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龄王圭。俱是国家重臣。并以忠正任使。其所考者既多。或一两人不当。祗是见有左右。终非心有阿私。若即推绳。不相信任。此事便不可信。何以堪当重委。假令错谬有实。未足亏损国家。穷鞫若虚。失委大臣之体。且万纪每日常在考堂。必有乖违。足得论正。当时鉴见。一无陈说。身不得考。方始纠弹。徒发上嗔怒。非是诚心为国。无益于上。有损于下。所惜伤于政体。不敢有所阿党。

垂谕确实详悉，殊非泛然之论，足见进德之功，不胜降叹。大抵培养孝友，根基深厚，爱既笃则虑自周，几微萌芽，一一自见，恳恻劝导，盖有不能已者，仲尼所谓「忠焉能勿诲乎」是也。若视之漠然不相干，或迟疑畏缩而不发，皆是于忠爱上少欠耳。既发于忠爱，则语言蔼然慈祥，自无责善伤恩之病，斟酌弥缝，亦自然深浅得所。若至伤筋犯骨，只是本原未深厚，故易得卤莽疏漏耳。

叔度见过，出示先丈诲墨，且言将为双林之游。讣音忽来，变出意外，惊骇悽怆，涕泗交集。然寿考康宁，集五福之全，固可无憾矣。尊兄至性纯孝，创钜痛深，曷以胜任！昔人有言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。昆仲讲学有素，必将大复古礼，以革俗习之陋。某妄意讨论，朝夕朔望奠礼纳呈，恐或可资采用耳。

不意凶变，年家丈奄弃荣养，奉讳悲哽，累日不释。昆仲骤罹大祸，追慕荼毒，孝思奈何！罔极奈何！金华经年，每荷先丈顾存之厚，情意周浃，殆同戚属。别去甫数月，遂隔幽明，此私心所以戚戚也。夫子曰：「人未有能自致也，必也亲丧乎」？盖孝子仁人，必诚必信，不敢有一毫不尽者，惟在乎此。矧巨室一国之所慕，四封于是乎观礼，尤不可不审。昆仲讲学之久，想亦不在祝也。彼纷纷者所以疑骇，特蔽于习俗而未有发其良心耳。吾尽哀敬以动其机，则疑骇将转而为叹服矣。专人行，略此问讯，惟祈节哀顺变，以全孝道。吉卜已有定所，窃谓少阔略阴阳拘忌之说，议乃易合。素荷眷存之厚，敢以此献。

某官次粗遣，但无补毫发，徒自愧耳。奠居既久，想渐成趣，解组之由既无愧怍，身闲心安，尊幼和辑，世间之福，讵有过于此者，何必外求也！李寿翁被召，想婺女甚惜之。然来此殊有补，第恐其倦于应酬，惮于入都耳。孺子不知已成行否，或犹未行，告为督趣就道，幸甚。此间甚闲暇，殊有工夫相伴读书也。

安居想渐成趣。前日纷纷，似不必犹置胸次。回首既无甚愧怍，隋时恬养足矣。至于明辩枉直，此乃在位者之责，或迟或速，顺听之可也。

某病废如此，遽叨恩命，萎痹无由拜受，已上章力辞。敢告朝路间，力为道沈痼决不能出之状，庶几有助耳。人情、法意、经旨，本是一理，岂有人情、法意皆安，反不合经旨者耶？在勉之而已。孺子近日作举业却勤，亦可喜也。

比辱教恍，病倦久不得治报，坐深系仰。易地委寄虽不轻，然于此尽心焉，流泽之远，何止五世也！大抵公道终可倚，但人夺于目前利害，不暇深思耳。某病体只如旧，所幸无求安望愈之心，免得烦扰，日用亦自安适也。其它叔昌昆仲当能具道。

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夫士之怀才以自见于世，常虑夫人君之不我用。君既知而用之矣，同列之人相与媢其长而媒孽其短，周旋四顾，无与共此乐者，其何以泰然于进退之际哉！此自古乘时有为之士，而犹怀不尽之叹，以公论常不出于同列故也。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徵、王圭，其于唐室之兴，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。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，而无相媢之意，虽至于廷论之际，辨其所长，如数黑白，则诸公岂不各以自慰哉！王圭确论如何，于是始有可论者。夫宠利所在，至可畏也；功名之际，至难居也。君臣上下相与共乐之，而无异同疑间之论，则为可愿耳。汉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，固非一人之力，而萧何、韩信、张良盖杰然于其间。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，于是张良以神仙自脱，萧何以谨畏自保。韩信以盖世之功，进退无以自明，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，而卒不能保其非叛，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。然则人才之获尽其用，乃一身之至忧也，则亦何乐于功名宠利之际哉！故李泌极论李晟马燧于德宗之前，而二臣为之感泣。使泌如张延赏，则晟方欲死而不可论；至于此，则同列之公论岂不甚可乐哉！吾之所长既已暴白于天下，而犹眷眷于同列之公论，固非沾沾自喜之为也。盖同体共事之人，其论易以不公，而人主之听易以入。此自古之所通患，而其来非一日矣。唐太宗之兴也，房玄龄相得于艰难之中，谋谟帷幄以定大业；温彦博盖尝掌其机事，而李靖亦既有功于南方矣。其后天下平定，玄龄相与兴仆起僵，而唐之纪纲法度灿然为之一新；彦博于出纳之间，盖亦具尽其劳；而征伐之责，靖实专之。及魏徵、王圭以雠臣入备谏诤之列，而戴胄亦自小官进用，遂以平天下之法。其先后新故之不同，亦已甚矣。太宗并举而大用之，以究尽其才；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，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。一日，太宗以王圭善人物，使之庭论诸公之才，而圭一二辨数，皆足以尽其长而中其心。彼其同心以济天下之事，至是可以释然而自慰矣。宜其不谋同辞，而皆以为确论也。不然，因诸公已成之业而论之，此何足以为知人、而诸公乐之至此哉，故曰：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嗟夫！圭之论可谓公，而其心盖亦甚平矣。圭与徵均为诤臣，而忠直剀切，大略亦相当也。人情每蔽于自知，而圭独察其有耻君不及尧舜之心，而自处于激浊扬清之任，辨析毫釐，而明于自知，则其论安得而不公！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。虽然，房玄龄视诸公最为旧故，而唐业之成亦劳矣。以汉高帝之多疑，盖终其身不敢舍萧何而他有所用也。太宗方奋然有运天下豪杰之心，使新进迭用事，而玄龄泰然居之，不以进退自嫌。故诸公得以尽其才，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。夫迭用新进而不害于国家之大体，此萧何、曹参之所难，而圭之论所未及也。岂玄龄固乐诸公之并己，而非圭之所可察乎！此玄龄所以为宗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