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人之生也，陶六气之和，而过则为沴。医之作也，求百病之本，而善则能全。若乃分三部九候之殊，别五声五色之变，揆盈虚于表里，审躁静于性韵，达其消息，谨其攻疗，兹所以辅含灵之命，裨有邦之治也。国家丕冒万宇，交修庶职，执技服于官守，宽疾存乎政典。皇上秉灵图而迪成宪，奉母仪而隆至化，明烛幽隐，惠绥动植，悯斯民之疚苦，伫嘉医之拯济。且念幅员之辽邈，闾巷之穷阨，肄业之士，罕尽精良，传方之家，颇存疑舛。四种之书或阙，七年之习未周。以彼粗工，肆其亿度，夭害生理，可不哀哉！是形憯怛，或怀重慎，以为昔之上手，效应参神，前五日而逆知，经三折而取信，得非究源之微妙，用意之详密乎？盖诊候之教，肇自轩祖，中古以降，论者弥繁，思索其精，博利于众。乃下明诏，畴咨旧闻，上稽圣经，旁摭奇道，发延阁之秘蕴，敕中尚而雠对。《诸病源候论》者，隋大业中，太医巢元方等奉诏所作也。会粹群说，沉研精理，形脉治證，罔不该集。明居处爱欲风湿之所感，示针镵挢引汤熨之所宜，诚术艺之楷模，而诊察之津涉。监署课试，固常用此。乃命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图镂方版，传布海内。洪惟祖宗之训务，推存育之惠，补《农经》之阙漏，颁禁方于遐迩。逮今搜采益穷元本，方论之要殚矣，师药之功备矣。将使后学优而柔之，视色毫而靡愆，应心手而胥验。大哉！味百草而救枉者，古皇之盛德；忧一夫之失所者，二帝之用心。弭兹札瘥，跻之仁寿，上圣爱人之旨，不其笃欤！翰林医官副使赵拱等参校既终，缮录以献，爰俾近著，为之题辞。顾惟空疏，莫探秘赜。徒以述善诱之深意，用劝方来；扬勤恤之至仁，式昭大庇云尔。谨序。

臣等承诏典校古医经方书，所校雠中《脉经》一部，乃王叔和之所撰集也。叔和，西晋高平人。性度沈靖，尤好著述，博通经方，精意诊处，洞识修养之道，其行事具唐甘伯宗《名医传》中。臣等观其书，叙阴阳表里，辨三部九候，分人迎、气口、神门，条十二经、二十四气、奇经八脉，以举五藏、六府、三焦、四时之痾，若网在纲，有条而不紊。使人占外以知内，视死而别生，为至详悉，咸可按用。其文约、其事详者，独何哉？盖其为书，一本《黄帝内经》，间有疏略未尽处，而又辅以扁鹊、仲景、元化之法，自馀奇怪异端不经之说，一切不取。不如是，何以历数千百年，而传用无毫发之失乎？又其大较，以为脉理精微，其体难辨，兼有数候俱见、异病同脉之惑，专之指下，不可以尽隐伏，而乃广述形證虚实，详明声色王相，以此参伍，决死生之分，故得十全无一失之谬，为果不疑。然而自晋室东渡，南北限隔，天下多事，于养生之书，实未遑暇，虽好事之家，仅有传者，而承疑习非，将丧道真。非夫圣人，曷为釐正？恭惟主上体大舜好生之德，玩神禹叙极之文，推锡福之良心，鉴慎疾之深意，出是古书，俾从新定。臣等各殚所学，博求众本，据经为断，去取非私。大抵世之传授不一，其别有三：有以隋巢元方《时行病源》为第十卷者，考其时而缪自破。有以第五分上下卷，而撮诸篇之文，别增篇目者，推其本文，而义无取稽。是二者均之未睹厥真，各秘其所藏尔。今则考以《素问》、《九墟》、《灵枢》《、太素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甲乙》、仲景之书，并《千金方》及《翼》说脉之篇以校之，除去重复，补其脱漏。其篇第亦颇为改易，使以类相从，仍旧为一十卷，总九十七篇。施之于人，俾披卷者足以占外而知内，视死而别生，无待饮上池之水矣。国子博士高保衡，尚书屯田郎中孙奇，光禄卿、直秘阁林亿等谨上。

臣闻医家正道，《内经》为真。《内经》言病最详，而无治病之法，故黄帝又与岐伯撰出《灵枢》，实为医门所最急者也。嗣后秦越人依《内经》旨趣，而演八十一难九针之说。晋皇甫士安采《灵枢》之旨，撰《甲乙经》十卷。隋巢元方摘《灵》、《素》绪馀注《内经》，又撰《病原》三十卷。唐王冰抉《灵》、《素》之旨注《内经》，撰《天元玉历》。已上诸子，皆有著作，悉师《灵》、《素》，去古法不远。而汉张仲景不师《内经》，惟采《本草》汤液著《金匮玉函》十卷，撰《伤寒论》十卷。晋王叔和又赘其说。唐孙思邈采《本草》药性，集成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《玉函经》五十卷，和附仲景。重重著述，皆宗此意，废去针灸及丹附大药，尽用草木小药，盛行汤剂，以知理小疾则生，治大病则百无一活，至千百世，误死天下苍生。伏念臣河朔真定之寒士，焉敢善善谒前辈之过，但臣世祖隶传于医学，内舍相传，亦以《千金》、仲景等方，小试果效，用临大證，心窃有疑。后得上天裨我此书，更参《内经》，百发百中，始信医有回天之功也。所谓大病者，一伤寒，二阴疽内蚀，三虚痨痰火，四中风，五水肿，六臌胀，七脾泄暴注，八尸厥，九久痢，十脾疟，十一喉痹，十二男女骨蒸劳热，十三小儿急慢惊风，十四痘疹黑斑缩陷。至于胎前产后百十种必死大證，世人莫能救疗，束手待毙，良可哀哉！臣于此处消息五十馀年，乃见正道。自古扁鹊、俞跗、仓公、华陀，皆此书也，惜不广传于后世，臣今尽传此法于人，以救苍生夭横。伏乞陛下大展圣裁，悯诸末世，将此书颁行天下，试之有验，臣死无憾。若试之不效，即置臣于法，以彰诳君之罪。臣诚惶诚恐，稽手顿首，冒死以闻。

《灵》、《素》为医家正传，后世张仲景、王叔和、孙思邈、孙兆、初虞世、朱肱皆不师《内经》，惟采《本草》诸书，各以己见，自成一家之技，治小疾则可，治大病不效矣。至皇甫士安、巢元方、王冰等，虽学《素问》，而不得方学之传，亦依前六子方法而行。此书从古至今，未得通行。余业医四世，皆得此法之力，而人世未深信，故难梓行。余初学医，尽博六子之书，以为医之理尽矣；然调治小疾，百发百中，临大病百无二三，每怅己术之不精也。后遇关中老医，叩余所学，笑曰：「汝学非是岐黄正派，特小技尔，祇能调小疴，俟其自愈，岂能起大病哉」！余即从而师之三年，师以法授我。反覆参详，遂与《内经》合旨，由兹问世，百发百中，再观六子书，真儿戏耳！但师授固简而当，意欲梓行，恐有未尽，遂将追随先师所历之法，与己四十馀稔之所治验，集成医流正道，以救万世夭枉。后人得此，苟能日夜勤求，自能洞贯其理，以见余言非谬。至若贤良忠正、孝子仁人，再为广布，俾天下后世，上可以救君亲，下可以济斯民。余因恐遭天谴，不敢自私，刊刻流传，愿仁者勿拘成见而屑视之，斯幸矣。宋绍兴十六年，武翼郎、前开州巡检窦材谨序。

余尝观隋大业中巢元方等著《诸病源候论》，其论痈疽诸證，固多本于古书，但能定人以必死之期，而未尝示人以救死之方。然则此书流传于世，见之者毛骨竦立而已，果何益乎？近时陈无择《三因方》盛行，所谓病有三因者，实源于《金匮要略》，非臆说也。其为痈疽叙论，谓阴滞于阳则发痈，阳滞于阴则发疽。而此二毒，发无定处，常以脉别之。浮洪滑数则为阳，微沉缓涩则为阴。阴则热治，阳则冷治，可谓明白简易矣。然考其所用之方，则不能无疑，如乳香、连翘与漏芦二汤。及洪丞相所序内补散，固已明言不可守此一法而普攻之矣。但谓内因则用远志，外因则用大黄，不内外因则用甘草，所谓阴则热治者，初未尝有方及之，后虽有内塞散一方，亦用附子，但施于热退脓血不止之时，非是用于其疾兴作之际。则夫热治之说，竟成泯默而无可传乎？余弟定叔得此疾于积年患渴之后，不数日间，肿大如杯，势极可虑，不敢轻用外科。父兄子弟相与为谋，惟有李君太医老成更练，可付兹事，亟致礼招之。至则诊其脉，察其證，遽举手相贺曰：「此阴病也，见得甚明，无庸过忧。但用多备雄附等料耳」。暨服其药数日，病者大觉烦躁，且索冰水，沃手盥湔。至呼诸子来前，而诰李君曰：「汝以附子杀我，我死，儿辈不从汝取偿命乎」？李君但笑而唯唯，不得已而应之曰：「今夜乃住此药」。退而语诸子曰：「今正是服附子时，舍则无药可进。况病人饮食精神皆不失常，疮溃而脓如涌泉，皆善證也，非附子之功而何？但用附子，稍杂以他剂而进之，使不能别其气味，斯可矣」。诸子如其言，遂收全功。病涉数月，用附子逾三百之数，皆余所目击。向使李君初无定见，终无定力，顾不殆哉！余于此尤惜陈无择《三因方》證治，未及处热治之方也。李君世攻外科，壮岁从古绾陆从老学，指下明彻，如洞见肺腑；用药亲切，如射必中的。晚岁遂为吾乡独步。一日与余言：「今老矣，且惮于出入。然医书之备，莫盛于今日。学者倘能按图而索焉，十岂不能得其五六？但痈疽一證，实为至危之疾，乃绝无所谓热治之方，后学何所考据？况近世有不幸而罹此疾者，多发于阴。如忧虑郁结，色欲过度，阳气衰弱，荣卫不调，非阴类乎？某辄患不韪，著《辨疑论》，乃以常用既效之方，具述于后。因欲命工刻梓，以广其传。幸不靳一语，与之印可，则其为不费之惠，夫岂浅浅」？弥忠当以不文辞，而此论不必以文而行远，于是乎书。淳祐壬寅季秋既望，端明殿学士、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史弥忠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