡彊弱，何可不计，然本诸义理之是非，则事功之利害从之。本诸事功而不必皆义理之正者有矣，是故仁不以勇，谊不以力，正谊不谋利，明道不计功。自秦、汉以来，惟两董公能识此意，后此则如诸葛孔明者，盖亦无几耳。自吾有狄难，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？雠耻所当雪，分义所当明，此万世之正理，以是非断也。持此说者固不为无人，惟宗忠简、李文定、张忠献、胡忠简，实首立正论之帜而能始终不渝者也。谓宴安可玩，谓屈辱无伤，谓画江可以自全，谓得地不足以守，此一时之私意，以利害言者也。群而和之者固不为无人，惟耿南仲、秦桧、汤思退、史浩实倡为邪说之祖而劫以必行者也。然而百年之间，正论数诎，邪说常胜。盖所谓邪说者，不惟夺于一时之利害，又有患失之私焉。虞忠肃公奋乎诸老垂尽之馀，独能奋不顾身，以寿正论之脉。始谓虏必渝成，又策其道所从出，建益兵备。明年则虏果以重兵压淮西，我师既衄，虏乘胜薄牛渚而阵。金炀侯刑马誓师，金铠朱旄以麾，此何等气势！而大将刘锜、王权既罢，李显忠远在池阳，成闵亦未至，我师无所附丽，各鸟兽散。于斯时也，顾欲收合馀烬，以决一战。如以利害言，则众寡彊弱不敌，非素拊循，士大夫与越国远斗者亦不侔。如自为谋，则公不过受督府记犒师，且趣大将建旗鼓耳，战守何与己事？公非是之问也，公知有义焉耳。破虏之明日，诸校效首虏，休而显忠至，公若可以自脱矣，乃又以所不足虑者付显忠，而身先将士，驰至京口，则虏骑果已薄瓜洲，知我有备，势不得入，卒走死。向使公外顾利害，内怵得丧，则虏之济江久矣。由是受任，遂欲长驱，以信大义，出蔡以睨陈，出襄、郏以袭许，出汝以逼洛，出嵩、虢以震河东，出商于以图陕西，规摹分画，具有颠末，声气所撼，关河响应。不幸而弃地事雠之论自大官唱声，和者莫敢不一。然公与张忠献公不谋同心，犹以区区笔舌力婴群议而夺之气。唐、邓、海、泗与陕西新复诸郡，在廷公卿皆曰可弃，公曰必不可弃；忠义归正之人、俘虏流亡之人，在廷公卿皆曰可遣，公曰必不可遣。凡事体所关，茍不吾以，则连章累牍，多者不下十有八九，少者亦六七疏，不得其言不已也。公非以必胜为谅也，大义之不可泯，虽小小利害得丧之私，举不足以易之也。抑又有甚难者，使公当轴处中，而孤立寡与，犹惧弗济；今所谓弃地、遣俘等事，不过以孤孑之踪，邈在外服，乃肯与在廷公卿得君行政、合党缔交者争辩弗置，盖朝谇而夕替，所不皇恤。吁，其果难能矣哉！天未悔祸，封寇崇奸，正论覆违，大几屡失。公亦自知时不我与，而其精忠笃谅，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恤乎他，则所以维持纲常，开警顽懦，庶几为将来之补者，盖与张忠献公后先一揆，为功未可以浅近计也。某生也不早，不获趣拜下风，而尝窃从荐绅大夫习闻公之言德，且与公之孙刚简辱在亲友，既不度其不佞，为公辄作家传，刚简适刊公奏篇，自叙梗概，以属起居刘公冠其篇首，又俾某申述其义。窃以自幸，乃不果辞。呜乎，宇宙大物也，岂计功求获于知谋之末者所能用之！是书若行，将有发于其言而见诸行事者，公未为不尽用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