幼主新立，以为函谷京师之固，武库精兵所聚，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，子为武库令。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国家大策，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，何浅薄也（《汉书·魏相传》：迁河南太守，会丞相车千秋死。先是千秋子为雒阳武库令、自见失父而相治郡严，乃自免去，西至长安。大将军霍光责过相云云，下廷尉狱。）！

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，方且大用矣。愿少慎事自重，藏器于身，不显其能（《汉书·魏相传》）。

羲叟启。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敕旨。授秘书省校书郎。知宗正表疏。续奉今月五日敕。改授河南府参军。依前充职者。小宗伯之取士。早辱搜扬。大宗正之荐贤。又蒙抽擢。未淹旬日。再授班资。任重本枝。职齐载笔。方殊王逸。惟注楚辞。有异郝隆。但攻蛮语。此皆相公事。均卵翼。势作风云。特于汨没之中。俯借扶摇之便。孔龟效印。未议于酬恩。杨雀衔环。徒闻于报惠。感忭之至。罔知所裁。谨启。

《汉书·魏相传》：「相明《易经》，有师法。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，以为古今异制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。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，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」。

臣闻道不过三代，法不贰后王，为治者必兼取于此，则古人之迹、时王之制，两得之矣。观魏相本明《易经》，有师法，其于古今之变，宜通贯而不遗矣；至于论请，则以为古今异制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。其所开陈，但条汉兴以来便宜行事及贤臣所言，请施行之，何哉？若相者才识卓然过人，必不泥于一偏。盖以后王之法，其粲然见于施设之间者，后之人能率由之，因时制宜，则易行而收功速者，所以为识治体也。又数表采《易》阴阳及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奏之，欲以奉顺天道，师古之意，复见于此，可谓两得之矣。宣帝能纳用之，遂致中兴之盛，而功光祖宗，其任贤之效欤。

《书》曰：「如有一个臣，断断猗，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；不啻如自其口出，是能容之。以保我子孙黎民」。盖欲赖乎天下之英才以保我子孙黎民者，必其人之无他技，休休然如有容，而后可。严助曰：「使黯任职居官，亡以瘉人；至其辅少主守成，虽自谓贲育，不能夺也」。是知田文虽不如吴起之才，而主少国疑之时，则文足以办此，而起则不足以当之。观起之去魏事楚也，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云云，楚人之贵戚大臣多怨。及悼王薨，而起不免于祸。岂非主少国危之事，非起之所能当乎？然则田文之言实验于此。夫楚悼之相起，是犹秦以治兵而治国也。诸葛亮应变将略非所长，而能辅少主，使人无间言。长孙无忌不长于用兵，而能当武后易夺之际，毅然不可夺。以是观之，则知为将者果不可以使之办国家之事也。

魏相所存不得为正，观其有许、史之累则可见矣。夫欲其说之行而假许、史以为重，此诡遇获禽之心，君子不道也。然其为相，亦有可取者。四方有异闻，或有逆贼、灾变辄奏言之，此诚宰相事也。其《谏伐匈奴书》，有曰：「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，风俗尤薄，水旱不时。按今年子弟杀父兄、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，臣愚以此非小变也」。凡此在它人不知为忧者，而相独知忧之，亦概乎有闻矣。故予甚惜其进之不能以正也。进不以正则牵制徇从之事必多，而感格正救之风或鲜矣。丙吉深厚不伐，在它人亦所难者，其德厚可称也。其为相若宽缓者，虽天资则然，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，而有矫之之意欤？然抑亦太甚矣。至于韩延寿、杨恽之死，则亦莫能救也。吉见谓不亲小事、知大体，二卿之死，夫岂事之小者邪？滥刑若是，其于大体何有？若语其才识，盖不逮相远矣。

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」。圣贤之生亦有定理，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数乎？夫是以知天人之难合也。盖至于吾夫子，有扶天下之道，有正四代礼乐之志，而时君方骛于功利，有道不合，有志不遭，而徒能叹凤鸟之不至，周公之不复梦见，而定理之不应，定数之不验。孟子所以复叹其未有疏于此时，而伤其数之过。知天下息肩之日尚远，而圣贤相遭之期犹未也。时日愈疏，世变愈下，使其相遭，则君非昔者之君，臣非昔者之臣，徒以当方来之数，而无复三代之盛矣。孟子之叹，盖叹此也。自汉而言之，则萧曹之遇高祖，丙魏之遇宣帝，盖可谓汉家遇合之盛矣。自唐而言之，则房杜之遇太宗，姚宋之遇明皇，亦可谓唐家遇合之盛矣。其一时君臣之遇合，足以扶斯世而苏生民，贻谋方来而光映前古；其所谋谟成就，后世皆莫之先也。而卒有愧于三代，岂其期运不接，源流不继，而天人之际至难合欤！何治道之遂疏阔也！周室之衰，以迄于秦，天下之乱极矣。斯民不知有生之为乐，而急于一日之安也。高祖君臣独知之，三章之约以与天下更始，禁网疏阔，使当时之人阔步高谈，无危惧之心，虽礼文多阙，而德在生民矣。曹参以清净而继「画一」之歌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，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。魏相之奉天时，行故事，丙吉之不务苛碎，不求快意，以供奉宣帝宽大之政，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。唐承隋旧，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远，天下不能无望于纪纲制度之举而致治之隆也。太宗君臣独知之，兴仆植僵，以《六典》正官，以进士取人，以租庸调任民，以府卫立兵。虽礼乐未讲，而天下之废略举矣。房、杜谋断相先，而卒与共济斯美。此其君臣遇合之盛，亦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。姚崇之遇事立断，宋璟之守正不阿，以共成明皇开元之治，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。自汉唐以来，虽圣人不作，而贤豪接踵于世，有如贾生之通达国体，董生之渊源王道，欲揭其君于三代之隆，其君亦既知之，而卒于不遇；而第五伦、李固之徒，亦班班自见于东都，而无复君臣遇合之盛，亦可为汉家天时人事之叹矣。有如陆贽之论谏仁义，李泌之惓惓古制，欲使其君为不世出之主，其君亦尝用之，而终于不尽；而杜黄裳、裴度之徒，亦各有以自见于世，而无复君臣遇合之盛，亦可为唐家天时人事之叹矣。夫君臣之相遭，盖天人之相合，而一代之盛际也，此岂可常之事哉！盍于《易》《否》《泰》之象而玩之乎。

大臣之用天下，固当维持天下之治体，而末节不与焉。即其区区之末节而较其一时之所长，则其著见于事业者，固不能无等级之辨。然非所以论大臣用天下之道也。治天下有定体，大抵宽大乐易者有经久之谋，而刚锐果敢者皆迫切之计。为大臣者固当培植国本，固结人心，使天下之治至于千万世而不穷焉可也。苟惟治体之不察，而一切之严毅者，究心焉，则其目前之效非不耸然甚可喜，而治道之元气索矣。昔者汉家之治源深流长，诚不以一时之严毅者为之也。萧何之画一，曹参之清净，丙吉之长者，是固足维持汉家仁厚之政。而魏相独以严毅闻，严毅非不足以为政也，而汉家之治体果如是乎？君子于是而考明之，则四子之所以用汉者，殆不容无所辨。萧曹丙魏孰优？请因班固之赞而申之。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治体，而其所以辅赞弥缝、于不可终穷之地者，要必有以任其责也。苗民之弗率，声其罪而诛之无难也。而禹之相舜，乃汲汲于班师之举，商民之弗靖，虽锄而绝之，勿恤焉可也。而周公之相成王，乃谆谆乎「姑惟教之」之言，夫优游和缓之不足以制天下之变固也，而圣人之心顾乃委其自安，待其自定，何也？盖不如是，则不足以维持天下之治体也。然则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者，其以此欤！西刘之兴，固不可以三代之治责之也。然高祖天资仁厚，出秦民于汤火之馀，而纳之于衽席之上。萧、曹二子亦且静愿少事，而足以为天下安养休息之政。夫是以一代之治体，可以久传而无后患。自武而宣，则其浑厚之气已少蠹矣。丙吉之长者，犹足以扶其颠而反其坠。至于魏相之严毅，则又益甚焉，是不可以不辨也。而世之论者则曰：萧何以民田而自污，其视夫相之称上意者为孰愈？曹参以醇饮而自肆，其视夫相之总领众职者为孰优？丙吉闻匈奴之警，而后任科琐边吏之责，其视夫相之识兵略者为孰胜？自是而观，则相之才智自足以震耀于一时，而非三子之所可及也。然君子不观其才智之所用，而深考其维持治体之所在，则优劣之辨，始有可得而论者。采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之说，而不知其品式之繁，诚不若三章之约为简且易也。奏贾谊、晁错之言，而不知其陷于刑名之过，诚不若狱市不扰者之为安且久也。稔霍氏之祸，而不能救赵、盖、杨、韩之诛，诚不若三公不按吏者之为无后悔也。三子之所以维持治体者，相果能之乎？相当宣帝严毅之朝，而不知守高帝仁厚之治，顾乃耗天下之脉，而滋天下之变，则三子之智似不如是。君子于是而观之，则其人才之优劣，盖有定论矣。虽然汉家仁厚之治，是固不可以不守也。然文帝之朝，公卿大夫风流笃厚，耻言人过，其仁厚可知也。至于周勃之椎鲁，申屠之木强，是虽不至于激天下之变，而亦何补于汉家一代之治？吁，治天下之道，不病于法制之不详，正病于法制之过详也；不病于政令之不严，正病于政令之过严也。用天下者，苟能因其一代之体，而守其一定之法，则仁厚之泽，虽至今存可也。萧曹远矣，丙吉之长者固莫得而见矣。与其为魏相之严毅，而至于亏天下浑厚之气，固不若申屠、周勃之徒，虽不足以耸天下之观听，而亦不至于激天下之多事也。君子其可不为之辨明乎？今观班固之于数子。一概而论之，且曰君臣一体，相待而成。则夫萧、曹、丙、魏之得君行道，是固不可以优劣辨。然独于魏相之严毅，而谓其不如吉之宽，则班固之论，盖亦深识乎天下治体，而非泛然之论也。犹之一身焉，为康强无事之时，而投之以决裂瞑眩之药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，此治体之说也。固之论数子，则亦主乎此而已矣，学者当以是求之。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