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吴执中传》在《徽录》八十八卷，《国史》九十三卷，与其家传皆相应。但家传云：「公缘微病，踰月不对，已有间之者。一日面奏，论列边防利害，及于一二大臣。上不说，翌日落职，知滁州（大观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告下。）」。又载：「十月二十二日奉圣旨，吴执中初除中宪，议论刚正，凡所陈述，殊无顾忌，颇有古直之操，遂降诏褒之。厥后仅两月馀日，并无建明。一日进对，奏陈论列，殊无根柢，惑于邪说，顿失所守。可落职知和州，替蔡嶷。仍放谢辞，限日下出国门。其蔡嶷别与差遣（此必是省劄。）」。而传云：「先是，蔡京忌张康国，引执中居言路。执中论刘炳兄弟不葬亲，数宋乔年父子过恶，相继罢黜。炳与乔年，皆京党也。及上语执政，嘉其不阿，康国奏：『意在逐臣』，已而言康国之章果上。上怒执中怀谗，出知滁州（此事不知何据，但语意向背不伦。执中本是京引居言路，使攻康国，则不应先攻京党而后及康国也。）」。又家传云：「政和改元，星文示变。公以为推寻厥咎之由，实自蔡京始，因列其命令不信，刑罚失中，公帑空虚，民力困匮，农桑失业，货财不通，而穷荒无用之地追讨兴建无已之罪，请降京五官，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」。又载御笔云：「比以旧弼蔡京擅作威福，傲睨弗悛，屡致人言，禠官斥外，申严邦宪，足示诫惩。尚虑怨仇乘时骋忿，捃摭旧事，论列未休，下石相挤，弹击不已，务快复雠之私忿，不思体貌之前规，致矫枉过中，疾恶已甚，宜俾宽宥，曲示始终。咨尔台僚，明听朕命（大观四年。）」。而传云：「彗星见，上察京奸状，欲逐之。言者交论京不已，执中上章，谓进退大臣当存体貌，于是为京降诏而京得不重贬（此与家传亦不同。然执中后以不论张商英贬黜，则非蔡氏之党矣。未知本传何据书此。）」。执中尝举游酢自代，又尝差同开封尹李孝寿鞠陈正汇告变事，执中平心以处，得罪者自以为不冤。尝论花石纲，诏即罢之。后每有所须索，必戒左右曰：「毋令吴某知」。翰林学士张阁等出守杭州，陛辞日，乞领花石纲事。自是应奉愈炽，不可救矣。尝论郭天信过恶，而言者以为与商英皆天信所荐。与吕惠卿为友婿，惠卿遭时得君，所荐无不拔用。执中在选调，未尝附丽以图进取（并家传。）。御笔云：「卿前日上殿，奏陈曾任学事，见今放罢姓名，可亲书实封进入」。「臣伏奉御封（云云。）右臣昨面奏，系是提举荆湖南学事胡安国，谨具奏闻」。

执中子岩夫，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，出太师鲁公京门。余深尝于彭世英家见其议蔡卞谥文正议。

魏徵以《小戴礼》综汇不伦，更作《类礼》二十篇，数年而成。太宗美其书，录寘内府。今此书不复见，甚可惜也。

王彦霖行蔡确词，乃邵武大乾高宇所为，其家尚有遗稿（方伯谟尝见之。）。

乙卯十一月四日，詹元善说去年见李兼济说寿皇曾遣一小珰，以中原事问平江何蓑衣。蓑衣授以纸笔，口诵数语，令书以进曰：「贺新郎，贺新郎，胡孙拖白不终场。不终场，未便休，雄豪分裂争王侯。争王侯，闹啾啾，也须还我一百州」。寿皇以示兼济之父秀叔参政。后数年，虏储允恭死，虏酋雍亦毙，而孙璟袭位，即所谓胡孙者也。岂璟将不终而中原分裂，河南、北将复我也耶？元善又见异书云：「火龙变化丹蛇腾，青羊踯躅乌犍耕，玄豨冲突苍鼠平」，亦莫详其为何等语也。姑并记此，三年而后出之。

释氏有清草堂者，有名丛林间。其始学时，若无所入。有告之者曰：「子不见猫之捕鼠乎？四足据地，首尾一直，目睛不瞬，心无它念。唯其不动，动则鼠无所逃矣」。清用其言，乃有所入。彼之所学虽与吾异，然其所以得之者，则无彼此之殊。学者宜以是而自警也。

闽中人李复，字履中，及识横渠先生。绍圣间为西边使者，博记能文。今信州有《潏水集》者，即其文也。其间有论孟子养气者：「动必由理，故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地，无忧无惧，其气岂不充乎？故曰是集义所生者。舍是则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责，自歉于中，气为之丧矣，故曰无是馁也」。此语虽疏，然却得其大旨。近世诸儒之论多以过高而失之，甚者流于老庄而不知，不若此说之为得也。惜其乱于诗文博杂之中，学者或不之读，故表而出之。

蜀人冯当可之文号《缙云集》，集中有封事，末云：「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跸建康，选将练卒，用张浚、刘锜总统诸军，节用损己，以充军费，皆事也，非事之本也。惟陛下远便佞、疏近习，清心寡欲，以临事变，此兴事造业之根本。《洪范》所谓『皇建其有极』者也」。此绍兴庚辰、辛巳之间所上，其谋画议论，皆奇伟的当。而所论皇建有极，又深明治本而略识经意，古今论《洪范》者少能及也。余尝作《皇极辨》，与之暗合，因笔其语以證余说。旧见汪端明尝称其人，甚敬重之。今果不谬云。

《说文》：「䏌，振䏌也，从肉，入声，许讫反」。东坡疑从「入」无缘为䏌声，而谓舞必八人为列，乃谓「佾」即「䏌」字，从「八」从「肉」。今按，此乃《说文》之误，东坡疑之是也，而其所以为说则非。若以「八」字为「兮」而从「肉」、「兮」省声，则正得许讫切矣。「䏌」又从「人」，乃为「佾」字，盖舞则人之振䏌也。然今《说文》不见「佾」字，坡云有之，未详其说。每详「䏌」字即「肸」字，故《说文》但有「䏌」字而别无「肸」字。坡疑「佾」即「䏌」字，亦非也。《班史·武纪》谓云「屑然如有闻」，亦肸乡之义也。

东坡又云《宋书·乐志》论房中乐非后妃事，盖《周礼》注误，极有理（当考。）。武庚即是禄父，东坡以为两人，恐别有据（已上并见泉州舶司所刻《雪堂帖》。）。

东坡手书煮猪肉法引《孟子》曰：「心勿忘勿助长」，知前辈读此，皆依古注「勿正」为句绝，非独程先生也。作「正心」者，其始于王氏乎。然文势亦或有之，未可直以为非，故予于《集注》两存之。

会稽官书版本有《子华子》者，云是程本字子华者所作，即孔子所与倾盖而语者。好奇之士多喜称之。以予观之，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，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，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，其语多用《左传》、《班史》中字，其粉饰涂泽、俯仰态度，但如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。不惟决非先秦古书，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。原其所以，祗因《家语》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，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，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予，必是当时贤者，可以假托声势，眩惑世人，遂伪造此书以傅合之。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，祗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，遂为南康军戴师愈者伪造《正易心法》之书以托之也。《麻衣易》予亦尝辩之矣，然戴生朴陋，予尝识之，其书鄙俚，不足惑人。此《子华子》者，计必一能文之士所作，其言精丽，过《麻衣易》远甚。如论《河图》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，六与八蹈一而下沈，五居其中，据三持七，巧亦甚矣。唯其甚巧，所以知其非古书也。又以《洛书》为《河图》，亦仍刘牧之谬，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。或云王铚性之、姚宽令威多作赝书，二人皆居越中，恐出其手，然又恐非其所能及。如《子华子》者，今亦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，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，其前一篇托为刘向而殊不类向它书，后二篇乃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，类若世之匿名书者。至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，正是并缘释氏之说。其卒章宗君、三祥、蒲璧等事，皆剽剥它书，傅会为说。其自叙出处，又与《孔丛子》载子顺事略相似（《孔丛》亦伪书也。）。又言有大造于赵宗者，即指程婴而言。以《左传》考之，赵朔既死，其家内乱，朔之诸弟或放或死，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，故武从其母畜于公宫，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，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？且其曰有大造者，又用吕相绝秦语，其不足信明甚。而近岁以来，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，固已可怪。至引其说以自證其姓氏之所从出，则又诬其祖矣。大抵学不知本而眩于多爱，又每务欲出于众人之所不知者以为博，是以其弊必至于此。可不戒哉！

或云程邑在雍州之东二十里，王季所居。又引苏黄门《诗说》，周之程邑，汉扶风安陵县也。予按，雍州之境东自西河，西距黑水，延袤数千里，不知所谓州东二十里者，自何处计此里数？若指丰、镐而言，则经传初不明言其为雍州治所。又按《汉志》，安陵在长安北四十里，不应言东。又按《皇矣》之诗，此诗乃是文王克密之后所作，亦不得为王季所居也。然意此语必有自来，但「州」字当是衍文耳。所谓雍者，乃扶风之雍县，其地亦在长安之北，计与安陵相去不远，故得引以相明。唯王季之云，恐别有所据，然亦未知其与《诗说》孰为得失也（当考。）。

上虞、馀姚二邑，皆以舜名。而上虞村落又有号百官，俗传百官牛羊之处也。或谓四旁多舜事迹，疑其子孙所封，理或有之，然不可考矣。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袭讹谬，如《子华子》后序，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贵溪县，盖其图经之说如此，岂有此理哉？以它书考之，地名鬼谷者凡数处，疑特俚俗相传物魅之区尔，未必仪秦之师所居也。上虞旁邑嵊县有戈、过二姓，即少康所灭羿浞之党。其子孙乃聚于一邑，又近禹葬之地，不知其何故也。

俚俗相传，疫疾能传染人，有病此者，邻里断绝，不通讯问，甚者虽骨肉至亲，亦或委之而去。伤俗害理，莫此为甚。或者恶其如此，遂著书以晓之，谓疫无传染，不须畏避。其意善矣，然其实不然，是以闻者莫之信也。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，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。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，以利害言也。曰虽染而不当避者，以恩义言也。告之以利害，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，不知恩义之为重也。一有染焉，则吾说将不见信，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。告之以恩义，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。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，则虽有染者，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。抑染与不染，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，气体之虚实，不可一概论也。吾外大父祝公少时邻里有全家病疫者，人莫敢亲。公为煮粥药，日走其家，遍饮病者而后归。刘宾之官永嘉时，郡中大疫。宾之日遍走视，亲为诊脉，候其寒温，人与药饵。讫事而去，不复盥手，人以为难。后皆无恙云。

沙随有《活人书辨》，当求之。

严州王君仪能以《易》言祸福，其术略如徐复、林瑀之说，以一卦直一年。尝言绍兴壬戌太母当还，其后果然。人问其故，则曰：「是年《晋》卦直事有『受兹介福，于其王母』之文也」。予谓此亦小数之偶中耳。若遂以君仪为知《易》，则吾不知其说也。沙随《春秋例》说滕子来朝为自贬而用小国之礼，如郑人争承之比，最为精当。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称人，谷邓书名，又有不可通者。而诸儒之说，亦莫之能明也。

《孟子》「决汝汉，排淮泗而注之江」，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对偶而云耳。若以水路之实论之，便有不通，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。说者见其不通，便欲强为之说，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。如沈存中引李习之《来南录》云：「自淮沿流至于高邮，乃溯于江」，因谓淮泗入江，乃禹之旧迹，故道宛然。但今江淮已深，不能至高邮耳。此说甚似，其实非也。按《禹贡》，淮水出桐柏，会泗沂以入于海。故以小江而列于四渎，正以其能专达于海耳。若如此说，则《禹贡》当云南入于江，不应言东入于海，而淮亦不得为渎矣。且习之「沿溯」二字似亦未当。盖古今往来淮南，只行邗沟运河，皆筑埭置闸，储闭潮汐以通漕运，非流水也。若使当时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，则不须更开运河矣。故自淮至高邮，不得为沿；自高邮以入江，不得为王。而习之又有「自淮顺潮入新浦」之言，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，有似于沿意。其过高邮后，又迎江潮而出，故复有似于溯，而察之不审，致此谬误。今人以是而说《孟子》，是以误而益误也（今按，《来南录》中无此语，未详其故。）。近世又有立说，以为淮泗本不入江，当洪水横流之时，排退淮泗，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。此说尤巧而尤不通。盖汝水入淮，泗水亦入淮，三水合而为一。若排退淮泗，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。汉水自嶓冢过襄阳南流，至汉阳军，乃入于江。淮自桐柏东流，会汝水、泗水以入于海。淮、汉之间，自有大山，自唐、邓、光、黄以下至于潜霍，地势隔蓦。虽使淮泗横流，亦与江汉不相干涉，不待排退二水而后汉得入江也。大抵《孟子》之言只是行文之失，无害于义理，不必曲为之说，闲费心力也。

《春秋》上辛雩，季辛又雩，《公羊》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，此说非是。昭公失民已久，安能聚众？不过得游手聚观之人耳，又安能逐季氏？宋昭公、季氏事见《左氏传》，极有首尾。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尔，何足为据？或者乃信其说，以解《春秋》。既为谬误，又欲引之以解《论语》樊迟从游舞雩之下一段问答，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发者，则又误之甚矣。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说，而近世又增广之也。尝见徐端立丈说曾以苏说问尹和靖，和靖正色久之，乃言曰：「解经而欲新奇，何所不至」？闻之令人悚然汗下。

或说《鱼丽》诗云：「罶，笱也。笱者，寡妇之器也。寡妇得鱼而不为富彊所夺，则是太平之象，而可告功于神明也」。此因小序而失之，固为无理。然专以笱为寡妇之器，似亦未然。盖聚石为梁，必有笱以承其阙空，乃可得鱼。凡取鱼者皆然，非但寡妇也。但笱易成而易用，虽寡妇亦能置之，故以为寡妇之笱。它人则取鱼之器尚多，不专用笱耳。非谓它人不得用笱，而唯寡妇得用，亦非谓寡妇只得用笱，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鱼也。《谷风》《小弁》之诗皆曰：「无逝我梁，无发我笱」，岂寡妇之作也哉？

「打」字今浙西呼如谪耿切之声，亦有用去声处。大抵方言多有自来，亦有暗合古语者。如浙人谓「不」为「弗」，又或转而为「否（呼若甫云。）」。闽人有谓「口」为「苦」，「走」为「祖」者，皆合古韵。此类尚多，不能尽举也。

附子今人未尝不服，但熟即已疾，生则杀人耳。汉淳于衍毒杀许后，盖生用也。果尔，则虽平人亦不免，况乳妇乎。或者乃以今人有新产而以附子愈疾者，遂疑汉史之误，过矣。予尝中乌喙毒，始时头岑岑然，久之加烦懑，正如许后之證。当时在深山中，不能得药，须臾通身皆黑，势甚危恶，意必死矣。偶记汉质帝语，得水尚可活，亟令多汲新水连饮之，遂大呕泄而解。此亦不可不知也。

或谓李华著论废卜，故终失节。王涯首议搉茶，后亦得祸。至如近岁茶商作贼，杀人甚众，皆涯之罪也。予谓废卜固其所见之谬，然与失节事不相类。搉茶固为有罪，然甘露之变，死者十馀族，岂皆搉茶所致？且今村民争田争水，劫取谷粟，以致杀伤者多矣，又可追咎神农、后稷耶？大抵论事只当言其理之是非，不当计其事之利害。此等议论虽欲因事设为警戒，然其势将有所穷，反使世人并与正理而疑之，非小失也。

《韦苏州集》载秦系诗自署「东海钓客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」，而诗有「久卧云间已息机，青袍忽著狎鸥飞」之句。盖系尝隐泉州九日山，故有东海之号。「青袍忽著」，自谓其新授校书郎尔。故韦和诗云：「知掩山扉二十秋，鱼须翠碧弄床头」，正答其意也。或者乃谓青袍、翠碧皆为韦发，既失诗意，又谓唐刺史不借服色，则又误矣。牛丛对宣宗云：「臣今服绯」，是刺史所借。而白乐天忠州被召时诗言之极详，何考之不审耶？韦苏州事迹，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详。近年姚令威又作后序，于厚叔外又增补二事，然皆失之。其一以韦赠人诗有「少年游太学」之句，遂谓韦尝游太学。不知韦诗所云，乃是谓所赠之人也。其一以韦有「分竹守南谯」之句，遂谓韦尝守亳，不知南谯乃滁州也。其说之误，正与青袍者相似。夸多之弊，至于如此。事虽不急，亦可戒也。

或说「说大人则藐之」，以藐为自小之意，云说大人时当如子弟之对父兄，恬然泰然，说尽道理，不作大事看，非谓小视大人也。此说甚怪，下文更说不行。如「吾何畏彼哉」一句，不知却如何说？人皆知其不可，而或者信之。盖正理不明而先入为主，故其惑如此，亦非止此一条也。

或云旧见《水忏》言有行者盗常住食物而变为饿鬼者，初不之信。近见《夷坚志》亦有此事，乃信。理可推者，人理耳。若鬼神仙佛事，非理可究。予谓二事一律，妄则皆妄，真则皆真。今乃疑其一于前而信其一于后，何耶？天下之事，巨细幽明莫不有理，未有无理之事，无事之理，不可以内外言也。若有不可推者，则岂理之谓哉？或又云庄、列、释氏皆有大过人者，但为从别路去，故不可与校是非。予谓既云别路，则须自有正路，只此正路别路之间，便有是非可校，何言不可耶？

或读《关雎》，问其训诂名物，皆不能言，便说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」云云者。余告之曰：「若如此读《诗》，则只消此八字，更添『思无邪』三字成十一字，后便无话可说。三百五篇，皆成查滓矣」。因记得顷年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《易传》何处是切要处，尹云：「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此是最切要处」。后举似李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尹说固好，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，方始说得此话。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，便与他如此说，岂不误它」？余闻之悚然，始知前日空言无实，全不济事，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。

《艮》下《坎》上，其卦为《蹇》。蹇，难也。西南阴方，平易之地；东北阳方，险阻之处。当蹇之时，利趋平易而不利走险阻，又利见大人以济蹇，而守正则吉。故筮得此卦，其占如此。以《彖传》言之，云《易》本义合如此。

礼书，此书异时必有两本，其据《周礼》，分经传，不多取《国语》杂书迂僻蔓衍之说，吾书也。其黜《周礼》，使事无统纪，合经传，使书无间别，多取《国语》杂记之言，使传者疑而习者蔽，非吾书也。刘原父尝病何休以不修《春秋百二十国宝书》、《三礼春秋》，而予反病二书之不传，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也。异时此书别本必将出于信饶之间，石桥之野，故箱败簏之间，其亦足以为予笔削之助乎。十月十八夜，因读余正父修《礼》而书。

问：榷茶非古也，始唐赵赞议税天下茶以为常平，未竟而罢。贞元九年，乃定为三等之法，岁得缗钱四十万，而陆贽请储以备水旱，初不以为非也。然则天下之利，取之有名，用之有道，虽忧世之君子，亦不之责与。自唐以来，茶之法盖屡变矣，始则十税其一，未几十增其五，人固以为厚也。及王涯变税为榷，而天下怨之。李石为相，始复贞元之制。然自是而后，禁私贩至于死罪，增税额至有剩钱，亦几于甚矣。本朝先用榷法，淳化中，乃令商贾买茶于园户，输钱于官场，谓之贴射。自交引行，而贴射废矣，然大率皆榷也。其后以榷为不便，易而为税。然则唐之法，盖由税而为榷，榷不便而复税；本朝之法，盖由榷而为税也。今日其用榷法乎？用税法乎？以为榷耶，胡为有产则有茶租？以为税耶，则复交引以防私贩，何耶？抑榷税之法，参用之便耶？不然，有是有非，当有所去耶？侧闻艺祖平蜀，尽蠲苛歛，茶遂无禁。已而好事者始复议取，而负贩失业之民，往往犯法。近日湖湘间亦有挟此以为盗者，󲦤绅士大夫颇思所以更张之，而未有策也。或曰：山泽之利，不可专也，尽利于民，民将安逃？不可不少弛也。或曰：国用犹有未充，岁不能尽蠲，与其捐山泽之利以优末，孰有轻农田之征以重本？其说将安从乎？诸公怀有用之学以待上举，试为有司筹之。

《太玄》本为拟《易》而作也，其文参之《易纬》以序卦气，准之《太初历》以考星度，盖少杂乎《书》而不纯于《易》，密于数而道则未也。夫《易》以八为数，而《玄》以九为数；《易》数始于一，一重之而为二，二重之而为四，四重之而为八，八重之至于六十四，而八八之数立焉，故曰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六十四卦。《玄》数始于一，一转之而为三，三转之而为九，九转之而为二十七，二十七转之而为八十一，而九九之数具焉。故自一玄分而为天地人之三方，方各有三州，三其三方而为九州；州各有三部，三其九州而为二十七部；部各有三家，三其二十七部而为八十一家。《易》以六画成卦，而《玄》拟以方州部家之四位，四位立而首成焉。自中至事为天玄二十七，自更至昆为地玄二十七，自减至养为人玄二十七，合三二十七为八十一首，以拟《易》之六十四卦。首下有辞，以拟卦之《彖》；首为有九赞，以拟卦之六爻。九其八十一首，则为七百二十九赞。赞下有《测》，以拟爻之《象》，为七百二十九《测》，《测》、《赞》之外又有《玄冲》，以拟《序卦》，《玄错》以拟《杂卦》，《玄数》以拟《说卦》，《玄摛》、《玄莹》、《玄掜》《、玄图》、《玄告》以拟上、下《系》。至于《筮策》，又以拟《易》之大衍。虚其一而用四十有九。《玄》则虚其三而用三十有三。大衍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合三百六十，以当期之日。积为万有一千五百二十，以当万物之数。而《玄》则以天数十有八，地数十有八，合三十六策，以律七百二十九赞，以当一岁之日。积为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，以配万物之数。大衍揲以四，而《玄》则揲以三。大衍以七八九六定六爻而辨吉凶；《玄》则以七八九六定四位，而别休咎。与夫三摹之拟三索，三表之拟四象，一一与《易》相准，而犹以为未也。何氏《易纬稽览》创为卦气之说，以为起于中孚，而终于颐。六十卦，别以坎、离、震、兑四卦各主一方。卦中二十四爻，各主一十四气。其馀六十卦，有三百六十爻，主三百六十日。馀有五日，每日分为八十分，合四百分。又四分日之一，为二十分，是有四百二十分，以六十卦分之，六七四十二，卦各得七分。每卦得六日七分，以当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之数。而《玄》则又从而参之，始于中首，以配中孚，而终于养首以配颐，凡八十一首，皆法卦气之次序，首以二赞当一日，凡七百二十九赞，当三百六十四日有半。又增「踦」「嬴」二赞，为闰馀之数，以天之太初，上九十一月甲子朔旦，冬至无馀分，又千五百三十九岁，甲辰朔旦，冬至，又无馀分，又千五百三十九岁甲申朔旦，冬至，又无馀分，又千五百三十九岁，复甲子朔旦，冬至，无馀分。而《玄》则又从而准之，始于中首冬至之节初一日起，牵牛一度，而终于养首之上九，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为一岁。十九岁为一章，二十七章，凡五百一十三岁为一会，八十一章则三会。凡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。自子至辰，自辰至申，自申复子，凡三统九会，二百四十三章，有四千六百一十七岁，为一元。一章则闰分尽，一会则月食尽，一统则朔分尽，一元则六甲尽，与《太初历》相应，是《玄》之为数密矣。然密于其数，而道则未也。吾观其书，有如《中首》曰：「阳气潜萌于黄宫，信无不在其中」。而《养首》又曰：「藏心于渊，美厥灵根」。则天理始终循环无间之义，似亦察矣。然于《玄摛》有曰：「其上也垂天，下也沦渊，纤也入秽，广也包畛。其道游冥而挹盈」。又曰：「虚形万物所道之谓道，因循无革天下之理得之谓德。理生昆群兼爱之谓仁。列敌度宜之谓义」。又未能根极乎理义之大本，而不免乎老墨之指归。于《易》之宏纲大义，亦何所发明哉！况乎以周配复，以戾配睽，以上配升，以差配小过，以童配蒙，以增配益，以达配泰，以从配随，以进配晋，以释配解，以乐配豫，以争配讼，以更配革，以断配夬，以装配旅，以众配师，以亲配比，以盛配大有，以居配家人，以灶配鼎，以大配丰，以逃配遁，以永配常，以度配节，以减配损，以聚配萃，以饰配贲，以视配观，以晦配明夷，以穷配困，以割配剥，以止配艮，以成配既济，以失配大过，以难配蹇，以养配颐。徒区区为字训之模仿，而复拘拘于句法之循袭。《易》曰「幽赞神明而生蓍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昆仑天地而产蓍」。《易》曰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风识虎，云知龙，贤人作而万类同」。《易》曰「辟户谓之乾，阖户谓之坤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阖天谓之宇，辟宇谓之宙」。《易》曰「乾确然示人易，坤隤然示人简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天宙然示人神，地他然示人明」。《易》之「元亨利贞」，万化之原也，故君子行此四者，曰乾元亨利贞；而《玄》配之以君子行此五者，曰罔直蒙酋冥。愚不知「罔直蒙酋冥」于「元亨利贞」之义何得哉？《易》之阴阳、刚柔、仁义，三才之本也，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而《玄》配之以「立天之经曰阴与阳，形地之纬曰纵与横，表人之行曰晦与明」。愚不知纵横晦明，于刚柔仁义之旨何有哉！其他效为「天为圜」等语，则有「为雷、为鼓」之辞；效「革去故，鼎取新」等语，则有「更造新，常因故」之说。效十三卦所取，则有衣裳圭璧掜拟之论。若此之类，不可胜数，而于《易》道初无一补。前不足以发往圣之心，而后不足以开来哲之耳目。子思氏之《中庸》，孟轲氏之七篇，所以与尧、孔心传千载，若合符契者，何尝必为如是之配仿哉！抑又多为誇张自赞之语，曰：「知阴知阳，知止知行，知晦知明者，惟《玄》乎」！又曰：「晓天下之瞑瞑，莹天下之晦晦者，惟《玄》乎」！又曰：「夫《玄》卓然示人远矣，旷然开人大矣，渊然引人深矣，渺然绝人眇矣」。殊非圣贤气象。此当时如刘歆者所以有「空自苦」、「覆酱瓿」之讥，而近世如东坡，如伊川，所以谓其道不足取与屋上架屋之诮。是虽侯芭之受桓谭之传，张衡比之五经，陆续推之为圣人，宋衷之训诂，范望之解释，王涯之纂述，司马温公之作书与拟，类皆随己之好，而终不足以厌服千万世学者同然之见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