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得如此是病，即便不如此是药。若更问何由得如此，则是骑驴觅驴，只成一场闲说话矣。诚敬固非穷理不能，然一向如此牵连，说过前头，却恐蹉过脚下工夫也。

博文约礼，学者之初，须作两般理会而各尽其力，则久之见得功效，却能交相为助而打成一片。若合下便要两相倚靠，互相推托，则彼此担阁，都不成次第矣。然所谓博，非泛然广览杂记，掇拾异闻，以读多取胜之谓，此又不可不知。

「惟后非贤不乂」，言人君必任贤而后可以致治也；「惟贤非后不食」，言人君当任养贤之责也。高宗本意如此，问者疑其成病，固察之不详，而答者亦无一人说破此意，何耶？

《近思录》本为学者不能遍观诸先生之书，故掇其要切者，使有入道之渐。若已看得浃洽通晓，自当推类旁通，以致其博。若看得未熟，只此数卷之书尚不能晓会，何暇尽求头边所载之书而悉观之乎？又云少辍功夫，取而详味，不知是辍何功夫？此语尤不可晓。

义利之大分，武侯知之，有非他人所及者，亦其天资有过人处。若其细微之间，则不能无未察处。岂其学有未足故耶？观其读书之时，他人务为精熟，而己则独观大旨，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，而不务精熟，亦岂得无欠阙耶？若极言之，则以孟子、颜子亦未免有如此处。故横渠先生云，孟子之于圣人，犹是粗者。

以圣为志而忌立标准者，必有事焉而勿正也。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，心勿忘勿助长也。先难后获，意亦类此。

学者讲论思索，以求事物义理、圣贤指意，则当极其博。若论操存舍亡之间，则只此毫釐之间，便是天理人欲、死生存亡之分，至简至约，无许多比并较量、思前算后也。今问头自有病痛，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断，直下剖判，言愈多而道愈远矣。

问者所谓思虑边义理上者，亦曰思所以处事之宜耳。但其语不庄，故正叔疑其误，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语意也。

程子曰，动静者阴阳之本，况五气交运，则益参差不齐矣。赋形之类，宜其杂揉者众，而精一者间或值焉。以此观之，则阳一阴二之云，恐亦未可以为非也。盖理则纯粹至善，而气则杂揉不齐。内君子，外小人，凡所以抑阴而扶阳者，乃顺乎理以裁成辅相而济夫气数之不及者也，又何病乎？

乡原是一种小廉曲谨、阿世徇俗之人，今曰（云云，）非其义也。又云胸怀明爽，一日千里者，此为实曾用力之人，与他说虽善而未必实有功夫者不同。然其迫切之病，骄吝之私，亦非他人所及也。又有谓堕于习俗之见、释氏之善者，杜门独善则可，此亦非是，更思之。

见善明是平日功夫，用心刚是临事决断，二者皆不可阙，而当以平日功夫为先。不然，则其所谓刚者，未必不为狂妄激发过中之行矣。

干比奉使帖，且准省劄，具知制使大学尚书不弃帷盖之旧，意欲罗而致之幕府。尝谓制府辟属，虽未必有画诺之益，而所辟得失实系一世之观瞻，人心服，则凡所施为自无有不应之效。况今边陲多事，全在措置，兵弱而欲其强，食少而欲其足，人情之向背，地形之险易，敌势之强弱，非得有识虑之人旁搜博采，驱驰计画，则环二千馀里之地，岂能坐于堂上而洞见其曲折哉？如张魏公之所辟客，今已不敢多望；近代如薛宣抚者，尚能得林叔虎、曹简夫为之属。二公者亦皆今代之奇士，所病者薛公知人而不善任使，是以卒不免于狼狈。今制使尚书乃欲以衰缪不才、举世所摈弃之人如干者而充是选，恐不足以厌伏人心，而反为累也。所幸朝廷且为迁延之计，盖亦知其不足以当是选也。然感激知己之恩，则铭镂肌骨不敢忘也。此亦不敢祗受，已抗章力辞，亦微寓丐归之意。今土城已毕，城之五门亦已包砌，屹然为淮右之最，一郡之人可以安枕而卧。城砖已择僧之善干者二十人，委之分头烧办，仍许以寺有阙住持者必给补之，亦无不乐从。只俟春初冻解，且烧且砌，亦三五月可毕。俟来春再上丐祠之请，果从所乞，当白衣从幕府宾客之后，可效涓埃之报也。边事虽少息，然得沿边书，皆谓春夏之间鞑靼既去，则彼必专意于我。彼既能抗强盛之鞑靼，岂不能奋其馀力以侵吾之疆埸耶？是亦不容不早为之虑也。

臣窃观大《易》一书，包罗天地万物之变，而自始至终称必者仅四语：曰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；曰积不善之家，必有馀殃；曰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；曰阴疑于阳，必战。阳则为善、为君子，阴则为不善、为小人。自古及今，天下治乱不一端，人物贤否不一律，而所以为治乱贤否之分者，善恶而已。至于善积而庆钟，恶稔而殃集，感召之机，随触而应，施报之迹，以类而从，则曰：非我也，天也。夫亏盈益谦，消息之理也，天非有所厚薄而增损焉；栽培倾覆，逆顺之势也，天非有所好恶而予夺焉。视听明威，非蚤莫督察之也；吉凶影响，非祸福惊动之也。行孚于己，则效著于物；过萌于心，则咎形于事。此作而彼应，有不期然而然。《易》之所谓必者，盖善恶报应之际，断虖其不可易。此《感应篇》之所繇作虖！恭惟皇帝陛下圣性高明，英姿凝厚，而加以问学缉熙之功，故能取善如舜，拜善如禹，夙夜行善如宣王。一言之善无不听，一事之善无不为。臣曩岁获侍龙潜之讲，视听言动，稔于朝夕，好恶取舍，窥所趋乡，盖未尝一息不出于善也。劝诵之暇，汎及它书，或未经见，必立致之。是以经史之外，虽百家杂说，有片善可观者，靡不采访。一日，语及善恶之报，因谓李昌龄所注《感应篇》该贯殚洽，信而有證，亦可助教化者。翼日讲毕，则是书已列几间。盖平时汲汲于尊所闻类如此。太一宫旧有摹本，转假留外，燬于辛卯。鉴义臣胡莹微再谋锓梓，遂语以李注，引事以为證，乃传也。将欲述赞以明理，庶几涓埃之助，日力困于应酬，期年而未偿。去岁冬，得目眚甚异，伏而思之，未省贻谴造物者。偶记高迈长明灯颂事，念有负于《感应篇》赞久矣，亟斋心研思，日裁数章，疾良已。既以授蕊宫，刊未竟帙，干办御药臣陈洵益因醮祭见之，锐于进善，即以奏呈。圣语有曰：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乃是书之大要」。可谓简而切，坦而明矣。且御书二语冠诸篇首，得日赐禁钱百万助工墨费，不日而成。异哉！祝融回禄之相是书也，即烬而大显，暂逸而永存。太上立言，阅千百载，未闻表章于昭代者。今简在圣心，见之行事，布诸天下之耳目，何其伟欤！夫善必有庆，恶必有殃，小人之必召乱，犹阴疑于阳之必战，不可逭已。是书所主，不过致严于善恶、君子小人之间，与大《易》同指。传则随事以稽验，赞则援理以推广，又将以善诱习俗，使皆为迁善远罪之归。其有徼福而为善，惧祸而不为恶，利行勉行，皆足以助赏罚之所不及，亦神道设教之意云。绍定癸巳孟夏吉日，通奉大夫、参知政事、兼同知枢密院事臣郑清之拜手恭书。

去番后，隐约西山之阿，漫浪庐山之下，去闽益远，山深林密，入闽又无便，遂不复奉书，然心苟不相忘，何以书为！老怙远来，大过所望。和尚道行南方，固足慰南方学者之望，然令行吴越，犹天下学者之望也。某病且甚，不应复游人间，扶病而游，亦迫于甚不得已。三山之阳有愚谷，有藏叟，今乃复着不腆之人于其间，岂昔之所谓两骕骦中着一驽耶！陪侍杖屦，跨石门，入灵源洞，观天风海涛，下瞰云门洋屿，先妙喜生气禀然眉睫间。三十年旧游忽焉入手，未信它生来此听楼钟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