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非将种，又非豪家，觖望风云，以至于此，可深思奇略，善克令终，开朱门而待宾，扬声名于竹帛，岂非大丈夫哉（《梁书·陈庆之传》）。

臣闻梁武帝在江东四十八年，而敌国凡更八主。以其在江东四十八年之久，则宜其有馀力，可以举中原；以敌国之凡更八主，则宜其有外衅，可以灭群丑。然命将出师，时出以挑魏，而终不能一举武以践中原之土。此其故何也？盖帝之暗于机会，而重于失洛阳之役故也。方庆之之入洛也，正当魏孝庄矫立之际，尔朱荣提兵内向之初，中原扰乱，自相屠戮，庆之卫送元颢还北，而兵锋所向，无不摧破，自铚县以至洛阳，恢复三十二城，四十七战皆克，由是荣党奉头鼠窜，而魏孝庄卧不安席，乘此之会，盖可以潴洛阳之庙社，复中原之衣冠，而使自东晋以来夷狄乱华之祸一洗而空之，而武帝莫之为也。谓武帝之重于用兵耶，则西开牂柯，南平狸洞，固尝旷岁累月，以事南蛮，兵革未尝息也。谓武帝之惮于劳人耶，则南越浮山，北抵巉石，固尝用二十万众以筑淮堰，而力役未尝止也。谓武帝之不贪土地耶，则函谷以东，瑕丘以西，固尝受河南之地，以纳叛臣，而土地未尝弃也。而独于洛阳之役，则一切委之于元颢而莫之问，庆之之在洛阳，独以七千之兵，抗尔朱荣十倍之众，形单势弱，愿请益兵，而帝乃纳元颢之间，遽寝而不报，此何为也耶？机会如此，胜捷如此，而不知席此之势，以定中原，卒使孝庄、尔朱再陷河洛，已而高欢则挟魏孝静以据河北，宇文泰则诱孝文以入关中，元魏迭更八主，分为东西，而武帝之在江东，犹自若也。帝之所以保护江东，固为善矣，而神州赤县，甘委而为犬羊之聚落，帝其谓何哉？且辽海沙漠，隔限中外，而刘、石、苻、姚、慕容、拓跋之徒，倔强奋兴，迭据中土，其后世子孙，不兵则酖，例皆不得其死。逮夫尔朱荣河阴之祸，则益又昭然。当是之时，凡元氏之亲王骨肉，以及当时朝士，一旦悉死于干戈之下，意者犬羊之类，不当冒处于中华，而中华之人，亦当不污丑夷之官爵。是以天地之意，假手尔朱，而赐之刀锯以剿除之也。然尔朱荣之奉孝庄，以夷狄攻夷狄，其残暴之性，与元氏一律，中华之人，其不安于尔朱者，犹之元氏也。此武帝所以乘其乖乱之隙，命庆之北伐，而因以元颢还北主魏。武帝于此，命之北伐则是也，而使之卫送元颢主魏则非也。昔者当秦之衰，豪杰并起，争奉六国之后；新室之败，群盗并起，争奉刘氏之后。盖以益言之，则六国刘氏之后，所当再立于中原也，若元氏也，乃阴山之狄，拓跋氏之种，岂意当再立于中原也耶？武帝扬兵以讨尔朱，而以元颢主魏，甚亦其失也。原帝之意，岂亦欲如秦之送重耳于晋，晋之送蒯瞆以归卫，而责其后报耶？向使武帝因庆之之胜，传檄天下，因尔朱残虐之祸，而斥夷狄不当窃据于中原，继而大兴江东之众，以进屯洛阳，则举三齐以遥应者，庆岂但邢杲而已。岂意庆之之出，专为元颢之复国，而初未尝为恢复中原之谋。自元颢败后，尚以江左之兵三送元氏而为魏主，则是武帝之惑，盖终身不解也。夫尔朱荣、尔朱兆，与夫高欢，宇文泰之徒，各奉元氏，以分据河洛，中原扰扰，莫适为主，此固可以举江东之师，进图混一，而武帝乃奉元氏之后以还之，则是借寇兵而资盗粮，其去尔朱之徒，盖无机矣。呜呼！以武帝之聪明文雅，江左称贤，自应渡江而北，出为中华之主，以救斯民涂炭之祸。而帝之在当时，非惟不能剪夷狄之类，以主中华，而乃率中华之人，以奉夷狄，何倒行逆施，以至于此极？抑尝观之，陈庆之之师入洛阳，是岁大通元年，帝于是岁初尚佛法，释御服，披法衣，以身为祷。武帝至是，盖为佛法之牵制，朝夕从之，何暇有意于中原哉！是以元年六月，庆之入京师，魏孝庄出居河北，而帝方在建康设救苦斋。八月，尔朱荣向洛，攻杀元颢，而帝方在建康设无遮会。三年，尔朱兆废晔，奉节闵为帝，而帝方在建康说《般若经》。逮至大同元年，东西两魏相攻，南师大举北伐，此宜可以进乘两国之毙矣，而遂下诏班师，因与东魏讲和。自是之后，纵意事佛，凡三度舍身，而强寇陆梁，竟莫之问。以此而观，武帝之在江东，事佛则力，而征伐则不力；说经则暇，而辟土地则不暇。此其所以享国虽长，而规模浅狭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