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某言。臣闻惟睿作圣。观乎人文。达则化成。穷则垂训。先师所以祖述尧舜。志在春秋。悬衡百王。拨乱三季。正大当之本。清至公之源。通偫方以诚。贞天下于一。动无不顺。道德之要机。断无不齐。帝王之利器。而梁木既坏。生知盖寡。三传得失。索隐未周。偫儒异同。致远皆泥。没微言于滋蔓。亡要旨于多岐。奥室不开。漫逾千祀。天其或者将有俟焉。伏惟陛下德合乾坤。明并日月。气和物茂。远至迩安。欲以人情为田。讲学而耨。镇定皇极。耀光时雍。道之将行。实在今日。臣不揣蒙陋。斐然有志。思窥圣奥。仰奉文明。以故润州丹阳县主簿臣啖助为严师。以故洋州刺史臣赵匡为益友。考左氏之疏密。辨公谷之善否。务去异端。用明本意。助或未尽。敢让当仁。匡有可行。亦刈其楚。辄集注春秋经文。勒成十卷。上下千载。研覃三纪。元首虽白。浊河巳清。微臣何幸。与道偕遇。窃以德之匪邻。骨肉无应。道苟䜣合。古今相知。然则尧舜之心。非宣尼不见。宣尼之志。非陛下不行。庶因仪凤之辰。永洗获麟之恨。臣官忝国学。思非出位。以为家宝。罪实欺天。谨昧死写前件书。诣东上阁门奉进。伏候圣旨。轻黩宸严。魂爽飞越。无任。

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。以名为传者五家。今用其三焉。秉觚牍。焦思虑。以为论注疏说者。百千人矣。攻讦狠怒。以词气相击排冒没者。其为书。处则充栋宇。出则汗牛马。或合而隐。或乖而显。后之学者。穷老尽气。左视右顾。莫得而本。则专其所学。以訾其所异。党枯竹。护朽骨。以至于父子伤夷。君臣诋悖者。前世多有之。甚矣圣人之难知也。有吴郡人陆先生质。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洎赵匡。能知圣人之旨。故春秋之言。及是而光明。使庸人小童。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。传圣人之教。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。先生字某。既读书。得制作之本。而获其师友。于是合古今。散同异。联之以言。累之以文。盖讲道者二十年。书而志之者又十馀年。其事大备。为春秋集注十篇。辩疑七篇。微指二篇。明章大中。发露公器。其道以圣人为主。以尧舜为的。包罗旁魄。胶轕下上。而不出于正。其法以文武为首。以周公为翼。揖让升降。好恶喜怒。而不过乎物。既成。以授世之聪明之士。使陈而明之。故其书出焉。而先生为巨儒。用是为天子诤臣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。皆得其道。刺二州。守人知仁。永贞年侍东宫。言其所学。为古君臣图以献。而道达乎上。是岁。嗣天子践阼而理。尊优师儒。先生以疾闻。临问加礼。某月日。终于京师。某月日。葬于某郡某里。呜呼先生。道之存也以书。不及施于政。道之行也以言。不及睹其理。门人世儒。是以增恸。将葬。以先生为能文圣人之书。通于后世。遂相与谥曰文通先生。后若干祀。有学其书者。过其墓。哀其道之所由。乃作石以表碣。

合州枕二江之口，众水之凑也。涪水自西北领驰水、沈水、孱水、灵江、射江、大弥诸水，东南迤会于汉水。汉水自东北领巴水、阆水、渝水、嘉陵、宕渠诸水，西南汇入于涪水。每夏霖雨涉旬不霁，众水潨而二江涨，奔涛骇浪，湍激盛怒，交战于城之东南隅。悍如谷、洛之斗，汹如淮、汳之争，小则漱齧城基，大或漫毁女垣，生聚阽危，鳃鳃然常恐有齧桑之浮也。岁仍一岁，水复济水，坏官寺，损民舍，病缠一郡，久而未瘳，州将圮，不留神备而去之，亦茍简之失也。光禄卿单公治合之明年，政既成，岁亦丰。于是命僚属步江堧，按视地势，谋建大防，斜遏江流，使越金沙碛，薄东岸以径去，缓水维而杀水怒，庶几游波不复能汩垫吾城也。然以功役用度之繁，亦不敢辄造，乃剡奏于朝廷，天子寻可其请，众议纷然，尚以为有损而无益。公曰：「谋之虽多，决之于独。吾当以孟劳之刃，断群疑之网。窃窃之言，乌足听耶」！亟下符谕五邑，吏民莫不响应，乐输竹木，愿助糇粮，籍计其费，沛然有馀。佥判殿丞急疾为心，勇于立事，愿统能吏以董其役，工匠丁壮，颐指如意。犍为落积石实之，架梁植柱，交午贯之，中物息壤，金椎隐之，程其人功，功冬时办，以佚道使民，民皆忘倦，相杵而讴，及晡而休。仲冬而始，建春而已，凡六十日而堤成。其高六丈，广六丈而杀其上，袤七十丈，无虑用工一十五万云。啖助曰，《春秋》之法，凡兴作必书之，重民力也。盖失时则垂为戒，得时则揭为法。况我此役，乘农之隙，计日告成，一可书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人臣无遂事，故郑公筑梓潼新江之堤，以不先白而夺俸。况我此役，得君命而后举，二可书也。官吏心励，民庶力助，不耗公帑一毫而事集，三可书也。一时之劳，而万世之逸，四可书也。据坚地作石堤，势必完安，合于贾氏之筑，五可书也。且有因而成易，无因而成难，倘使岁久而圮，欲继修者，亦省功过半，如王景葺孙叔敖芍陂，杜诗、杜预缮召臣堤阏，功易成而利及民，六可书也。萃众美而成一堤，乌知不与召伯埭、甘棠港共传于无穷也欤！治平四年闰三月十有五日记。

夫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也？所以存王道而见己志也。孔子之志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志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志见于天下，孔子之志见于《春秋》，其揆一也。昔周室东迁，王纲绝纽，朝觐会同之仪不修于京室，礼乐征伐之柄皆出于诸侯。三纲五常，荡然坠地，号令无禀，典法大坏。周之所存，位号而已。更历数世，乱日以甚，荆楚、吴越，交乱天下。夫隐、桓之后，诸侯无王矣；成、襄之后，大夫无诸侯矣。君臣之道，父子之恩，至于泯没。孔子知时之不用，道之不行，既无以有为于当世，又惧王者之法于是乎绝，尝叹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于是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所以尊王室，绳暴乱，举王纲，修天常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以为天下仪表。贬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者之事。公羊子云「拨乱而反诸正」是也。明常典，立大法，褒善黜恶，贤贤贱不肖，不失纤介。其道以尧、舜为祖，以文、武为宪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所以治天下之术，无不具在，可谓圣人之极致，万世之成法也。孔子既殁，师说各传，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。孟子之言曰：「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」。推是以见扶王法以绳暴乱也。又曰：「五霸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今之诸侯，五伯之罪人也。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」。推是以见隐、桓而下讥诸侯之无王，成、襄而下讥大夫之无诸侯也。又曰：「春秋无义战」。推是以见诸侯之不得专兵也。又曰：「子哙不得与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」。推是以见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废置也。盖孟子深于《春秋》，惜哉，其不著书也。其后作传者五，而三家存焉。《左氏》尽得诸国之史，故长于叙事。《公》、《谷》各守师傅之说，故长于解经。要之互有得失。汉兴以来，环望硕儒，各信所习。董仲舒、平津侯治《公羊》，而《公羊》之学施于朝廷。孝宣帝、刘向好《谷梁》，而《谷梁》之义显于石渠。刘歆、贾逵之徒好《左氏》，而《左氏》之传列于学宫。是非纷错，准则靡定，诚君子之所叹息也。其秉毫牍、焦思虑，以为论、注、疏、说者百千人矣。攻讦毁訾，党同斥异，恬不知怪。范宁解《谷梁》，略言三家得失，故文中子谓使范宁不尽美于《春秋》，歆、向之罪也。唐儒啖助始作《三传集解》，赵伯循又为之损益。陆淳会稡其说，作《纂例》、《辨疑》、《微指》之类，取其长而弃其短，撮其是而删其非，又颇益以己说。由是《春秋》之学初得会通，学者赖焉。本朝孙明复隐泰山三十年，作《尊王发微》，据经推法，洞究终始，不取三《传》，独析诸圣人之言，明诸侯、大夫功罪，得于经之本指为多。庆历中，仁宗皇帝锐意图治，以庠序为教化之本，于是兴崇太学，首善天下。乃起石守道于徂徕，召孙明复于泰山之阳，皆主讲席。明复以《春秋》，守道以《易》学，士大夫翕然向风，先经术而后华藻。既而守道捐馆，明复坐事去国。至和中，复与胡翼之并为国子监直讲。翼之讲《易》，更直一日。长文年在志学，好治三《传》，略究得失，日造二先生讲舍，授两经大义，于《春秋》尤勤。未几，明复以病居家，虽不得卒业，而绪馀精义不敢忘废，颇欲著书以辅翼其说，而婴疾弗遑也。熙宁中，王荆公秉政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取天下士，置《春秋》不用，盖病三家之说纷纠而难辨也。由是学者皆不复治此经，独余于忧患颠沛之间，犹志于是。会元祐初，诏复立于学宫，而余被命，掌教吴门，于是首讲大经，以授学者。兼取三《传》，而折衷其是，旁考啖、赵、陆、淳诸家之义，而推演明复之言，颇系之以自得之说。不二岁，讲终获麟。绍圣初，被召为太学博士，复讲此经。乃裒其所录，次为二十卷，名之曰《通志》。使学者由之可以见圣人之道，如破荆榛而瞻门庭，披云雾而观日月也。异日立朝端，断国论，立宪章，施政教，可推其本旨而达于行事，岂小补哉！古之为师者以讲解为职，故能传道而解惑；而从学者以听授为业，故能立身而扬名。若夫务规矩之末而倦于讲解，守简编之义而忽于听授，其何以继前哲之用意哉！余所以早夜孜孜探讨大经之意，亦求称其职而已。绍圣元年正月日序。

弇谓公天下之好恶者，莫大乎好恶之心不存焉。好恶之心不存焉，则喜不正为予，怒不正为夺，抚键张关，至则迎受，于是褒贬可寄，而真好恶见矣。《春秋》之为经，非酿好恶者也，非致喜怒者也，非私予夺而加焉者也。使陶冶之俗不复多谢檃括，而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，以摄有一丘之民以治，因张吾已试之效乎当世，则《春秋》亦无事于作矣。彼椎轮之鲁史，虽与晋之乘，楚之梼杌，同为寂寥无诏之腐简可也。幽厉既往，滋削之周，如日西薄，袭彼游氛，奄奄就尽。而文武末裔，是生孱王，邦畿千里，播为羸国。始则胎祸衽席，乳兵怀抱，终乃鱼烂狶突，国参辰而家胡越，于是无复勤王之举矣。一变而为葵丘之会，政在诸侯可也。再变而为溴梁之会，政在大夫犹之可也。卒变而为黄池之会，则夷狄横中国，纪纲扫地而尽，尚曰可耶？且《诗》在，犹足以形怨诽、攻缺失，夫《诗》与王泽斩焉亡矣，《春秋》欲毋作，得乎哉？然时无神瞽，孰识中声，身为奎井，不俟甘石，则孔子之于《春秋》，虽曰取鲁故时册书附著之，至其伦制之茂密，用舍之委曲，褒贬之详略，对校之宽迫，盖亦一折于晚出之圣笔矣。其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揆人伦者也，其法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者也。故曰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岂虚言哉！孰谓变周之文，从夏之质，与夫黜周而王鲁之说，为足以知《春秋》乎。考之于经，其排推抑扬，犹华衮之与鈇钺也，一加焉则万世之荣赫，愀怆不可以迹掩。犹权衡之与绳墨也，一陈焉则是人之重轻曲直不可以情遁。其谨严峭覈，犹黍之不使雪桃，而毙冠新履之不可以首足易也。其据约趋顺，犹天地之中有阳城焉，非燕之南至，则越之北奏也。是故有阙之以谨其疑者，如「夏五郭公」、「甲戊己丑」、「陈侯鲍卒」之类是也。有视世久近而为之者，如辞显于隐桓、微于定哀之类是也。有深探其本而加讨者，如天王狩于河阳，赵盾许世子止弑其君之类是也。有微物而吾无苟焉者，如五石六鹢、星陨如雨之类是也。此其凡也。有字之者，有名之者，有氏之者，氏以志其所自出，名以谨其所当据，字则于是乎进之矣。有日之者，有月之者，有时之者，其治是人也，时为缓，月次焉，日则于是乎操之为已蹙矣。而又「无不尔或承」，以尊王人；「薄乎云尔」，以治夷狄。疾首事，甚熟恶，狄中国，人诸侯，封大夫，略微者，则亦无所不至焉。此其例也。君臣之义废，见之于隐桓之事然也；父子之恩绝，见之于蒯聩出奔然也；兄弟之爱蔑，见之于郑伯克段者然也；夫妇之别丧，见之于姜氏孙于齐者然也。书尹氏卒，所以讥世卿之尸国爵；书公及邾仪父盟，所以疾盟诅之始兆乱；书公子翚如齐逆女，则亲迎之废有如此者矣；书天王使凡伯来聘，则朝觐之废有如此者矣；书如齐纳币与四卜郊不从乃免牲，则丧纪祭祀之废有如此者矣，此其悉也。由此观之，殆范宁所谓该二仪之化育，赞人道之幽变，谓举得失以彰黜陟，明成败以著劝诫，拯颓纲以继三五，鼓芳风以扇游尘者欤。然则是书也，而谓之《春秋》何也？盖天地之所以舒惨百物，其运在四时，而春秋为阴阳中，非若夏为阳而有建巳之阴，冬为阴而有建子之阳，駮之也。圣人也者，仿乎阴阳以信褒贬，则其事固嫌乎不正为阴阳者也。反是而稽焉，则褒邪贬邪特未定也。褒而有疑于贬，贬而有疑于褒，若不正为阴阳然，彼悠悠之后世，尚焉从而质诸乎？此则鲁人命《春秋》之意，而虽孔子亦莫之能易者也。自孔子没，传《春秋》者中间有五，而邹氏、夹氏独泯灭不传，后世亦莫知其为何等学。盖自汉兴以来，已患《春秋》为难知矣。彼贾谊、董生、歆向父子，横置嗜好于区区之传，独何邪？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，其大致不必一一尽同，至于剖析条流，探赜理诣博矣；而踸踔腾轩，尚恨数有蹶跌，可不惜哉！至唐晚有啖助、赵正用，得失时时窥觇，解者仅如对家，然自五学而后，此两人者其最有功于《春秋》者乎。何休曰：「《公羊》墨守，《左氏》膏肓，《谷梁》废疾」。是蔽其所习者也。《六艺论》曰：「《左氏》善于礼，《公羊》善于谶，《谷梁》善于经」。是酌其波流者也。范宁曰：「《左氏》富而艳，其失也诬。《公羊》辩而裁，其失也俗。《谷梁》清而婉，其失也短」。是既其文辞者也。若夫不蔽其所习，不酌其波流，不既其文辞，则刘餗以谓《左氏》以情角，二传以法断，情角则不禁，法过则不行者，为得之矣。彼三子者，其犹劲弓强弩之合发乎，激矢不同，而均志于的亦中而已矣，然不可谓小不中而罪劲强也。《公羊》长于敷叙，《谷梁》长于决择，非《左氏》之本末考据，虽二子亦踬矣。学者之于《春秋》，患在求之太过，拘之太甚耳。求之太过则精理漫，拘之太甚则流入于峭刻，而不知变。于此有一言而尽者，道而已矣；有两言而尽者，公与恕而已矣。故曰：圣人之言如江河，诸儒溯沿，妄入畎浍。圣人之心如日星，诸儒纠纷，云障雾塞，此亦学者之大患也。

问：王迹熄于不竞之晚周，而《春秋》作。本末十二公，始终二百四十有二年，纽绝纲，障横流，抗于一王之法，推之乎三代之上，至矣。其书则存乎说理，其义则存乎推见至隐。其耸善而抑恶，则虽断编缺简，零落之馀，华衮之休，鈇钺之惨，凛乎其如长在也。是仲舒、歆、向之徒，用以考灾异，则虽犹挞鼓以须声，而不疑之按奸，不过取诸蒯聩之事而足耳。故曰「不知《春秋》者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」，岂虚云哉！运丁神考，自我作古，置官师，扬俊杰，使之应吾时求者，非经无须也，而《春秋》不预焉。彼为士者亦以是书为无预吾事，则往往抚袟高谢，不复省录，曾不如诸子之酿细文、该近趣者时见采缀也。且《春秋》以经则居五，以本则本之圣人，其未暇及之也，宁得以为无谓乎？岂以始学者本之以《诗》《书》，智不足以逮此欤？亦以时无啖助，未可使之昌言欤？将三《传》已自有得，不复以遗后人，则莫若姑置欤？《左氏传》历汉数世，不列学官，晚见好于刘歆，乃始盛行。然圣人之经非复《左传》比也。今也举而明之，殆其时乎。二三子试语我乎崖略。

问：六艺之学亡于秦，存于汉。然自汉以来，诸儒异论，当时无以折衷，故兼收而并用之。施、孟、梁丘《易》，欧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，公、谷《春秋》，皆立学官。刘歆有言，与其过而废之，宁过而立之。综所以久六艺之传者，诸家之助为多。国家广学校，训经义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三《礼》皆列博士，此甚盛德，至于《春秋》，则尚谦逊未遑也，意者，其有待耶？且左氏、公、谷之书自汉至于今并行，未能偏废。将采刘歆之论皆立学官，则疑非所以一道德；将考三家之言而去取焉，则质之圣人，孰为得失？不然，虽陆质、啖助、孙复、石介之徒，苟有得于圣人之意，无不可立者。此皆学者所宜言、上之所宜听，诸君其著之勿忽。

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其文皆史也，其所载皆齐桓、晋文之事也。圣人作经，独有取于《春秋》之义，而不及《乘》与《梼杌》何也？《乘》以赏善为主，乘也者，君子之器故也。《梼杌》以罚恶为主，梼杌也者，四凶之一故也。是皆人之所为也。命有德，讨有罪，天之威也。煖然为春者，其温厚之气也；凄然为秋者，其肃杀之气也。圣人行赏所以类天之温厚，明罚所以类天之肃杀。盖文王之造周，与周公之授鲁，如斯而已者也。尧舜三代之君，居天之位，可以致天之威，故施于政事、被于臣民者，率与天合而不违也。周衰，王者之迹熄，天子微，诸侯僭，大夫彊，陪臣肆，善恶不本于至公，而赏罚悉自其私意。善人惧焉，淫人怙焉。仲尼无位以致天威，而恐尧舜三代之道将坠于地，后有王者起，无以取法，为天下患也，是故因鲁史之名，以寓赏罚之实，一本诸天，不参人伪，然后足以矫枉而归正。盖亦文王、周公之志也。然《春秋》之为书也，文虽直而义深，事若简而理尽。自圣人未殁，门人高弟已不能措辞于其间，况后之儒者欲执其所见以窥测于数千百载之下邪？视诸儒之见，谓公、谷传经密于左氏，左氏凡例不通众说，而啖助、赵、陆之书，皆以例为主，至其不合，则依仿迁就以通之。或一事析为数科（如宣十五年秋冬之类是。），或众科束为一例（如书「卒」、「葬」之类是。），致经之大旨芜没不彰，圣所垂训乖离失当，而其书动盈编帙，俾后学病其多，老师畏其难，此道几于熄矣。殊不知去例以求经，略微文而视大体之为要且易也。予少闻《春秋》于赵郡和仲先生，某初盖尝作《五体例宗》十许卷，论立例之大要矣。先生曰：「此书自有妙用，学者罕能领会。多求之绳约中，乃近法家者流，苛细缴绕，竟亦何用。惟丘明识其用，然不肯尽谈，微见端兆，欲使学者自得之，未可轻论也」。他日，予复于先生曰：「丘明凡例与公、谷无殊，用以考经，率多不合，而独谓之识此经之用，亦信矣乎」？先生曰：「丘明因事发凡，不专为经，是以或合或否（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，诸侯薨于会加一等之类。）。其书盖依经以比事，即事以显义，不专为例，是以或言或不言。夫惟如是，故能备先王之志，为经世之法，以训天下后世，又曷常拘于绳约中哉？且丘明之书与六经、孔、孟合者十常八九，如元凯辅虞、有穷乱夏、桓文谲正之事，臧孙要君之迹，九合之会，葵丘之盟，若符契之相为表里，何为而不可信乎」？予从事斯语十有馀年，始得见其彷佛。以义视事，以事求经，曲而通之，触类而长之，然后圣人之意坦然矣。是故《通训》之作，事与经同，则引事以释经；例与义合，则假例以明义。经虽不同而事同则相从，例虽不合而义合则相比。庶几经非空言，例非执一，所谓去例以求经，略微文而视大体者。后之君子，其尚有取于斯焉。崇宁元年二月三日叙。

古者学校选举之法，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，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。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，所以官之者无异术，所以取之者无异路，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，蚤夜孜孜，唯惧德业之不修，而不忧爵禄之未至。夫子所谓「言寡尤、行寡悔，禄在其中」，孟子所谓「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」，盖谓此也。若夫三代之教，艺为最下，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。其为法制之密，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。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，济世务而兴太平也。今之为法不然，虽有乡举，而其取人之额不均，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，监试、漕试、附试诈冒之捷径，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。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，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。至于甚弊，则其所谓空言者，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。是以人材日衰，风俗日薄，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，则公卿大夫、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。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。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，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，而唱为混补之说，以益其弊。或者知其不可，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，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。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，然果行此，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。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，将广其额则食不足，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、选之艰而涂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。正使有以处之，然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，不得宁息，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，亦非计之得也。盖尝思之，必欲乘时改制，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，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，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。如曰未暇，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，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，罢去词赋，而分诸经、子、史、时务之年以齐其业，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，命题者必依章句，答义者必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。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，使专教导，以来实学之士。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，以塞利诱之涂。至于制科、词科、武举之属，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。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，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，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。此其大略也。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。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，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，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，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；本州只有解试一路，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，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。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，多是温、福、处、婺之人，而他州不与焉。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，乃其势驱之，有不得不然者耳。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，虽有良法，岂能有所补哉？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（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，理为人数。），通比旧额都数，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，以为新额（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，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，更斟酌之。）。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，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（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。），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。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，德行之于人大矣。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，人道所当为。以其得之于心，故谓之德；以其行之于身，故谓之行。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。士诚知用力于此，则不唯可以脩身，而推之可以治人，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。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。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，命典乐以教胄子，皆此意也。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，故其人材之盛、风俗之美，后世莫能及之。汉室之初，尚有遗法。其选举之目，必以敬长上、顺乡里、肃政教、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。魏晋以来，虽不及古，然其九品中正之法，犹为近之。及至隋唐，遂专以文词取士，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。积至于今，流弊已极，其势不可以不变。而欲变之，又不可不以其渐。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，以为德行之科（如解额百人，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。盖法行之初，恐考察未精，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。其馀五十人自依常法。）。明立所举德行之目（如八行之类。），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，于省试后保明，津遣赴州。守倅审实，保明申部。于当年六月以前，以礼津遣，限本年内到部，拨入太学，于近上斋舍安排，而优其廪给，仍免课试。长贰以时延请询考，至次年终，以次差充大小职事。又次年终，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，馀令特赴明年省试。比之馀人，倍其取人分数（如馀人二十取一，则此科十而取一。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。），殿试各升一甲，其不中人，且令住学，以俟后举。其行义有亏、学术无取，举者亦当议罚。则士知实行之可贵，而不专事于空言矣。所以必罢诗赋者，空言本非所以教人，不足以得士，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，其无益于设教取士，章章明矣。然熙宁罢之，而议者不以为是者，非罢诗赋之不善，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。故元祐初议有改革，而司马温公、吕申公皆不欲复，其欲复之者，唯刘挚为最力。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。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，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？今当直罢，无可疑者。如以习之者众，未欲遽罢，则限以三举而递损其取人之数，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，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。所以必分诸经、子、史、时务之年者，古者大学之教，以格物致知为先，而其考校之法，又以九年知类通达、强立不反为大成。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，而其理之载于经者，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。况今《乐经》亡而《礼经》缺，二戴之《记》，已非正经，而又废其一焉。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，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，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，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。若诸子之学，同出于圣人，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。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，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。至于诸史，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。时务之大者，如礼乐制度、天文地理、兵谋刑法之属，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，皆不可以不之习也。然欲其一旦而尽通，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。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，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，则亦若无甚难者。故今欲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为一科，而子年、午年试之；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及二戴之《礼》为一科，而卯年试之；《春秋》及三传为一科，而酉年试之（年分皆以省试为界，义各二道。）。诸经皆兼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（义各一道。）》。论则分诸子为四科，而分年以附焉（诸子则如荀、扬、王、韩、老、庄之属，及本朝诸家文字，当别讨论，分定年数。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。）。策则诸史，时务亦然（诸史则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两汉》为一科，《三国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为一科，新旧《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为一科，《通鉴》为一科。时务则律历、地理为一科，《通礼》、《新仪》为一科，《兵法》、《刑统》、敕令为一科，《通典》为一科。以次分年，如经子之法，策各二道。）。则士无不通之经，无不习之史，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。其治经必专家法者，天下之理，固不外于人之一心。然圣贤之言，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。其制度名物、行事本末，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。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。借曰未必尽是，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，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。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、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。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，则为病耳。然以此之故，当时风俗终是淳厚。近年以来，习俗苟偷，学无宗主，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，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，讽诵摹仿，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，以意扭捏，妄作主张，明知不是经意，但取便于行文，不暇恤也。盖诸经皆然，而《春秋》为尤甚。主司不惟不知其缪，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。习以成风，转相祖述，慢侮圣言，日以益甚。名为治经，而实为经学之贼；号为作文，而实为文字之妖。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。今欲正之，莫若讨论诸经之说，各立家法，而皆以注疏为主。如《易》则兼取胡瑗、石介、欧阳脩、王安石、邵雍、程颐、张载、吕大临、杨时，《书》则兼取刘敞、王安石、苏轼、程颐、杨时、晁说之、叶梦得、吴棫、薛季宣、吕祖谦，《诗》则兼取欧阳修、苏轼、程颐、张载、王安石、吕大临、杨时、吕祖谦，《周礼》则刘敞、王安石、杨时，《仪礼》则刘敞，二戴《礼记》则刘敞、程颐、张载、吕大临，《春秋》则啖助、赵正、陆淳、孙明复、刘敞、程颐、胡安国，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则又皆有集解等书，而苏轼、王雱、吴棫、胡寅等说亦可采（以上诸家，更加考订增损。如刘彝等说，恐亦可取。）。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，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，将来答义，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，以辨其是非，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。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，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，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。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，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，于所当断而反连之，于所当连而反断之。大抵务欲无理可解、无说可通，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。其始盖出于省试「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仪刑文王」之一题，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。及今数年，则无题不然，而人亦不之怪矣。主司既以此倡之，举子亦以此和之，平居讲习，专务裁剪经文，巧为斗饤，以求合乎主司之意。其为经学贼中之贼，文字妖中之妖，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。今既各立家法，则此弊势当自革。然恐主司习熟见闻，尚仍故态，却使举子愈有拘碍，不容下笔，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，今后出题须依章句，不得妄有附益裁剪。如有故违，许应举人依经直答，以驳其缪。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，将命题人重作行遣。其诸州申到题目，亦令礼部、国子监长贰看详，纠举谴罚，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，而诸生得守家法，无复敢肆妖言矣。又按，前贤文集策问皆指事设疑，据实而问，多不过百十字。嘉祐治平以前，尚存旧体。而吕申公《家传》记熙宁事，乃云有司发策问，必先称颂时政，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。然则此风盖未远也。今亦宜为之禁，使但条陈所问之疑，略如韩、欧诸集之为者，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奸心矣。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、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，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。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，而难于作义。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，而必欲分为两段，仍作两句对偶破题，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，必极于工巧而后已。其后多者三二千言，别无他意，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。如此不唯不成经学，亦复不成文字。而使学者卒岁穷年，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，甚可惜也。欲更其弊，当更写卷之式，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，通约三十字以上，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，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，以求至当之归。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，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，对偶敷衍之体。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，则虽多增所治之经，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，日力亦有馀矣。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，乃王氏末流之弊。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，又俗学卑近之失。皆当有以正之，使治经术者通古今，议论者识原本，则庶乎其学之至矣。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，以来实学之士；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，以塞利诱之涂者，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，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。且以本朝之事言之。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，仁宗之时，太学之法宽简，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，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，如胡翼之之徒，使专教导规矩之事。故当是时，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。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，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，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。熙宁以来，此法浸坏，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，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。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，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、舍选之私而已。师生相视漠然，如行路之人。间相与言，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。而月书季考者，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、冒昧无耻之心，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。欲革其弊，莫若一遵仁皇之制，择士之有道德、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，使之讲明道义，以教训其学者。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，罢去舍选之法，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，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，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。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，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，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，而不患其纷冗矣。至于取人之数，则又严为之额，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，特赴省试，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。其计会监试、漕试、附试之类，亦当痛减分数，严立告赏，以绝其冒滥。其诸州教官，亦以德行人充，而责以教导之实，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，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。至于制举，名为贤良方正，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。其所投进词业，亦皆无用之空言，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，初无益于治道，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。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，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，尤非所以为教。至于武举，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。欲革其弊，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，罢去词业六论，而直使待对于廷，访以时务之要，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。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，使以深厚简严为主，而以能辨析利害、敷陈法度为工。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，参酌定议。颁下《武经总要》等书，而更加讨论，补其遗逸，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，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，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。夫如是，是以教明于上，俗美于下，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，而其遗风馀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。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，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，利害相绝，固有间矣。草茅之虑，偶及于此，故敢私记其说，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。

元圣素王之道，盖纬地以经天，六艺载籍之传，实同条而共贯。夫缺一则不可，岂道二而当然！臣某（中谢。）窃以周自平王东迁雒邑而周室衰微，《诗》于《黍离》降为《国风》而《小雅》尽废。征伐肆出，名号仅存。圣人伤周道之不行，《春秋》因鲁史而有作。笔则笔而削则削，是其是而非其非，历载一十二公行事之当愆，以代二百馀年时君之赏罚。非独贵中国而贱夷狄，又将尊天子而抑诸侯。于以明礼乐而立政刑，莫不禁战伐而绳暴乱。片言示贬，戮宵人既死之奸；一字或褒，发潜德幽光之美。知我者罪我者，当时有感而终麟；在则人亡则书，后世遂资于古鉴。故乱臣贼子以之知惧，虽言偃卜商不能措辞。卓哉大经，孰明奥义！嗟去圣之既远，悼为说之纷更，稽之《左氏》则有叙事之长，考之《公》、《谷》则有解经之善。啖助之集解，复为之损益；陆淳之纂例，自较其短长。要之探其渊源，未免互有得失。发明圣师之微旨，允归极治之熙朝。在仁宗时，尝命以师儒；迨元祐初，复诏以科举。力赞盛时之治，颇号得人之多。伏念先臣，幸生斯世。夙绍青毡之学，每耽黄卷之书。未冠而掇巍科，既壮而事高蹈。栖迟乐圃，闭门著书者垂三十年；特起泮宫，鼓箧授学者逾数百辈。晚被钜公之荐，旋膺璧水之招。翱翔芸阁之俊游，䌷绎枢庭之密议。平生之作述，于群经固无不该通；而终身之讨论，在此书尤深于凡例。其去取三家之当否，旁稽考诸儒之异同。远殊董仲舒、刘歆、向所治之偏，近取孙明复、程颐、颢立言之要，酌以自得之学，著为《通志》之编。属时论一起于要涂，使斯文遂束于高阁。天祐吾道，运丁昌辰。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统以朝元，张四维而御极。下袭水土之治，上律天时之和。且欲因文武而宪章，又将绍尧舜而祖述。首念恢隆于此道，聿先复用于是经。立之学官，取以士类。所以抚四海而奄九有，是将举三纲而明五常。而臣以一介之微生，际千龄之嘉会。早窃功名于俊域，屡叨讲席于王宫。寻常不坠于箕裘，鉴寐敢忘于堂塾？因赞郡条之暇，自遗传癖之讥。况此难逢，实为幸遇。追念前人之志，觊扬后世之名，与其独善以传家，孰若迪教而辅世？谨蠲笔札，恭缀简编。所有先臣某著《春秋通志》并序凡二十卷，计一十策，谨赍诣登闻检院随表投进以闻。恭愿天度包荒，圣心稽古。辅以缉熙光明之学，资于施为注措之时。或备乙夜之观，庶少裨于德政；傥示诸生之好，亦有补于方来。遂忘鈇钺之诛，仰渎神明之听。

问：太史公有言：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而六艺固有未易考者，姑言其大较焉。晋太康初有得古书者，惟《易》为备，而无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，杜预以为圣人造之于鲁，犹未播之远国。然汉世固已为十二篇矣，何耶？古人之《易》，卦、彖、象、爻各不相杂，然则以彖、象、爻辞杂之卦中，使古《易》不复见者，何耶？《书》之所存五十八篇，孰为伏生之传，孰为隶定之书？《泰誓》一篇，伏生书乎，壁中书乎？史迁是之，孔氏非之，宜各有见。《书》有十体，《益稷》以谟名，可也；《多士》以诰名，可也；如《旅獒》、《君陈》等篇，命乎，诰乎，抑训乎？十五《国风》之叙，由来远矣。季札观乐之时，孔子尚幼，然则叙果谁定乎？即其《国风》之善否，本其国亡之先后，其说孰是？序于《诗》大矣，如《江有汜》、《殷武》，以为非卫宏之所能，及至于言《风》、《雅》之有变正，与夫以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而系之二《南》，则又以为非卜商之见，然则序果谁作乎？《周官》一书，已亡其一，刘氏以《考工》足之，儒者咸以为非。然则成王在丰作《周官》，果其书乎？今考其书，建官之制耳，而乃列于礼经，至于《明堂》一篇，正周公制礼作乐，颁度量于天下者，乃不见之书，又何邪？《礼记》一书，或谓成于孔门之诸子，又以为戴圣杂取《家语》及子思、孟轲、荀卿之书，不知果今之《礼记》邪？《中庸》一篇似非礼经，刘向得《乐记》，宜自为书，而又礼乐合为一经，何也？圣人作《春秋》，一用周典，而啖助以为用夏为本。左氏亲见笔削，《公》、《谷》皆出子夏，而论议不同，乃如异师。《公》、《谷》既盛而《左氏》尚微，凤、龚诸人极力扶持，犹不一振；今《左氏》乃益显，而二家仅不绝，何邪？或谓公孙固、韩非摭文著书，而铎椒、虞卿亦采取删拾，不知果有得于圣人之意邪？无曰六籍烂然，家传人诵，疑六籍固疑吾心也；又无曰吾惟道而已，他非所泥，则又几于稊稗嘉谷者。试相与䌷绎而根證之，有司得以祛宿疑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