谨案《礼记》：「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」。郑玄注曰：「此周制也。七者，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之祧，与亲庙四也。殷则六庙，契及汤，与二昭二穆也。夏则五庙，无太祖，禹与二昭二穆而已」。玄又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而立四庙。案郑玄义，天子唯立四亲庙，并始祖而为五。周以文、武为受命之祖，特立二祧，是为七庙。王肃注《礼记》：「尊者尊统上，卑者尊统下。故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。其有殊功异德，非太祖而不毁，不在七庙之数」。案王肃以为天子七庙，是通百代之言，又据《王制》之文「天子七庙，诸侯一庙，大夫三庙」，降二为差。是则天子立四亲庙，又立高祖之父，高祖之祖，并太祖而为七。周有文、武、姜嫄，合为十庙。汉诸帝之庙各立，无迭毁之义，至元帝时，贡禹、匡衡之徒，始建其礼，以高帝为太祖，而立四亲庙，是为五庙。唯刘歆以为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降杀以两之义。七者，其正法，可常数也，宗不在数内，有功德则宗之，不可预毁为数也。是以班固称，考论诸儒之议，刘歆博而笃矣。光武即位，建高庙于洛阳，乃立南顿君以上四庙，就祖宗而为七。至魏初，高堂隆为郑学，议立亲庙四，太祖武帝，犹在四亲之内，乃虚置太祖及二祧，以待后代。至景初间，乃依王肃，更立五世、六世祖，就四亲而为六庙。晋武受禅，博议宗祀，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，而宣帝亦序于昭穆，未升太祖，故祭止六也。江左中兴，贺循知礼，至于寝庙之仪，皆依魏、晋旧事。宋武帝初受晋命为王，依诸侯立亲庙四。即位之后，增祠五世祖相国掾府君、六世祖右北平府君，止于六庙。逮身殁，主升从昭穆，犹太祖之位也。降及齐、梁，守而弗革，加崇迭毁，礼无违旧。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，皆别立庙，至于禘祫，俱合食于太祖。是以炎汉之初，诸庙各立，岁时尝享，亦随处而祭，所用庙乐，皆象功德而歌舞焉。至光武乃总立一堂，而群主异室，斯则新承寇乱，欲从约省。自此以来，因循不变。伏惟高祖文皇帝，睿哲玄览，神武应期，受命开基，垂统圣嗣，当文明之运，定祖宗之礼。且损益不同，沿袭异趣，时王所制，可以垂法。自历代以来，杂用王、郑二义，若寻其指归，校以优劣，康成止论周代，非谓经通，子雍总贯皇王，事兼长远。今请依据古典，崇建七庙。受命之祖，宜别立庙祧，百代之后，为不毁之法。至于銮驾亲奉，申孝享于高庙，有司行事，竭诚敬于群主，俾夫规模可则，严祀易遵，表有功而彰明德，大复古而贵能变。臣又案周人立庙，亦无处置之文。据冢人处职而言之，先王居中，以昭穆为左右。阮忱撰《礼图》，亦从此议。汉京诸庙既远，又不序禘祫。今若依周制，理有未安，杂用汉仪，事难全采。谨详立别图，附之议末（《隋书·礼仪志二》，大业元年，炀帝欲遵周法，营立七庙，诏有司详定其礼。礼部侍郎、摄太常少卿许善心，与博士褚亮等议，诏可。又略见《通典》四十七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