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下：皇居帝邑，揆日瞻星，仞雉有常，几席斯在？虽今古推移，文质代变，而成世作范，义贵适时，朕奄家四海，作孚万国，当阳负扆，深存庇氓，济下利物，无忘怀抱，昭仁训俗，不遗造次。今临向听朝，咸极崇广，宴息之所，不足温华，每谓为之者劳，居之者逸。至于离宫别馆，有时游幸，耳目所及，聊可忘怀：而乃千门洞启，万柱周架，上迫云汉，下临雷雨，巧极金铜，丽殚珠璧，眷然长想，良非宿心。三台并列，芜秽自久。天保之末，经构甫兴，仍创栋宇，规模宏博，有司过实，匠人逞功，氓庶劳止，縻费难量，既非殿寝正所，便为虚卫之地。凝华生白，经历岁年，不剪茅茨，事颇逼下，卑其宫室，有可庶几，顾兹侈丽，岂伊宁处，自魏朝失政，九域崩离，人神无主，实求明圣。我太祖献武皇帝握兹乾纪，执斯地纲，悬持日月，啸咤风云，纪忠贞以成务，感灵徵而大造。爰以克定之初，躬图道场之业，神迹冥果，理烛幽明。朕嗣膺宝祚，永惟嘉祉，仰祗先志，尚竦玄门，思展聿修之重，念归喜舍之大，肌肤匪吝，国城何宝，期济率土，至于圆极。可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。此处极土木之壮，穷丹素之妍，奇怪备于刻削，光华异于圆彩，顾使灵心肸蚃，神物奔会，真觉唯寂，有感必通，化为净土，广延德众。心若琉璃，法轮常转，渍甘露于大千，照慈镫于旷劫（《释藏》策五，《广宏明集》二十八上，《初学记》二十三。）。

天人之望，皆在广陵，愿行尧舜之事（《魏书·窦瑗传》）。

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，勿学前人也（《北齐书·孝昭纪》。）。

百年无罪，汝可以乐处置之，勿学前人（《北齐书·乐陵王百年传》，孝昭帝临崩，遗诏传位于武成，并有手书，其末云云，又见《北史》五十二。）。

皇帝亲郊，故事，在京并去圜丘十里内神祠及所过桥道，并差官致祭，而独遗太社、太稷、文宣、武成王等庙。今请俟出宫前一日遣官致祭。

刘原父云：此书简册错乱，兼有亡逸。今次定之如右。「予小子其承厥志」以下，武王之诰未终，当有百工受命之语，计脱五六简矣，然后以「乃偃武修文」云。

《武成》之义，以谓武至此而成，不复用也。夫武王所以起兵者，为何事哉？为诛纣耳。纣既已诛，武功已成矣，复安用武哉？此篇所主，谓武王归马牧牛，偃武修文，不复用兵耳。所以高百世而垂后昆者，莫大于此也。

按《武成》之书，自伏生口传，失其次序。王氏《新义》尝加考正，说《书》者愈疑。且以式者，在车所行之礼也，「式商容闾」岂当在归至于丰之后？洵直以《乐记》考之，孔子告宾牟贾以《大武》迟久之意，首言「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」，则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，乃其时也。故其克商也，有未及下车而为之者，有下车而为之者，有济河而西然后为之者。至其终也，左射狸首，右射驺虞、而贯革之射息也；裨冕搢笏，而虎贲之士说剑也；祀乎明堂而民知孝；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；耕籍然后诸侯知所以敬。以此五者为天下之教，其先后有伦如此，则《武成》之次序可概见矣。是以验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，庶有所本云。

敕具官某：护戎一郡，充位而已矣。今汝独能搏执贼寇，其功可嘉。命进一官，以为任职之劝。可。

右以孔注、《汉志》参考，大抵多同。但《汉志》「二月既死魄，越五日甲子」为差速，而四月「既生魄」与丁未、庚戌先后小不同耳。盖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，则二月之死魄后五日且当为辛酉或壬戌，而未得为甲子。此《汉志》之误也。又以一月壬辰、二月甲子并闰推之，则《汉志》言「四月既生魄，越六日庚戌」当为二十二日，而经以生魄居丁未、庚戌之后，则恐经文倒也。历法虽无四月俱小之理，然亦不过先后一二日耳，不应所差如此之多也。宗庙内事，日用丁巳，《汉志》乃无丁未，而以庚戌燎于周庙，则为刚日，非所当用。而燎又非宗庙之礼。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，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庙，则六日之间三举大祭，礼数而烦，近于不敬。抑亦经文所无有，不知刘歆何所据也。颜注以为今文《尚书》，则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无此篇。颜氏之云，又未知其何所据也。

右此篇简编错乱，刘侍读、王荆公、程先生皆有改正次序。今以参考定读如此，大略皆集诸家之所长。独四月生魄丁未、庚戌一节，今以上文及《汉志》日辰推之，其序当如此耳。疑先儒以「王若曰」宜系「受命于周」之下，故定生魄在丁未、庚戌后。盖不知生魄之日，诸侯百工虽来请命，而武王以未告天地，未祭祖宗，未敢发命。故且命以助祭，乃以丁未、庚戌祀于郊庙，大告武功之成，而后始诰诸侯。上下之交、人神之序固如此也。刘侍读谓「余小子其承厥志」之下当有阙文，以今考之，固所宜有。而程先生徙「恭天成命」以下三十四字属于其下，则已得其一节，而「用附我大邑周」之下，刘氏所谓阙文，犹当有十数语也。盖此武王革命之初，抚有区夏，宜有退托之词，以示不敢遽当天命而求助于诸侯，且以致其交相警敕之意，略如《汤诰》之文，不应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。「列爵惟五」以下又史官之词，非武王之语，读者详之。

或问：「《武成》脱简，有诸」？曰：不然。古之为文亦相祖述，以《汤诰》例之，《武成》文次昭然，初非脱简。「底商之罪」以上，皆告群后之辞也。

论曰：圣人之心，不白于天下，后世之儒者，始有言外之意。夫以圣人之心，何至于有所不白者？而事变之来，不能不蒙人之疑也，而圣人适遭其时，不得已焉而为之，圣人之心始晦矣。夫惟其心之晦于此，而《书》复纪于此，使后之人得借是以自便，其无忌惮之为，儒者忧之而有言焉。意谓宁以吾言病圣人，无宁以圣人之故病天下，此《武成》二三策之说所由发也。呜呼，轲其有忧天下后世之心乎！《武成》二三策如何，此孟轲言外之意，而亦悲武王之不幸也。人徒见武王圣人也，而孟轲有「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」之言，遂谓轲非知武王者。嗟夫，轲岂不知武王者哉！七篇之书，其论武王详矣。故举武王之言，则曰「无畏宁尔也」，又曰「非敌百姓也」。其论武王之勇，则曰「安天下之民也」，又曰「救民于水火之中」也。夫以轲之举其言也如此，而论其勇也又如此，武王之心，轲知之矣。然则《武成》取二三策之言，是果何为而发耶？夫亦忧武王仁天下之心不白于后世，恐或者因辞以害意，得以启其不仁之念，故不得不借此以喻彼也。不然，圣人岂果不足于中者哉？昔仲虺作诰，尝述汤之惭不释于伐夏之日。夫以汤升陑之师，是皆应天顺人之举，则亦何惭之有？汤乃不待人之惭，身自为之而身自惭之，诚恐吾之心不白于天下而后世或得以贻口实也，是故汤宁自贬而不忍以自隐也。虽然，汤之不自隐而得仲虺陈义以白之，汤无惭矣。若武王之心则未白，而《武成》之书则实言，孟轲则不容以不辨。呜呼，孟轲之意，其亦仲虺之虑天下后世也欤！是亦悲武王之不幸，而无《仲虺之诰》，又有《武成》之书欤！且商之作威非一日也，武王尝观政矣，而商不悛，尝师次于河朔矣，而商复不悛。然则武王何拳拳于商之悛也？悛不悛何足介也，而无辜则吁天也，百姓则暴虐也，四海则毒痡也。武王虽无心于商，而有心于民也。是则武王之事诚有大不得已者。士女一绥而我师罔敌，牧野一誓而前徒倒戈，武王岂得已哉！故归马放牛为天下也，非为己也；散财发粟为天下也，非为己也。武王仁民之心遂，而《武成》之书所由作也。《武成》之书虽作，而《武成》之辞则未白也。《武成》之辞未白，是圣人以无心待天下后世，柰之何天下后世不以无心待圣人也！战国之世，用兵争强，以相侵夺。争城以战则杀人盈城，争地以战则杀人盈野。甚而长平之川，阴山之北，皆且血流而鬼哭矣。想夫孟轲之意，以谓圣人之心不白于天下，而后世黩武之惨，得非《武成》之书有以启之乎？于是有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」之言。轲之所取二三策固未易轻指，而其所不取者，则血流漂杵之一语矣。夫其所取者不必论，所以不取者则不容以不论。漂杵之说，是固为攻其后以北者而设，非谓武王也，特《武成》之辞不白耳。而孟轲之忧，则恐己亥之误，不止于三豕也。故尝谓圣人仁天下之意，昭如日星，越千载犹一日，吾言书之不可信，于圣人乎何损？而于天下后世则可以遏其不仁之心，而其利则博矣。轲之言在此，而意实在彼也。论者当因其言而溯其意，不可泯其意而信其言也。盖尝因是而观之，牧野之师，伯夷固尝非之矣，然则伯夷非武王之非也，忧天下后世无君者见之误而非之也。夫《武》之乐，仲尼之在周末，又尝谓其未尽善矣。然仲尼非谓武王之未尽善也，忧天下后世用《武》者失之黩而未善之也。吾亦曰孟子言《书》不可尽信，非不取武王也，忧天下后世杀人者流于惨而不取也。伯夷也，孔、孟也，是或一道也。吾于孟子夫何议，而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于商之末也。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