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之兴也。谅不于上皇之世，大庭轩辕，逮于高辛，其时有亡，载籍亦蔑云焉。《虞书》曰：「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」。然则诗之道，放于此乎？夏承之，篇章泯弃，靡有孑遗。迩及商王，不风不雅，何者论功颂德，所以将顺其美；刺过讥失，所以匡救其恶。各于其党，则为法者彰显，为戒者著明。周自后稷，播种百谷，黎民阻饥，兹时乃粒，自传于此名也。陶唐之末，中叶公刘，亦世修其业，以明民共财。至于太王王季，克堪顾天。文、武之德，光熙前绪，以集大命于厥身，遂为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其时诗，《风》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《雅》有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之属。及成王，周公致太平，制礼作乐，而有《颂》声兴焉，盛之至也。本之繇此《风》、《雅》而来，故皆录之，谓之诗之正经。后王稍更陵迟，懿王始受谮赞亨齐哀公。夷身失礼之后，邶不尊贤。自是而下，厉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坏，《十月之交》，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，勃尔俱作，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。五霸之末，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善者谁赏？恶者谁罚，纪纲绝矣！故孔子录懿王、夷王时诗，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，谓之变风变雅。以为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则受颂声，弘福如彼，若违而勿用，则被劫杀。大祸如此，吉凶之所繇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，于是止矣。夷、厉以上，岁数不明。太史《年表》，自共和始，历宣、幽、平王，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《谱》。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，则循其上下而省之；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，则傍行而观之。此《诗》之大纲也。举一纲而万目张，解一卷而众篇明，于力则鲜，于思则寡，其诸君子，亦有乐于是与（附释音《注疏》本）！

夫爵人者，宜显其功；罚人者，宜彰其罪，此古今之所慎也。凡小之人犹尚如此，刁令中兴上佐，有死难之名，天下不闻其罪，而见其贬，致令刁氏称冤，此乃为王敦复雠也。内沮忠臣之节，论者惑之。若实有大罪，宜显其事，令天下知之，明圣朝不贬死难之臣。《春秋》之义，以功补过，过轻功重者，得以加封；功轻过重者，不免诛绝；功足赎罪者无黜。虽先有邪之罪，而临难之日党于其君者，不绝之也。孔宁、仪行父亲与灵公淫乱于朝，君杀国灭，由此二臣，而楚尚纳之。传称有礼不绝其位者，君之党也。若刁令有罪，重于孔仪，绝之可也。若无此罪，宜见追论。

或谓明帝之世已见寝废，今不宜复改，吾又以为不然。夫大道宰世，殊涂一致，万机之事，或异或同，同不相善，异不相讥，故尧抑元凯而舜举之，尧不为失，舜不为非，何必前世所废便不宜改乎？汉萧何之后坐法失侯，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，后复失侯，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。近去元年，车驾释奠，拜孔子之坐，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。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赠耳，非诛之也。王平子、第五猗皆元帝所诛，而今日所赠，岂以改前为嫌乎！凡处事者；当上合古义，下准今例，然后谈者不惑，受罪者无怨耳。案周仆射、戴征西，本非王敦唱檄所雠也。事定后乃见害耳；周筵、郭璞等并亦非为主御难也，自平居见杀耳，皆见褒赠。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？自顷员外散骑尚得追赠，况刁令位亚三司。若先自寿终，不失员外散骑之例也。就不蒙赠，不失以本官殡葬也。此为一人之身，寿终则蒙赠，死难则见绝，岂所以明事君之道？厉为臣之节乎？宜显评其事，以解天下疑惑之论。

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。凡事不允当，而得众助者，若以善柔得众，而刁令粗刚多怨；若以贵也，刁氏今贱；若以富也，刁氏今贫。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此言之？足下宜察此意（《晋书·刁协传》）。

夫子删《诗》，分四始之义，列十五国之《风》，而惟二《南》为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，厥旨安在？曰：昔周道之兴，始诸帷阃。初，古公亶父「爰及姜女，聿来胥宇」；其后太任「媚周姜」，太姒「嗣徽音」；文王「刑于寡妻，以御于家邦」；武王十乱臣，有妇人焉。故在《国风》，本诸后妃夫人之事，而以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为之首，乃周所以成王业之迹也。故季子听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曰：「始基之矣」。及乎风化洽，德教纯，终以《驺虞》、《麟趾》信厚之应。《易》曰「正家而天下定」，是其义也。后幽、厉败德，内惑外乱，艳妻煽处，并后上僭，于是乎夫妇不经，人伦不正，而风俗坏矣。《关雎》之乱，可胜弊哉！曰：请问诸国之无正《风》，何也？曰：周自懿、夷失道，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国异政，家殊俗。政之和者其民乐，政之乖者其民怨。一日之内，诸侯之国而美刺之情不一，得失之迹殊致，故变《风》作矣。若夫王道方盛，治致太平，易礼乐者有讨，革制度者有诛，政出一人，远近一体，王泽流而颂声作，则是治定之功归乎天子，列国安得有正《风》哉！然则周、召非列国耶？曰：当武王克商，巡守陈诗，观四方之风，以二公德化最厚，录为《风》之正始者，盖本诸文王焉。曰：周公之盛德，若豳者何衰而变焉？曰：公以流言东征，念先公先王基业之艰难，始于稼穑之勤而成天下，志在济大其功业，故《七月》之诗者四始之义，总诸《风》而参二《雅》，犹有疑心存焉，非天动威以彰圣德，成王其终不悟，则其诗遂变矣。曰：《风》者一国之政，《雅》言天下之事，王国之有变《雅》则宜，又从变《风》者何？曰：雅者，正也，盖言王道以正九州。周既卑弱，不能保先王之旧俗，仅如微国，尚安能正九州也？故有幽、厉之《雅》而平王之《风》焉。变《风》止乎礼义，犹有先王之泽也，故曰「《小雅》尽废，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」。孟子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」。及陈灵公之乱，君子知其不可训也，而变《风》之声亦绝矣。是故以后妃夫人之德为之始，而采诗者止于陈之乱，诚人伦始终之大要乎！谨论。

欧阳子曰：昔者圣人已没，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，而焚弃于秦。自汉已来，收拾亡逸，发明遗义，而正其讹缪，得以粗备，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！后之学者，因迹前世之所传，而较其得失，或有之矣。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，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，不见先儒中间之说，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，果有能哉？吾未之信也。然则先儒之论，茍非详其终始而抵捂，质于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，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，何必徒为异论以相訾也？毛、郑于《诗》，其学亦已博矣。予尝依其笺、传，考之于经而證以序、谱，惜其不合者颇多。盖《诗》述商、周，自《生民》、《玄鸟》，上陈稷、契，下迄陈灵公，千五六百岁之间，旁及列国、君臣世次，国地、山川、封域图牒，鸟兽、草木、鱼虫之名，与其风俗善恶，方言训故，盛衰治乱美刺之由，无所不载，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？予疑毛、郑之失既多，然不敢轻为改易者，意其为说不止于笺、传，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，未能遍通其旨。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，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，其能果于自决乎？其能使之必服乎？世言郑氏《诗谱》最详，求之久矣不可得，虽《崇文总目》秘书所藏亦无之。庆历四年，奉使河东，至于绛州偶得焉。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，然首尾残缺，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。其国谱旁行，尤易为讹舛，悉皆颠倒错乱，不可复考。凡诗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兼列《商》、《鲁》。其正变之风，十有四国，而其次比，莫详其义。惟封国、变风之先后，不可以不知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王》、《豳》同出于周，《邶》、《鄘》并于卫，《桧》、《魏》无世家。其可考者，《陈》、《齐》、《卫》、《晋》、《曹》、《郑》、《秦》，此封国之先后也；《豳》、《齐》、《卫》、《桧》、《陈》《、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郑》、《魏》、《曹》，此变风之先后也；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《、》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《、齐》、《豳》、《秦》、《魏《、》唐》、《陈》、《曹》，此孔子未删《诗》之前，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；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《、》卫》、《王》、《桧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《、秦》、《陈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，此郑氏《诗谱》次第也；黜《桧》后《陈》，此今《诗》次比也。初，予未见郑《谱》，尝略考《春秋》、《史记·本纪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年表》而合以毛、郑之说，为《诗图》十四篇。今因取以补郑《谱》之亡者，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，因据而求其得失，较然矣。而仍存其图，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。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，然后得以论正，予岂好为异论者哉。凡补其谱十有五，补其文字二百七（《谱序》自「周公致太平」已上皆亡，其文予取孔颖达《正义》所载之文补足，因为之注。自「周公」已下，即用旧注云。），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，而郑氏之谱复完矣。

汉之贤君皆曰文、景。文帝宽仁大度，有高帝之风。景帝忌克少恩，无人君之量，其实非文帝比也。帝之为太子也，吴王濞世子来朝，与帝博而争道，帝怒，以博局提杀之。濞之叛逆，势激于此。张释之，文帝之名臣也，以劾奏之恨，斥死淮南。邓通，文帝之倖臣也，以吮痈之怨，困迫至死。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，帝违众用之。及七国反，袁盎一说，谲而斩之东市，曾不之恤。周亚夫为大将，折吴楚之锐锋，不数月而平大难。及其为相，守正不阿。恶其悻悻不屈，遂以无罪杀之。梁王武，母弟也，骄而从之，几致其死。临江王荣，太子也，以母失爱，至使酷吏杀之。其于群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际，背理而伤道者，一至于此。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，惟不改其恭俭故耳。《春秋》之法：弑君称君，君无道也；称臣，臣之罪也。然陈侯平国、蔡侯般皆以无道弑，而弑皆称臣，以为罪不及民故也。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，而犹称贤君，岂非躬行恭俭、罪不及民故耶？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。

孔子谓颜子：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」。用而不行，则何以利人？舍而不藏，则何以保身？圣人之于天下，理极于是而已。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、仪行父宣淫于朝，泄冶强谏以死。《春秋》书之曰：「陈杀其大夫泄冶」。君虽无道，而泄冶亦名，以为无益于事而害其身，君子不为也。李固立于顺、桓之间，内无愧于其心，外无负于其人。东汉名臣，如固一二人耳！然事有可恨者。冲帝之亡也，固欲立清河王蒜，梁冀不从而立质帝。质帝之亡也，固复以清河为请，与胡广、赵戒同谋。广、戒惧而中变，固独与杜乔争之。冀积怒愤发，策免固而立桓帝。其后岁馀，刘文、刘鲔谋立清河，冀遂诬固与文、鲔通谋，杀之。吾窃怪固为三公，再欲立蒜而不克。冀如豺狼，疾之如仇雠。独一梁太后知其贤，欲宥之而不能。固虽贪立贤君、存汉社稷，势必无成矣。一举不中，奉身而去，得免于祸，斯已幸矣。再更大变，固守前议，迟迟不去，以陷于大戮，则固之死，仅自取也。不然，如固之贤，吾何间然哉？

六经奚从而病？无圣人而病。六经奚从而明？有圣人而明。大抵有日星则有彗孛，惟鸿钧一调，而彗孛不能妖；有英茎即有淫哇，惟玉律一正，而淫哇不能乱；有六经即有异说，惟圣人一出，而异端不能鸣。呜呼！烟横瓜邱，苔侵鲁壁，鸟策篆素之遗文，仅如降囚之复苏，诸儒又皆人挟一椎凿，家筑一宫墙，而圣人之六经化为诸儒之六经矣。世之君子徒知怨嬴氏之火，罪汉儒之舌，殊不知嬴火本不能焚经，汉儒本不能病经，经之病也，无圣人主盟之耳。何者？邹鲁而有孔孟，经不火矣；汉唐而有羲文，经虽火而不火也。昔者木德杪暮，八索、九邱盖尝乱经矣，古诗三千盖尝混酿矣，六经非无莠也；夫子出焉，一删一定，一笔一削，而六经无一穗之蓬蒿。战国虎斗，莫非王土，盖有疑《诗》者，血流标杵，盖有疑《书》者，六经固将蚀也；孟子出焉，千城经郛，埽尘变囿，而六经无一点之疵颣。何也？天下之有圣人故也。呜呼，汉唐之世，异端之病经，一何纷纷乎！刘歆历法引武成对商王之句，郑氏《书》注引《伊训》「载孚在亳」之辞，荀爽《易解》于乾为木果之后复有为龙为直之言，桓宽《盐铁论》引「其政察察」之语，以为出于《春秋》。按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初无是也，伪书之病经乃尔，天下无圣人故也。郑氏论《大衍》，则以土属乎巽，不知巽乃属木，而坤乃属土也；论《洪范》则以土气为风，水气为雨，不知雨乃地气，而风乃木气也。陆希释《易》之《复》以「七日来复」为历数之法，而不知其为道长；释《颐》之初九，以为灵龟之象，而不知其为贵身。传注之病经乃尔，天下无圣人故也。《棫朴》官人之诗也，而董仲舒《繁露》以为文王伐崇之诗；弼成五服盖侯甸之服也，而王充《论衡》以为五采之服。文意之误若尔。「言出乎身」，夫子之《系辞》也，而刘向谓泄冶谏陈灵公已引是《易》以为言。「如履薄冰」，乃厉王时诗也，而刘向谓尹逸对成王已引是诗以为證。时世之误若尔。至于物之误，则以绿竹为笋，以嘤鸣为莺鸣；地之误，则以荥泽为回泽，以槜李为就李；句之误，则合「作绘宗彝」为一，而析「无我殄享」为二；字之误，则变「是用大谏」为「太简」，易「贻我来牟」为「釐麰」。嗟夫，诸儒之病经如此，非诸儒之罪也，无圣人以为折衷也。使汉唐而有圣君，则百家之蝉噪固可使逃杨而归于儒矣；惟其无圣人，此学者所以变橘而为枳也。噫，由尧舜至汤五百有馀岁，而天下得以折衷于汤；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，而天下得以折衷于文王；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，而天下得以折衷于孔子；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馀岁，而天下得以折衷于孟子。孟子之后二千馀岁至于圣上，学者得以折衷，而六经得以有主，顾非大幸欤。恭惟主上圣学高妙，道德渊奥，稽古如勋华，逊志如商宗，乃于万几之暇亲洒宸翰，表章六经，刬传注之鲁鱼，活圣经之气脉。金晖玉映，云翻汉回，如马图浮河，如龟书出洛，使学者数千百载之疑一旦锯解斧破，甚大惠也。执事尚以所疑教诸生，然愚谓此不足复疑也，平步坦途中矣。抑尝闻之，足未尝行尧禹，必问曲折，目未尝见孔孟，必问形象，何者？耳不若目故也。昔文、武学禹、汤者也。周公则不学禹、汤，而学文、武，盖以亲见同时之禹、汤，则不必复外求禹、汤也。孔子，祖述尧、舜者也。颜渊则不述尧、舜，而习孔子，盖以亲见同时之尧、舜，则不复外求尧、舜也。愚也幸锄经载笔于中兴盛时，获见今日之尧、舜，今日之禹、汤，今日之文、武，今日之孔、孟，何敢函矢圣经，以自陷于汉唐诸儒之罪乎？荀卿不云乎，「学者以圣王为师」，愚愿铭斯言于座右。

元嘉二十四年，衡阳文王义季卒。自彭城王义康之贬，义季纵酒，至成疾而终。

万里曰：文帝即位之初，以傅亮、谢晦废其兄营阳王而弑之，弑之而立文帝。文帝至于问营阳所以死之状，当此之时，厚兄弟而薄天下，何其盛也。至于义康初任之以国柄，卒置之于死地，至使义季亦托酒以死，又何衰也。大抵情之矫者必复，爱之过者必反。兄弟之亲，厚之以恩可也，厚之以权不可也。文帝以权而厚义康，厚之者，杀之也。文帝之矫于此复矣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，魏主遗帝书曰：「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，既得之，疾其勇切，已不能容。有臣如此尚杀之，乌得与我校耶？彼公时旧臣，虽老犹有智策，如今已杀尽，岂非天资我耶」？

万里曰：太武之书，非礼书也，嫚书也。文帝即位以来，杀傅亮，杀徐羡之，杀谢晦，杀檀道济，杀裴方明。道济之死，举帻而投诸地，目光如炬，曰：「乃坏汝万里长城」！魏人闻之，曰：「道济死，吴子辈不足复惮」。文帝之举措如此，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。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，在民不可以有虐政，不可以杀无辜，不可以害忠良。傥或兼是数者而有之，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，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。古之人主有为之者，商纣、隋炀帝是也。纣之恶自以为有命在天也，然其罪武王得以作书而数之曰：「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，为宫室台榭陂池侈服，以残害于尔万姓，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，斮朝涉之胫，剖贤人之心，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」。所谓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者也。隋炀帝性疾人谏，曰：「有谏者必不置之地上」。然其罪李密得以移书而数之，曰：「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」。此所谓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者也。文帝，南朝之贤主也，任己无失德；在民无虐政。元嘉之政，比隆文、景。然杀无辜，害忠良之罪，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。使其在己有失德，在民有虐政，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？此可为文帝贺，亦可为文帝惜。有天下者，可不惧哉！

太子竦然曰：「极是，极是」。

崔浩撰《魏国记》，书魏之先世事，皆详实，刊石列于衢路。北人见者谮之，以为暴扬国恶，帝命诛浩及清河崔氏。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并夷其族。

万里曰：治古无族法。罚弗及嗣，舜之法也。恶恶止其身，仲尼《春秋》之法也。罪人以族，自纣始，至武王而除之。夷三族，自秦始，至汉高帝而除之。元魏之法，非中国之法也，夷狄之法也。崔浩以直笔而获罪，高允争之，以为罪不至死，太武诛之，亦已甚矣。且夫一人抵罪，妻子未必与知也，族人何与知焉？族人不与知也，亲戚何与知焉？既诛浩，复尽诛崔氏，又甚矣。复诛卢氏、郭氏、柳氏，愈甚矣。大抵法之太峻，非人主之福也。法太峻则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，下有不自安之心，人主欲求自安，不可得也。故纣及身而灭，秦二世而亡，太武及身而弑。万里闻之苏轼曰：「生民以来，未有祖宗之仁厚」。盖历代之虐刑，至太祖而尽除；本朝之仁恩，至仁宗而愈深。其待臣下，大抵恩胜威，礼胜法，有佚罚而无滥刑。祖宗相传以为家法，未尝有大诛杀也，而况于族乎？故后之人主虽有不测之威怒，亦顾家法而不敢违。故误国如蔡京，诛止其身，而不及其子，绦不过流岭表而已。蔡氏子孙至今犹富也。国祚久长，实基于此，此自古所不及也。

太子曰：「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」。

上欲伐魏，王玄谟劝之。

万里曰：两国并立，能相持而不能相亡，必皆有得天时者。当此之时，非有天下之大机，彼国之大衅，其法不可以为兵先，不可以为动始。违之者败，宋文帝、魏太武之时是也。宋无衅，魏伐之，故败在魏。魏无衅，宋伐之，故败在宋。且是役也，刘康祖以为不可，沈庆之以为不可，太子劭、萧思话以为不可，而玄谟首倡兵端。帝谓观玄谟所陈，令人有封狼居胥意，不知夫玄谟者轻而喜功，贪而虐下，是何足付哉！一败之馀，邑里萧条，元嘉之政衰焉。昔臧宫、马武请伐匈奴，而光武答之曰：「举天下之力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民」。文帝其亦知此也乎？

王玄谟围滑台，魏主引兵救之。渡河，众号百万，鞞鼓之声震动天地。玄谟惧，退走，魏人追之，死者万馀人，麾下散亡略尽。

万里曰：古之战者，必有其具。所谓具者，非兵甲之谓也。尧舜之具以道德，如不战而屈人兵是也。汤武之具以仁义，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。秦汉之具以赏罚，如白起赐死、王恢弃市是也。王玄谟首劝北伐，身为大将，一旦遇敌，未战而先奔，是在军法，顾文帝不察耳。诛玄谟以谢天下，是军法也。宿将有大功如檀道济，帝则杀之。征仇池有战功如裴方明，帝则杀之。至玄谟则置而不问焉，帝之赏罚为有法乎？尧舜之道德，汤武之仁义，非帝所及也。秦汉之赏罚，帝亦无之。以此而战，杜牧所谓浪战者欤？如是而欲取人之国，不为人取，国之幸矣。

魏太子晃监国，颇信任左右，而中常侍宗爱多不法，太子恶之。仇尼道盛、任平城有宠于太子，皆与爱不协，爱告其罪。魏主怒，斩道盛等，太子以忧卒。帝徐知太子无罪，甚悔之，追悼不已。宗爱惧诛，弑帝，杀秦王翰，立南安王余。宗爱专恣，余患之，谋夺其权。爱怒，弑余。源贺、陆丽立皇孙浚，杀宗爱。

万里曰：自古亡国弑君，未有不自亲信小人。故仇尼道盛、任平城之宠盛，而太子晃以忧死；宗爱之言行，而魏太武以弑殂。盖太子晃之祸起于亲信己之小人，而疾视君侧之小人；魏太武之祸生于听小人之言，而又悔听小人之言也。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，但不可亲信之耳。小人者，士大夫中亦有之，但宦官近习中有小人为多耳。所谓小人，初无定人，亦无定貌。以柔佞为正，是为小人。以谗谮为忠，是为小人。遇宠则争，遇利则夺，是为小人。小人之亡国败家，其情状虽千变万化，而大略不出于此。魏太武南侵宋，灭夏，灭南、北燕，灭柔然，威震天下，而身死于宦官宗爱之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能庇其三子与其一身。既亲宗爱，又信其言，既信之又悔之，既悔之又不能断而诛之，使小人反侧不自安而至于此也。始亲其人者，过也。听其言以丧其子，又过也。悔听其言，而不果于诛其人以及其身，又过也。自古小人之祸非一也。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诛太子痤，汉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杀戾太子，岂特太子晃而已？以唐明皇之贤明而弑于宦官李辅国，以宪宗之英武而弑于宦者陈洪志，岂特魏太武而已？莫亲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间之，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，近习小人之祸可不惧哉！然则人主欲免小人之祸，何由而可？一曰正心，二曰讲学，三曰近君子，庶几可以免乎？

初，潘淑妃生始兴王浚。元皇后性妒，以淑妃有宠于上，恚恨而殂。淑妃专总内政，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。浚惧为将来之祸，乃曲意事劭，劭更与之善。劭、浚并多过失，数为上所诘责，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，琢玉为上形像埋之。陈庆国以其事白上，上大惊，命有司穷治其事。道育变服为尼，匿于东宫。上怒甚，欲废劭，以告潘淑妃。淑妃告浚，浚驰报劭。劭与腹心队主陈叔儿、齐帅张超之等谋为逆。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，劭与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。及斋閤，拔刃径上合殿。帝见超之入，举几捍之，五指皆落，遂弑帝。

万里曰：元凶劭之恶，灭天理，斁人伦，其恶极矣，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。然其祸乱之原生于陈叔儿、张超之等小人在侧，而发于巫祝严道育之妖妄。昔者周成王之为太子也，召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，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侧也。古者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，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宫禁之中也。今文帝既不能择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，又不戒群小之薰染，使得养成其不义之习，不禁巫祝之妖妄，使得蛊惑于宫禁之中，其原甚微，其祸甚酷。故《易》曰：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」。

三月乙未，武陵王骏举兵讨劭。四月戊辰，军于新亭，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，以散骑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。己巳，王即皇帝位。

万里曰：《春秋》之法重五始，其一谓始即位者，人君之始也，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谨始。盖人君即位之初，天下臣民皆倾耳注目以想见吾君之圣德，以企望吾君之圣治。始乎修德，犹或终之以失德；始乎纳谏，犹或终之以拒谏；始乎遵祖宗之法，犹或终之以变祖宗之法。故晋武帝即位之初焚雉头裘，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锦绣，非不始之以勤俭也。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乱天下，几至亡国，而况始之以荒淫乎？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诛元凶，报君父之雠，亦可称矣。然即位才几日，而淫其叔父义宣之诸女。义宣之诸女，帝之从姊妹也。齐诗谓之鸟兽之行，所谓始乎修德者安在哉！周郎上疏告之以备边境，告之以行丧礼，告之以俭宫壸，告之以辨毁誉，亦未为犯颜逆耳之甚也，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，又未几而杀之，所谓始乎纳谏者安在哉！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、景，本于郡县守令择人久任故也。帝首变文帝之制，以六周为三周，以久任为数易，所谓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！其初既无修身齐家之德，其后卒为荒淫暴虐无道之主。臧质侮之而叛，义宣恨之而叛，外则结怨于民，内则短折其寿。其身幸以令终，而其子竟遭废弑，一己失德，两世受祸，盖孝武不谨其始之患也。人君即位之初，可不戒哉，可不惧哉！虽然，人君之谨始不在于即位之后，而在于未即位之先。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贤人君子以辅导其子，养成其德，平居为贤王，然后一旦为明主。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，是文帝亦有过耳。

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，先赐其母李贵人死。

万里曰：伤哉，李贵人也。生子而为太子，幸也，何伤之有焉？虽然，立其子，杀其母，何幸之有焉？立其子，杀其母，逆天理，悖人伦，莫甚于此。二帝三王未是有也，自汉武帝始也。杀钩弋而立昭帝，其意以为钩弋不死必祸昭帝如吕氏也，不知钩弋死而昭帝夭。后魏，夷狄也。武帝故事，后魏未必知也，特其残忍无亲，猜防太过，以为君亡而母存，则皆为嗣君子祸也。于是立其子而杀其母者，数世也。有所必杀，必有所不及杀，非卢之遗也，天之数也。至于胡后不及杀，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，谓无天也，可乎哉！

周郎言事切直，上杀之。

万里曰：古者兴王赏谏臣，逸王罚之。汉高帝问周昌曰「朕何如主」，昌曰「陛下桀纣之主」，而高帝不以为忤。晋武帝问刘毅曰「朕可方汉何主」，毅曰「陛下桓、灵之主」，而武帝不以为罪。唐高祖即位之初，孙伏伽谏数事，皆人所难言者，高祖赏之。此三君所以兴。桀杀龙逢而亡，纣杀比干而亡，隋炀帝杀赵才等四谏臣而亡，明皇杀周子谅而几亡，此杀谏臣之祸也。先儒曰：亡国之君其罪多矣，而罪莫大于杀谏臣。宋孝武以直言而杀周郎，其罪大矣。内有文帝结民之德，外无敌国问罪之辞，其不亡者幸耳。虽然，古之君子必观时之昏明以为己之语默，古之明君必观臣之语默以占己之得失。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逊，此君子语默之节也。观其臣危言而不讳，足见在我有从谏之圣；观其臣言逊以避祸，足见在己有拒谏之非。此人君得失之占也。周郎事昏淫之君，立无道之国，而危言以杀身。孝武怒正直之言，杀忠谏之士，至于陷其身为万世无道之主，皆不足与语古者君臣相与之道。

每上燕集，在坐者皆令沉醉，嘲谑无度。

万里曰：君臣之情虽不可以不通，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严。不通则隔，不严则亵。秦之法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，至于燕使荆轲刺始皇，绕柱而走，殿下之卫卒拱立而不敢救。赵高说二世，谓人主当深居，臣下不可得而见其面，至于望夷宫之弑逆，二世乞为黔首而不得。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祸也。宋闵公靳宋万，为宋万所弑；陈灵公戏夏徵舒，为徵舒所弑。此君臣之分不严之祸也。君臣燕集，古人有之。如《诗》之燕群臣，燕嘉宾，燕朋友故旧，岂可废哉！不如是无以通君臣之情也。孝武与群臣燕集，未为过也。至于使之沉醉嘲谑，则过矣。君而嘲谑其臣，则君不君；臣而嘲谑其君，则臣不臣。天下之纲有三，天下之常有五，而莫重于君臣。至于君臣嘲谑，三纲五常于是尽废矣，此刘宋之所以不永也。

高公讳崇，字西叔，世家邛之蒲江。维高氏以学业行谊闻于州闾，至大夫而家益昌。生六男子：冢子载，故奉议郎、知灵泉县；次稼，今为朝散郎、前知荣州。公在第三，幼英晤，受学于乡先生杜德称希仲，为文宏以肆，声律所不能束。大夫与谯夫人持家矩度严，程督诸子穷晨夜弗懈。公勤礼笃学，大夫爱之，遣从李中父惟正学《周礼》。未冠，已驰声士林。寻著录于成都之学官，李子周崟、何叔坚德固以国士期之，春秋试事必居第一。绍熙三年，大夫以词赋举于乡，由是十年间师友兄弟接踵科级。公每试辄居首选，而实大声宏，人所媢忌，率降待补生第一。盖尝因《周官》慢朝援陈灵公与孔宁仪父戏昵事，有司黜之。又尝论绍兴狄难，因及刘豫入寇，有司谬谓刘裕尝篡晋，绍兴间安得此人，又黜之。若此类者三，公不以芥蒂，益大肆于学，与仲兄、二季弟处。某时以馆职补外，得与闻讲肄之馀，寒灯破窗泊如也。大夫即世，公哀不自胜，尽瘁丧葬，母心以宁。嘉定六年，与仲兄各举于成都、潼川路转运司，同赴类省试，公以《周官》拟首选，知汉州许子然沆私其客罗传之，与主文何叔坚论议激触，移公为第四。入对大问，海内人士望二高风采，恨不先睹。真希元德秀为人言：「使二高不为举首，是盲有司也」。时任伯起希夷尝为庙堂言，政事与议论自为两途，不必徇人言以摇国是。于是任为详定官，而蜀士皆不在前列，故公与仲兄各以进士出身得官。李思行鸣凤时以馆职校试殿庐，出为人言：「高西叔尝拟甲科，为他人所沮」。录其对以示人，至今户有此文。筮仕为眉山尉。八年春视事，郡有老妪独居夜死，穿穴具在，莫知杀者主名，公以厚赏重罚得贼于成都。又白县宰，得三乡顾役钱月给部曲，不愆于期，士为公尽力，盗贼用稀。尉廨在南门外，屋颓阶圮，公作而新之。前堂后室，东窗西圃，教阅有地，眺瞻有所。眉易治而难服，公涖以清严，一辞起敬。故参知政事李公壁家居，于士少所容接，而卷卷于公，春秋之月，戚友之会，公未尝不得与。太守宋正仲德之引入幕府，张义立方继至，尤所敬礼。校试于简，号得士。监司牧守荐举交集，升从事郎，堂差教授眉州。以母丧去官，既除，语不及仕。工部尚书杨叔禹汝明白丞相，请以教授成都。南海崔正子与之来帅成都，一见奇公。未几摄制置使，移治利州，公往饯之，请罢舍选法，复养士田。盖先是惩养士泛滥之弊，以舍法限弟子员，舍选之名虽美而教养之数十减其六七，教官往往以学粮之羡为媚上之资，故公首及之。朔月月半讲授，公辩析精微，音吐洪畅，听者属心，士之就公养者倍于昔，土人谓三十年所未见，公历控于台阃，得缗钱万馀以益之，增斋庐以赢之。转运判官范君仲武由汉嘉守将漕成都，颇眷故封，俾公校士于嘉，同事无小大，于公取决。未既厥事，以疾引去，使者以所得之士率出于公，乃上诸朝。张义立时为刑狱使者，杨无悔师复为总领财赋，汪茂明果为提举茶马，皆愿公出其门，公未尝自请也。崔公抵益昌，荐书从置邮以来，又荐公，请加召用。制司荐士旧以四人为限，公官簿居五，仅得升擢之命，宝庆元年改宣教郎，堂差知什邡县。县为广汉剧，积弛既久，帑人告匮。公为更催科之令，分额刻期，书之于册，俾民自视其条目以上诸县官，人情劝趋，不两月间，库管充羡。未几入外省，充点检官，首谓：「士之涉猎浅浮者，掇拾关洛方言，窜入举文，以阿时好，最后学膏肓之疾，宜痛除之，以救文弊」。茶马使者应文叔懋之时为主文，嘉纳其说，揭之棘门，凡所拔擢皆视其言而进退之，时论浩然归重。二年旱，明年春饥，公发常平米为食以食之，移书张义立，请饭饥一月，散之日又给一月，使者是之，所活不下千人。又立为社仓规约。俾邑士遵行之，至今不废。决嚚讼，惩斗狠，质明而视事，日未中而退，纲条既立，百废具修。以其馀力寻绎经史、容接人士外，至桥梁舍馆、阛阓术径，罔不新美。卫元包之宫旧在县旁，岁久榛圮，公读其书而异其人，为葺祠宇，俾学者知所矜式。县有滑胥持吏短长，弟兄盘结，久不能去。公至，白诸刑狱使者，迸之远方，人谓非洁己者不能。县为防以溉田，贰令者往往取徒长之金而私其利，虽旱乾水溢不恤也。公悉更其法，第赋役之高下，式竹楗之大小，俾民自修，官吏不得以并缘为奸，役简而堤固，至今为便。用登极恩转奉议郎。在邑三年馀，无丝发扰民。绍定元年，至利州谒制置使富川桂公如渊，一见留寘幕府。先是利东、西路分置安抚，一治兴元，一治新沔。自郑损以制置使移司新沔，虏尝入寇，损仓皇回利州，人情震惧。公谓为今日计，宜循旧比，以二帅分治梁、沔，守卫边埸，制置使还利，端居堂奥，委任责成，庶几缓急不致贻轻纳侮。譬诸象弈，大将不出宫、不临河也。又尝谓川秦茶马可分，利东、西路戎帅可分而不可合，时论以为识时务之要，后皆如其言。公才资爽亢，遇事可否，不少回屈。时有饷所属官吴震乙依凭王人，陵籍州郡，公移书诸司，数其害民蠹政，断不可举。且诵言于众，谓今视蜀饷为何等事，乃付之此辈，闻者快其言，而媢疾者众矣。公自度不可留，辞至七八，桂公姑听其去。二年，通判黎州，寻磨勘承议郎。黎为西川屏翰，而备边市马，关系重大，自奴儿结构难以来，率以马直为兵端，事隶郡丞而钱帛制于茶马司，每岁三千为额，前人常赖其赏，然岁入辄半之。公绥御有法，夷落四集，一岁之马当前官一任之数。茶马司本钱未到，乃以他钱代支，不足又以私帑继之。馀直未充，蕃部流言，公日夜调护，关白茶马司。先是茶马司移书朝士，马直之当发而不发者为宽剩钱，丞相闻之，将以充蜀中科降之数，敝蒙牵掣，相持益坚。及事转急，遣属按视，始究其实，即发缗以偿之。是役也，微公尽言无隐，几启夷衅。事定边宁，不以及格为赏，反以要胁为罪，公一毫不较，涖职滋恭。近山有蒙秦化，相传为古烂柯地，符溪薛仲章绂尝仕于彼，建玉渊书院以来学者讲习，久废不治。公修其墙屋轩户，将与邦之秀彦肄业其间。会阙守，以公摄郡。该庆寿恩转朝奉郎，四年六月被命即真。未几鞑虏盗边，羽书络驿，尽发牌丁以备战守，裹粮积仓，夥费醲赏，去辄不返。又召雄边子弟多至千数百人，边地空虚，夷辄伺隙。或报白蛮踰河而来，数几七百，公厚募勇士，一日而千馀人，鸣鼓扬旌，布列高阜，番落望见，夺气屏息。甲仗军需积久刓敝，公命工改为之，凡弓矢、弩镞、刀戈、甲胄，数皆五百，军容一新，邻州资其用焉。移屯戍卒岁以千人，自边衅开，益部内守，久留不遣。公虑夷人瞷知，力请于制置副使，仅得其半，俾与州卒共守，尝罚信核，士气欢踊。虏知有备，久不敢窥。置筹边库，凡图回贸易之利皆贮其中。煮备边盐，俾土人日用饮食无艰，而官赖其用。始至，帑缗五百，去之日盐米杂物多至十馀万，而它藏名色不与。自夏徂秋，疾日以亟，视事如昔。秋末始得报罢之命，即忻然曰：「吾欲退閒久矣，茍以是生还，为幸曷甚！吾奉法洁身，恃以无恐。黄公辟书谓官箴士检，雅尚端洁，人所共知，不识坐我何罪」。暨堂帖以台疏至，读半，徐曰：「吾不欲久居幕府者盖以是。如抑求郡之侥倖，塞觅举之奸贪，结憾同列，取恶饷所，今之得罪固其所矣。而吾尝移书数潘福之不可用，帅不我听，报书具存，今谓朝廷用人，大阃命将，皆我之由，是诬天也。败蜀殄民，责有在矣，然而不足复计」。后九月癸酉，忽索纸处分家事，命魏良贵书之而自题其末。十月癸未乃卒，语不及私，辩不及谤，第言「无负君亲，吾奚憾」。公积思力学，抱负奇伟。自为布衣，识远才迈。刑部侍郎吴德夫猎谕蜀，公谓今蜀道始平，士修不率，宜推明正学以厉人心，吴公为建三先生祠，人谓知本。公穷经析理，明畅精诣。遇事感慨，奋髯抵掌，视王公贵人亡如也。逮为吏，益以直道自信，遇所讥评，皆推见肺肝，故善者与居，喜其交警玄发，而不善者并游，则常病其尽言以招过。然善者少，不善者众，是故虽见知于善类，亦受侮于群小。天分过人，自经史传注下逮骚典，记闻博洽，名章俊语层见错出，绝去畦畛，自成一家。虽弄翰戏词，亦殚极精妙。以科目举者，杨叔禹与吏部侍郎胡仲方矩、兵部侍郎杜忠可孝严；以召用请者，前崔后桂。今上嗣位，以贤能才识举士，今工部侍郎黄德常伯固与一时监司皆列上之。平生著述有《周官解》十二卷，有《经史杂议》□□卷、歌诗□□篇□□卷。其言论风指可为后法者，又莫之胜载。生于乾道九年，卒于绍定五年。娶同邑樊氏，卒于开禧二年，年三十有四。再娶新津扈氏，卒于嘉定十二年，年四十有二。皆赠安人。子四人：斯猷、斯仁、斯和、银菟。次斯仁以后季弟茂叔。女二人、长适前绵州教授唐季乙，先卒；次适谯似曾。内外孙男女九人。斯猷兄弟将以六年正月壬申，举公之丧葬于县之普慈乡仁惠里坎山，事严未及谒铭于立言之君子，敢为次其阀阅行治卒葬如右。谨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