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度创开，彝伦方始，所班官秩，不改旧章。而无识之徒，因兹侥幸，谬增军级，虚名显位，皆言前朝所授，理难推抑。自非严为条制，无以防其伪窃。诸有虚增官号，为人发纠，罪从军法。若入格检核无名者，退为平民，终身禁锢（《魏书·后废帝纪》）。

自中兴草昧，典制权舆，郡县之官，率多行、督。假有正者，风化未均。眷彼周馀，专为渔猎。朕所以夙兴夜寐，有惕于怀。有司明加纠罚，称朕意焉（《魏书·后废帝纪》）。

撰《汉书》者先为项传，编《蜀记》者首序刘璋，所贵神器之传授有因，历数之推迁得序。伏缘汉隐帝君临在太祖之前，其历试之绩，并在汉隐帝朝内，请先修《隐帝实录》，以全太祖之事功。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圭，篡弑君位，未有记录，请依《宋书》刘劭例，书为元凶友圭；其末主，请依古义，书为梁废帝。其书曰《后梁实录》。唐末主之前，应顺帝在位四月出奔，亦未编记，请书为前废帝，清泰主为后废帝，其书并为《实录》。兼请于诸道搜索图记。

尺度之兴尚矣。《周官》璧羡以起度，广径八寸，袤一寸。《礼记》布手为尺。《淮南子》十二粟为寸。《孙子》十釐为分，十分为寸。虽存异说，莫可适从。《汉志》，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馀人，使刘歆典领之。是时，周灭二百馀年，古之律度，当有存者。以歆之博贯艺文，晓达历算，有所制作，宜不凡近。其审度之法云：「一黍之广为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」。先儒训解经籍，多引以为义，历世祖袭，著之定令。然而岁有丰俭，地有硗肥，就令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，取黍校验，亦复不齐。是盖天之生物，理难均一，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概尔。故前代制尺，非特累黍，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。晋泰始十年，荀公曾等校定尺度，以调钟律，是为晋之前尺。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：一曰姑洗玉律，二曰小吕玉律，三曰西京铜望臬，四曰金错望臬，五曰铜斛，六曰古钱，七曰建武铜尺。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，与本铭尺寸无差，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《隋志》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，然以晋之前尺为本，以其与姬周之尺、刘歆铜斛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窃惟周、汉二代，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则焉。而隋氏铸毁金石，典正之物，罕复存者。夫古物之有分寸，明著史籍，可以酬验者，惟有法钱而已。周之圜法，历载旷远，莫得而详。秦之半两，实重八铢。汉初四铢，其文亦曰「半两」。孝武之世，始行五铢。下洎隋朝，多以五铢为号。既历年代，尺度屡改，故大小轻重，鲜有同者。惟刘歆制铜斛之世，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，王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、货泉之类，不闻后世复有铸者。臣等检详《汉志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唐六典》云：大泉五十，重十二铢，径一寸二分。错刀环如大泉，身形如刀，长二寸。货布重二十五铢，长二寸五分，广一寸；首长八分有奇，广八分；足枝长八分，间广二分，圜好径二分半。货泉重五铢，径一寸。今以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四物相参校，分寸正同。或有大小轻重，与本志微差者，盖当时盗铸既多，不必皆中法度。但当校其首足、肉好，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，则铜斛之尺，从而可知矣。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，如刘歆术业之博，祖冲之算数之妙，荀公曾之详密，既合周尺，则最为可法。兼详隋牛里仁等议，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铜尺，以调钟律，以均田度地。唐祖孝孙云，隋平陈之后废周玉尺，用此铁尺律，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。今司天监景表尺，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，盖以其洛都旧物也。公曾所用西京铜望臬者，盖西汉之物。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。今以货布、错刀、货泉、大泉等校之，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，略合宋、周、隋之尺。由此论之，铜斛与货布等尺寸，昭然可验。有唐享国三百年，其制作法度，虽未逮周、汉，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。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，当依汉钱分寸。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，创制垂法，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间，荐之郊庙，稽合唐制，以示诒谋，则可且依景表旧尺，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制。王朴律准尺，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，比景表尺短四分，既前代未尝施用，复经太祖朝更易；其逸、瑗、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，其制弥长，去古弥远。又逸进《周礼》度量法议，欲先铸嘉量，然后取尺度、权衡，其说疏舛，不可依用。谨考旧文，再造景表尺一，校汉钱尺二，并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总十七枚上进。

公讳尧臣，字伯庸。其先太原祈人，六世祖为辉州刺史，唐季兵乱，遂家焉，今单州砀山是也。后徙居宋虞城。公祖府君事亲以孝闻，其为政兴利除害，多阴德。尝言曰：「我世当有显者」。及公生，爱之曰：「此儿庶几成吾言」。公举进士，天子程其文，为天下第一。授将作监丞，通判湖州，年二十五矣，天圣八年，召试翰林，改著作郎，直集贤院。公考以事左官于蔡，公亦请知光州以便亲。居郡，迁右正言。是岁大饥，百姓不能忍死，群辈望屋而食，或抵极法。公建言宜依荒政弛刑，以全安细民，朝廷用其议。丁外艰，去职。服除，为三司度支判官，赐绯衣、银鱼。又迁右司谏。郭后废死，议者不一，而宦官阎文应方强用事，公请狱治侍医左右无状者，为朝廷除谤释疑，事虽不行，物论多之。后犹在殡，有司张灯合乐，饬供帐，望幸，乘舆临当出，公又言：「前以诏复郭氏位号，则后礼不可阙。观灯非礼之急，毋使天下有间言者」。天子从之。景祐四年，以本官知制诰，赐金紫，同知通进、银台司兼门下封驳，提举诸司库务。宝元元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改尚书六部员外郎，知审官院。元昊畔，西鄙宿兵，公为体量安抚使，将行，言曰：「故事，使者所至，辄称诏存问官吏将校，而初不及百姓。自兵兴三年矣，政烦赋重，大小彫敝。今攻守未决，宜因使者之出，致劳来之意，许以贼平，蠲其租二年，则人人致力而忘死矣」。朝廷嘉其意，以敕榜付公。是时贼马出入镇戎、环州间，官军战数不利，士气伤沮。公按其地形，易置将校，调率民力，皆因事授宜，先行而后闻，百姓便之。还，又言：「陕西兵亡虑二十万，分屯田路，不足自守。贼尝三战三胜者，由以十当一也。臣视地形，泾原最可忧，请益兵万人屯泾州，二万屯渭州。渭足以制山外，泾足以控关中，则贼不敢送死矣。不然，臣恐其乘虚复来，溃决必甚」。又荐狄青、王信、种世衡、刘昭孙等三十馀人可将帅。先是，好水之战，韩丞相为招讨副使，以偏裨失律，左迁知秦州。而范文正公经略延州，亦坐移檄让元昊不先闻，谪守耀州。公至，为上分别两人忠义智勇，可大任，不当以纤芥为进退，失士大夫心。与宰相意迕，持其议久之，未即行。明年九月，贼果如公策，自镇戎、原州以入，败葛怀敏之师数十万众，乘胜掠平凉，击潘原，关西响震，自邠、泾已东，皆闭壁自守。于是范文正公帅庆州之众以出，身自当贼冲，贼由此不敢深入。而议者乃以前公言之是，复以韩、范为招讨使，置府于泾州，益屯兵三万人，而使公乘传安抚泾原，还，奏曰：「陛下以边事属仲淹等，而盛其备泾原，诚得制胜之要，贼必不敢动矣。然军贵神速，不容呼吸，愿委以便宜，毋令中覆」。上为许用其言。凡公再奉使，皆丧败之后，所筹画施为，便兵益民，以利易害，成全胜之策者，大体若此，其细不可胜纪。废函谷关，示以不外拒，西土怀之。罢泾原五州营田，益置弓箭手，筑德顺军，张形势之制。省冗官，黜无功。事为之虑，皆极其当。贼于此止不为寇，其明年，因乞降矣。初，曹玮守渭州，开山外地，置笼竿等四寨，募弓箭手，给田二顷，教以耕战，使自为守。其后将帅养视之不善，又稍侵夺之，人人怨怒。有言德胜寨将姚贵材勇，为众所伏，遂逼以闭城畔。公适使还，过之，知贵素忠，其畔未能固立，自作书射城中，谕以祸福死生。贵恐惧，畏服，即日将其众开门出降。公复为申明约束，使可继守，如曹玮之旧而去。明年，加户部郎中，权三司使。既拜，请自择僚属，许之。以张温之、杜杞等十五六人为副使、判官，天下称其材。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言，欲取民间房钱十之三以助军费，事下三司，公持不许。永和密使人致意曰：「公能行此，则大用矣」。明日入见，具为上言，因曰：「此衰世之事，非平时可行，且召怨而携民，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乱也」。上以为然。而度支副使林潍畏永和势，助之说甚力。公廷奏黜潍，议乃定。川峡转运司奏，乞增盐井钱岁十馀万缗，公固不从。上问其说，对曰：「两蜀僻远，恩泽鲜及，而贡入常倍，民力由此困。朝廷既未有以恤之，而又牟厚利焉，是重困也。虽小有益，将必大损矣」。上善其对。公之行己谋国，论议向正，不可回以利，类若此。其治大计，以知盈虚为急，有所调发，常先事因利，不暴取于民，故能殖其材。而簿书谨详，吏亦不得欺。自前使姚仲孙借内藏钱数百万缗，久不能偿，公居三年，悉按籍偿其负，而军国之费，犹沛然有馀。以母老，求解要剧。六年正月，拜承旨归院，兼端明殿学士，充群牧使。明年，丁内艰。皇祐初，免丧，还翰林，迁谏议大夫。上祀明堂，加给事中，受诏与陈旭等议茶法，当时颇言其便。三年九月，拜枢密副使。侬智高反，残十馀郡，遂围广州。公按旧事及地形利害，调兵遣将，上常是之。贼平，公策为多。又奏请略准唐制，分桂、广、潭、宜、邕为五管，重募土人，增澄海、忠敢等兵，以省京师遣戍之烦，边备益谨，而卫兵以不耗减，至今便之。枢府虽本兵，然自中人宦官、医工、伶师、嬖习、近戚之进退除用，皆属焉。公在位六年，持法守正，以身当天下之务，滥恩倖请，一皆抑损。教坊乐工不得补班行。中人非有功，不以为三路钤辖。内侍两省，非年五十无赃私，不以为押班。兴缮土木之劳，不以官为赏。班行百司失职之人，其伤财而害民，必再赦乃得用。叙法皆定律令，天子深倚赖焉。而倖进者用此怨公，至为飞书以中伤之。上察其情，不疑，而购为书者甚急。嘉祐元年三月，拜户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张尧佐以女宠进，至是复有旨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公曰：「尧佐未尝出京城，无功劳，不可假以相位」。由此罢。三年，进拜吏部侍郎。八月二十日薨于位，享年五十六。公为人雅厚信重，以诚接物，不修矫饰抗厉之誉，士大夫以君子长者归之。其与同列议事，必依于正，时有不合，反覆劘切，止于当而已，不以独见为奇。在上前所陈天下利害甚众，至施行之，亦未尝自名。将薨，呼其弟纯臣，口授遗奏，大旨以宗庙至重，根本未立为忧。天子加悯恻焉，亲临其丧，辍视朝一日，赠以左仆射印绶。明年某月，葬宋城县卒孝原。公凡所履历典为具是矣，至他所领审刑院、尚书省之类甚众，及累阶、勋、开国，号功臣，敦加以例进，故弗论也。娶丁氏，封安康郡夫人。三子：同老，大理评事。周老，太常寺太祝，早卒。朋老，大理评事。二女：长嫁试校书郎戚师道，早卒。次在室。公本以文学进，至为侍从，典诏诰者十有馀年，其文贵体不贵奇也。有集五十卷，藏于家。爱乐士大夫，称为知人。所荐拔，初若不审，其后多赫然有闻。尝荐彭思永为侍御史，首奏抑张尧佐不得为二府，朝廷称之。右，谨条仆射公世胄、官簿、行事如右，请牒太常议所谥，及乞铭于立言之君子，以志其墓。伏惟加详择焉。谨状。

宋兴百三十年，四方无虞，人物岁滋。盖自秦、汉以来，未有若此之盛者。虽所以致之非一道，而其要在于兵不用，用不久，常使智者谋之而仁者守之，虽至于无穷可也。契丹自晋天福以来，践有幽、蓟，北鄙之警，略无宁岁，凡六十有九年。至景德元年，举国来寇，攻定武，围高阳，不克，遂陷德清以犯天雄。真宗皇帝用宰相寇准计，决策亲征，既次澶渊，诸道兵大会行在。虏既震动，兵始接，射杀其骁将顺国王挞览。虏惧，遂请和。时诸将皆请以兵会界河上，邀其归，徐以精甲蹑其后，歼之。虏惧，求哀于上。上曰：「契丹、幽、蓟，皆吾民也，何多以杀为」！遂诏诸将按兵勿伐，纵契丹归国。虏自是通好守约，不复盗边者三十有九年。及赵元昊叛，西方转战连年，兵久不决。契丹之臣有贪而喜功者，以我为怯，且厌兵，遂教其主设词以动我，欲得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。庆历二年，聚重兵境上，遣其臣萧英、刘六符来聘。兵既压境，而使来非时，中外忿之。仁宗皇帝曰：「契丹吾兄弟之国，未可弃也，其有以大镇抚之」。命宰相择报聘者。时虏情不可测，群臣皆莫敢行。宰相举右正言、知制诰富公，公即入对便殿，叩头曰：「主忧臣辱，臣不敢爱其死」。上为动色，乃以公为接伴。英等入境，上遣中使劳之，英托足疾不拜。公曰：「吾尝使北，病卧车中，闻命辄起拜。今中使至而公不起，此何礼也」？英矍然起拜。公闻怀与语，不以夷狄待之。英等见公倾盖，亦不复隐其情，遂去左右，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，且曰：「可从，从之；不可从，更以一事塞之」。公具以闻。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，不许割地，而许增岁币，且命公报聘。既至，六符馆之，反往十数，皆论割地必不可状。及见虏主，问故。虏主曰：「南朝违约，塞雁门，增塘水，治城隍，籍民兵，此何意也？群臣请举兵而南，寡人以谓不若遣使求地，求而不获，举兵未晚也」。公曰：「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？澶渊之役，若从诸将言，北兵无得脱者。且北朝与中国通好，则人主专其利，而臣下无所获。若用兵，则利归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祸。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，此皆其身谋，非国计也」。虏主惊曰：「何谓也」？公曰：「晋高祖欺天叛君，而求助于北，末帝昏乱，神人弃之。是时中国狭小，上下离叛，故契丹全师独克。虽虏获金币，充牣诸臣之家，而壮士健马，物故太半，此谁任其祸者。今中国提封万里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，法令修明，上下一心，北朝欲用兵，能保其必胜乎」？曰：「不能」。公曰：「胜负未可知。就使其胜，所亡士马，群臣当之欤，抑人主当之欤？若通好不绝，岁币尽归人主，臣下所得，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，群臣何利焉」！虏主大悟，首肯者久之。公又曰：「塞雁门者，以备元昊也。塘水始于何承矩，事在通好前，地卑水聚，势不得不增。城隍皆脩旧，民兵亦旧籍，特补其缺耳，非违约也。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，周世宗复伐取关南，皆异代事。宋兴已九十年，若各欲求异代故地，岂北朝之利也哉？本朝皇帝之命使臣，则有词矣。曰：『朕为祖宗守国，必不敢以其地与人。北朝所欲，不过利其租赋耳。朕不欲以地故，多杀两朝赤子，故屈己增币以代赋入。若北朝必欲得地，是志在败盟，假此为词耳。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？澶渊之盟，天地鬼神实临之。今北朝首发兵端，过不在朕。天地鬼神，岂可欺也哉』」！虏大感悟，遂欲求婚。公曰：「婚姻易以生隙，人命脩短不可知，不若岁币之坚久也。本朝长公主出降，赍送不过十万缗，岂若岁币无穷之获哉」？虏主曰：「卿且归矣，再来，当择一授之，卿其遂以誓书来」。公归复命，再聘，受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，既行次乐寿，谓其副曰：「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，万一书词与口传者异，则吾事败矣」。发书视之，果不同。乃驰还都，以晡入见，宿学士院一夕，易书而行。既至，虏不复求婚，专欲增币，曰：「南朝遗我书当曰献，否则曰纳」。公争不可。虏主曰：「南朝既惧我矣，何惜此二字，若我拥兵而南，得无悔乎」？公曰：「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之民，不忍使蹈锋镝，故屈己增币，何名为惧哉？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，则南北敌国，当以曲直为胜负，非使臣之所忧也」。虏主曰：「卿勿固执，自古亦有之」。公曰：「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，故臣事之。当时所遗，或称献、纳，则不可知。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，岂复有此礼哉」！公声色俱厉，虏知不可夺，曰：「吾当自遣人议之」。于是留所许增币誓书，复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国誓书来，且求为献、纳。公奏曰：「臣既以死拒之，虏气折矣，可勿复许，虏无能为也」。上从之，增币二十万，而契丹平。北方无事，盖又四十八年矣。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，守其约不忍败者，以其心晓然，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。故臣尝窃论之，百馀年间，兵不大用者，真宗、仁宗之德，而寇准与公之功也。公讳弼，字彦国，河南人。曾大父内黄令讳处谦，大父商州马步使讳令荀，考尚书都官员外郎讳言，皆以公贵，赠太师中书令、尚书令，封邓、韩、秦三国公。曾祖母刘氏，祖母赵氏，母韩氏，封鲁、韩、秦三国太夫人。公幼笃学，有大度，范仲淹见而识之，曰：「此王佐才也」。怀其文以示王曾、晏殊，殊即以女妻之。仁宗复制科，仲淹谓公曰：「子当以是进」。天圣八年，公以茂材异等中第，授将作监丞，知河南府长水县。用李迪辟，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。丁秦国公忧，服除，会郭后废，范仲淹等争之，贬知睦州。公上言：「朝廷一举而获二过，纵不能复后，宜还仲淹，以来忠言」。通判绛州。景祐四年，召试馆职，迁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。从王曾辟，通判郓州。宝元初，赵元昊反。公上疏陈八事，且言：「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，使者部从仪物如契丹，而词甚倨，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。宜出其不意，斩之都市」。又言：「夏守赟，庸人也，平时犹不当用，而况艰难之际，可为枢密乎」！议者以为有宰相气。召还，为开封府推官，擢知谏院。康定元年，日食正旦。公言请罢燕彻乐，虽虏使在馆，亦宜就赐饮食而已。执政以为不可。公曰：「万一北虏行之，为朝廷羞」。后使虏，还者云：「虏中罢燕」。如公言，仁宗深悔之。初，宰相恶闻忠言，下令禁越职言事。公因论日食，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，遂除其禁。元昊寇鄜延，杀二万人，破金明，擒李士斌，延帅范雍、钤辖卢守勤闭门不救，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，刘平、石元孙战死，而雍、守勤归罪于通判计用章、都监李康伯，皆窜岭南，德和诬奏平降贼，诏以兵围守其家。公言：「平自环庆引兵来援，以奸臣不救，故败，竟骂贼不食而死，宜恤其家。守勤、德和皆中官，怙势诬人，冀以自免，宜竟其狱」。枢密院奏方用兵，狱不可遂。公言：「大臣附下罔上，狱不可不竟」。时守勤男昭序为御药，公奏乞罢之，德和竟坐腰斩。延州民二十人诣阙告急，上召问，具得诸将败亡状。执政恶之，命边郡禁民擅赴阙者。公言：「此非陛下意，宰相恶上知四方有败耳，民有急，不得诉之朝，则西走元昊，北走契丹矣」。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，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。公言：「用守赟既为天下笑，而守忠钤辖乃与唐中官监军无异，将吏必怨惧，卢守勤、黄德和覆车之辙，可复蹈乎」？诏罢守忠。时又用观察使魏昭炳为同州，郑守忠为殿前都指挥使，高化为步军都指挥使。公言：「昭炳乳臭儿，必败事；守忠与化故亲事官，皆驽才小人，不可用」。诏遣侍御史陈洎往陕西督脩城，且城潼关。公言：「天子守在四夷，今城潼关，自关以西为弃之耶」？语皆侵执政。自用兵以来，吏民上书者甚众，初不省用。公言：「知制诰本中书属官，可选二人置局，中书考其所言，可用用之」。宰相以付学士，公言：「此宰相偷安，欲以天下是非尽付他人」。乞与廷辩。又言：「边事系国安危，不当专委枢密院。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，国初范质、王溥亦以宰相参知枢密院事。今兵兴，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领」。仁宗曰：「军国之务，当尽归中书，枢密非古官」。然未欲遽废，内降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，且书其检。宰相以内降纳上前，曰：「恐枢密院谓臣夺权」。公曰：「此宰相避事耳，非畏夺权也」。时西夏首领吹同乞砂、吹同乞山各称伪将相来降，补借奉职，羁置荆湖。公言：「二人之降，其家已族矣，当厚赏以劝来者」。上命以所言送中书。公见宰相，论之，宰相初不知也。公叹曰：「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耶」？更极论之，上从公言，以宰相兼枢密使。除盐铁判官，迁太常丞，史馆脩撰，奉使契丹。二年，改右正言、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刑狱。时有用伪牒为僧者，事觉，乃堂吏为之。开封按馀人而不及吏。公白执政，请以吏付狱。执政指其坐曰：「公即居此，无为近名」。公正色不受其言，曰：「必得吏乃止」。执政滋不悦，故荐公使契丹，欲因事罪之。欧阳脩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，不报。使还，除吏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恳辞不受。始受命，闻一女卒，再受命，闻一男生，皆不顾而行。得家书，不发而焚之，曰：「徒乱人意」。寻迁翰林学士。公见上力辞，曰：「增岁币，非臣本志也，特以朝廷方讨元昊，未暇与虏角，故不敢以死争，其敢受赏乎」！庆历三年三月，遂命公为枢密副使，辞之愈力。改授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。七月，复除枢密副使。公言：「虏既通好，议者便谓无事，边备渐弛，虏万一败盟，臣死且有罪。非独臣不敢受，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，卧薪尝胆，不忘脩政」。因以告纳上前而罢。逾月，复除前命。时元昊使辞，群臣班紫宸殿门，上俟公缀枢密院班，乃坐，且使宰相章德象谕公曰：「此朝廷特用，非以使虏故也」。公不得已乃受。时晏殊为相，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杜衍为枢密使，韩琦与公副之，欧阳脩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为谏官，皆天下之望。鲁人石介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历颂群臣，皆得其实。曰：「维仲淹、弼，一夔一契」。天下不以为过。公既以社稷自任，而仁宗责成于公与仲淹，望太平于期月之间，数以手诏督公等条具其事。又开天章阁召公等，公等坐，且给笔札，使书其所欲为者，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，且命仲淹主西事，公主北事。公遂与仲淹各上当世之务十馀条。又自上河北安边十三策，大略以进贤、退不肖、止侥倖、去宿弊为本，欲渐易诸路监司之不才者，使澄汰所部吏，于是小人始不悦矣。元昊遣使以书来，称男而不臣。公言：「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，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」。不可许。乃却其使，卒臣之。四年七月，契丹来告，举兵讨元昊。十二月，诏册元昊为夏国主，使将行而止之，以俟虏使。公曰：「若虏使未至而行，则事自我出，既至，则恩归契丹矣」。从之。是岁契丹受礼云中，且发兵，会元昊伐呆儿族，于河东为近。上问公曰：「虏得无与元昊袭我乎」？公曰：「虏自得幽、蓟，不复由河东入寇者，以河北平易富饶，而河东崄瘠，且虞我出镇定，捣燕蓟之虚也。今兵出无名，契丹大国，决不为此。就使妄动，当出我不意，不应先言受礼云中也。元昊本与契丹约，相左右以困中国，今契丹背约，结好于我，独获重币，元昊有怨言，故虏筑威塞州以备之，呆儿屡杀威塞人，虏疑元昊使之，故为是役，安能合而寇我哉」！或请调发为备。公曰：「虏虽不来，犹欲以虚声困我，若调发，正堕其计。臣请任之。虏若入寇，臣为罔上且误国」。上乃止，虏卒不动。公谓契丹异日作难，必于河朔。既上十三策，又请守一郡行其事。小人怨公不已，而大臣亦有以飞语谗公者。上虽不信，公惧，因保州贼平，求为河北宣抚使以避之。使将还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，谗者不已，罢安抚使。岁馀，谗不验。加给事中，移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。河朔大水，民流京东。公择所部丰稔者五州，劝民出粟，得十五万斛，益以官廪，随所在贮之。得公私庐舍十馀万区，散处其人，以便薪水。官吏自前资待阙、寄居者，皆给其禄，使即民所聚，选老弱病瘠者廪之。山林河泊之利，有可取以为生者，听流民取之，其主不得禁。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，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。率五日，辄遣人以酒肉糗饭劳之，出于至诚，人人为尽力。流民死者，为大冢葬之，谓之丛冢，自为文祭之。明年麦大熟，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，凡活五十馀万人。募而为兵者又万馀人。上闻之，遣使劳公，即拜礼部侍郎。公曰：「救灾，守臣职也」。辞不受。前此救灾者，皆聚民城郭中，煮粥食之，饥民聚为疾疫，及相蹈藉死，或待次数日不食，得粥皆僵仆，名为救之而实杀之。自公立法，简便周至，天下传以为法，至于今，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。王则据贝州叛，齐州禁兵马达、张青与奸民张握等得剑印于妖师，欲以其众叛，将屠城以应则。握之婿杨俊诣公告之，齐非公所部，恐事泄变生。时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，公度从训可使，即以事付从训，使驰至郡，发吏卒取之，无得脱者。且自劾擅遣中使罪，仁宗嘉之。再除礼部侍郎。公又恳辞不受。迁资政殿大学士，以明堂恩，除礼部侍郎，徙知郑州，又徙蔡州，加观文殿学士，知河阳，迁户部侍郎，除宣徽南院使，判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。至和二年，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与文彦博并命。宣制之日，士大夫相庆于朝，仁宗密觇知之。欧阳脩奏事殿上，上具以语脩，且曰：「古之求相者，或得于梦卜，今朕用二相，人情如此，岂不贤于梦卜也哉」！脩顿首称贺。仁宗弗豫，大臣不得见，中外忧恐。文彦博与公等直入问疾，内侍止之，不可。因以监视禳祷为名，乞留宿内殿，事皆关白而后行，禁中肃然。嘉祐三年，加礼部尚书、昭文馆大学士，监脩国史。公之为相，守格法，行故事，而附以公议，无心于其间，故百官任职，天下无事。以所在民力困弊，赋役不均，遣使分道相视裁减，谓之宽恤民力。又弛茶禁，以通商贾，省刑狱，天下便之。六年，丁秦国太夫人忧，诏为罢春燕。故事，执政遇丧皆起复，公以谓金革变礼，不可用于平世。仁宗待公而为政，五遣使起之，卒不从命，天下称焉。英宗即位，拜枢密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户部尚书。逾年，以足疾，求解机务，章二十上，拜镇海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河阳，封祁国公。公五上章，辞使相，且言：「真宗以前不轻以此授人，仁宗即位之初，执政欲自为地，故开此例。终仁宗之世，宰相枢密使罢者皆除使相，至不称职、有罪者亦然，天下非之。今陛下初即位，愿立法自臣始」。不从。神宗即位，改镇武宁军，进封郑国公。公又乞罢使相，乃以为尚书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、集禧观使，召赴阙。公以足疾，固辞，复判河阳。熙宁元年，移汝州，且诏入觐。以公足疾，许肩舆至殿门，上特为御内东门小殿见之。令男绍隆入扶，且命无拜，坐语从容，至日昃，赐绍隆五品服。再对，上欲留公为集禧观使，力辞赴郡。明年二月，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，赐甲第一区，皆辞不受。复拜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公既至，未见。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。公闻之，叹曰：「人君所畏惟天，若不畏天，何事不可为者。去乱亡无几矣。此必奸臣欲进邪说，故先导上以无所畏，使辅拂谏诤之臣，无所复施其力，此治乱之机也。吾不可以不速救」。即上书数千言，杂引《春秋》、《洪范》及古今传记，人情物理，以明其决不然者。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，上以久旱不许。群臣固请作乐，公又言：「故事，有灾变皆彻乐，恐上以同天节虏使当上寿，故未断其请，臣以为此盛德事，正当以示夷狄，乞并罢上寿」。从之。即日而雨。公又上疏，愿益畏天戒，远奸佞，近忠良。上亲书答诏曰：「义忠言亲，理正文直。茍非意在爱君，志存王室，何以臻此。敢不置之枕席，铭诸肺腑，终老是戒。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，则天灾不难弭，太平可立俟也」。公既上疏谢，复申戒不已，愿陛下待群臣不以同异为喜怒，不以喜怒为用舍。公始见上，上问边事。公曰：「陛下即位之始，当布德行惠，愿二十年口不言兵」。因以九事为戒。八月，以疾辞位，拜武宁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河南。复以公请，改亳州。时方行青苗息钱法。公以谓此法行则财聚于上，人散于下，且富民不愿请，愿请者皆贫民，后不可复得，故持之不行。而提举常平仓赵济劾公以大臣格新法，法行当自贵近者始，若置而不问，无以令天下。乃除左仆射，判汝州。公言：「新法臣所不晓，不可以复治郡，愿归洛养疾」。许之，寻请老，拜司空，复武宁节度及平章事，进封韩国公，致仕。公虽居家，而朝廷有大利害，知无不言。交趾叛，诏郭逵等讨之。公言：「海峤崄远，不可以责其必进，愿诏逵等择利进退，以全王师」。契丹来争河东地界，上手诏问公。公言：「熙河诸郡，皆不足守，而河东地界，决不可许」。元丰三年，官制行，改授开府仪同三司。是岁，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，至和三年仁宗弗豫，其父尧臣尝与文彦博、刘沆及公同决大策，乞立储嗣，仁宗许之，会翊日有瘳，故缓其事，人无复知者。以其父尧臣所撰诏草上之。上以问彦博，彦博言与同老合。上嘉公等勋绩如此，而终不自言，下诏以公为司徒，且以其子绍京为閤门祗候。六年闰六月丙申，薨于洛阳私第之正寝，享年八十。手封遗表，使其子上之，世莫知其所言者。上闻讣，震悼，为辍视朝，内出祭文，遣使致奠所，以赙恤其家者甚厚。赠太尉，谥曰文忠。十一月庚申，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。公之配曰周国夫人晏氏，后公四年卒。子男三人。曰绍庭，朝奉郎。曰绍京，供备库副使，后公十月卒。曰绍隆，光禄寺丞，早卒。女四人。长适保宁军节度使北京留守冯京，卒，又以其次继室，封安化郡夫人。次适承议郎范大琮。次适宣德郎范大圭。孙男三人。定方承事郎，直清承奉郎，直亮假承务郎。公性至孝，恭俭好礼，与人言，虽幼贱必尽敬，气色穆然，终身不见喜愠。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，诘其君臣，折其口而服其心，无一语少屈，所谓大勇者乎！其好善疾恶，盖出于天资。常言：「君子小人如冰炭，决不可以同器，若兼收并用，则小人必胜，薰莸杂处，终必为臭」。其为宰相及判河阳，最后请老居家，凡三上章，皆言：「天子无职事，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，此天子之职也。君子与小人并处，其势必不胜，君子不胜，则奉身而退，乐道无闷，小人不胜，则交结构扇，千岐万辙，必胜而后已。小人复胜，必遂肆毒于善良，无所不为，求天下不乱，不可得也」。其为文章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。有《文集》八十卷，《天圣应诏集》十一卷，《谏垣集》二卷，《制草》五卷，《奏议》十三卷，《表章》三十卷，《河北安边策》一卷，《奉使录》四卷，《青州振济策》三卷。平生所荐甚众，尤知名者十馀人，如王质与其弟素、余靖、张瑰、石介、孙复、吴奎、韩维、陈襄、王鼎、张温之、杜杞、陈希亮之流，皆有闻于世，世以为知人。元祐元年六月，有诏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庙廷。明年，以明堂恩，加赠太师。绍庭请于朝曰：「先臣墓碑未立，愿有以宠绥之」。上为亲篆其首，曰显忠尚德之碑，且命臣轼撰次其事。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：世未尝无贤也。自尧舜三代以至于今，有是君则有是臣，故仁宗、英宗至于神考，咸有一德，克享天心，则天畀以人，光明伟杰有如公者。观公之行事，而味其平生，则三宗之盛德，可不问而知也。古之人臣，功高则身危，名重则谤生，故命世之士，罕能以功名终始者。臣观三宗所以待公，全其功名而保其终始，盖可谓至矣。方契丹求割地，上命宰相，历问近臣孰能为朕使虏者，皆以事辞免。公独慨然请行。使事既毕，上欲用公，公逡巡退避不敢居，而向之辞免者，自耻其不行，则惟公之怨，比而谗公，无所不至。及石介为《庆历圣德诗》，天下传诵，则大臣疾公如仇，构以飞语，必欲致之死地。仁宗徐而察之，尽辨其诬，卒以公为相。及英宗、神宗之世，公已老矣，勋在史官，德在生民。天子虚己听公，西戎、北狄视公进退，以为中国轻重。然一赵济敢摇之，惟神宗日月之明，知公愈深。公虽请老，有大政事必手诏访问。又追论定策之勋，以告天下，宠及其子孙，然后小人不敢复议，雍容进退，卒为宗臣。古人有言曰：「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」。岂不然哉！公既配食清庙，宜有颂诗，以昭示来世。其词曰：

五代八姓，十有二君。四十四年，如丝之棼。以人为嬉，以杀为儇。兵交两河，腥闻于天。上帝厌之，命我祖宗。畀尔炉椎，往销其锋。孰谓民远，我闻其呻。宁尔小忍，无残我民。六圣受命，惟一其心。敕其后人，帝命是承。勿劓刖人，矧敢好兵。百三十年，讳兵与刑。惟彼北戎，谓帝我骄。帝闻其言，折其萌芽。笃生莱公，尺箠笞之。既服既驯，则扰绥之。堂堂韩公，与莱相望。再聘于燕，北方以宁。景德元祀，始盟契丹。公生是岁，天命则然。公之在母，秦国寤惊。旌旗鹤雁，降充其庭。云有天赦，已而生公。天欲赦民，公启其衷。北至燕然，南至于河。亿万维生，公手抚摩。水潦荐饥，散流而东。五十万人，仰哺于公。公之在内，自泉流濒。其在四方，自叶流根。百官维人，百度惟正。相我三宗，重华协明。帝谓公来，陨星其堂。有坟其丘，公岂是藏。维岳降神，今归不留。臣轼作颂，以配崧高。

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，而立奚齐，国人不顺。其大夫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纳惠公，《春秋》皆以弑君书之矣。惠公既立，而杀里克，以弑君之罪罪之。《春秋》书曰：「晋杀其大夫里克」。称人以杀，杀有罪也。称国以杀，杀无罪也。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，此《春秋》之微意也。奚齐、卓子之立，以淫破义，虽已为君，而晋人不君也。即已为君，则君臣之名正，故里克为弑君。而国人之所不君，则势必不免。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，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，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、齐崔杼异矣。虽使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贤方伯，里克之罪犹可议也。惠公以弑得立，而归罪于克，以自悦于诸侯，其义有不可矣。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，国人恶之，敌人怨之，兵败于秦，身死而子灭，至其谋臣吕甥、郤称、冀芮皆以兵死。盖背理而伤义，非独人之所不予，而天亦不予也。宋武帝之亡也，托国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。少帝失德，三人议将废之，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，乃先废义真，而后废帝，兄弟皆不得其死。乃迎立文帝。文帝既立，三人疑惧。羡之、亮内秉朝政，晦出据上流，为自安之计。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，不以贼遗君父，无负于国矣。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、孔宁子、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，恶羡之、亮据其径路，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，帝遂决意诛之。三人既死，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。是时宁子已死，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。文帝在位三十年，其治江左称首。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，是岁皇子劭生。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。华、宁子之子孙无闻于世，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，亦并死于劭。于乎，天之报人，不远如此！不然晋惠公、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，何哉？谢晦将之荆州，自疑不免，以问蔡廓。廓曰：「卿受先帝顾命，任以社稷，废昏立明，义无不可。但杀人二昆，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为难耳」。善夫！蔡廓之言，不学《春秋》而意与之合。太史公有言：「为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。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，为人君父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蹈篡弑之诛。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，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」。宋之君臣诚略通《春秋》，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，徐、傅、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。悲夫！

臣伏承诏书，以彗星西见大赦天下，许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阙失，此陛下敬天爱民、罪己好谏之至也。臣闻主圣臣直，臣备员江外山县穷僻之地，心念朝廷，不敢随众唯唯，辄陈愚见。《商书》曰：「惟吉凶不僭在人，惟天降灾祥在德」。天下之治安，常以听直言、近正人、公喜怒、消朋党、明法度、节财用、谨兴兵、不事游观、不迩声色、不急功利、不惑佛老。非独治安也，荣莫大焉。天下之危乱，常在于逆忠直、近纤佞、私好恶、纵朋党、紊法度、费财用、好攻战、事游观、惑声色、急功利、尚佛老。非特危乱也，辱莫甚焉。陛下禀尧舜聪明之资，圣德学问，日益光明，求贤纳谏，声闻中外。然进用之人，或缘不用己而执仇，或观望大臣而阴助，或元祐持两端窃位幸用之人，伺意希合，岂免偏私？臣昨闻榜朝堂不得附会言事，其熙宁、元丰无问贤不肖，其所行无问是不是，则目为同心，稍言非是，便相语以指斥先帝，则为乖背。中书舍人叶涛谓观文殿学士安焘为无甚过，则以涛为非，夺职知光州。权中书舍人沈铢以户部侍郎吴居厚为聚敛掊克之人，缴还词头，则以铢为疏，罗织罚金。夫词臣以言而被责，臣下又不得越职言事，台谏为陛下耳目官，可以言而不言，则是言路壅塞，下情不通，利害不达，非太平之道也。乃者彗星见于西，按汉《历志》有扫除之象，又云其炎或短或长，内为后宫之害，外为诸夏之祸。又记齐景公彗星见而泣，晏子曰：「君无德于国，穿池沼则欲深以广也，为台榭则欲高且大也，赋敛如攘夺，诛戮如仇雠，彗星之出，庸可惧也」。是时孟皇后废，天意验于上，必当以人事验于下，圣心恐惧，彻膳避殿，赦宥辜罪，求言悔过，中外闻之，率皆鼓舞，知陛下因变而增修其德，如周宣之侧身修行而弭灾，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。真皇咸平间有妖星见营室北，诏令臣下极言得失。仁皇以彗出，亦尝下诏求谏。陛下今日所行，以周宣、宋景为不足学，而稽祖宗之盛，言路开辟，圣政日新，忠臣义士，将接迹而出，遭际有道，谁惜危言？然臣闻谄谀软熟之言易于听，无益于治；忠鲠法度之言逆于耳，有补于时。譬如良药，虽苦口而利于病焉。臣不避斧钺之诛，窃谓缺失其大有四：中宫废居瑶华，姬妾宠盛，一也。逐臣未见牵复，臣下互立朋党，二也。百官趋时而迎合，台谏观望而不言，三也。廷臣好谈兵，边将喜攻战，四也。所谓中宫废居瑶华、姬妾宠盛者，臣试言之：陛下日象也，皇后月象也，日之与月，天地阴阳相资之理，而坤无以承乾，则无以母仪天下，一旦置之瑶华宫，中外骇闻。且舜使尧女能尽妇道，文王以御始于寡妻，今闾巷贱夫尚以出妻为耻，况陛下为天地神明之主，言而为天下后世法，行而为天下后世则，朝行乎一堂之上，暮传之四方万里之远。夫妇之道，体合乾坤，理于风化，岂可容易废黜？臣闻有过则诛，若无过恶不过诘责，诘责不已不过放之别馆，诱掖诲谕，使之改悔。设有忤旨，不过猜妒，乃妇人之常情。今幽置瑶华外宫，以为罪大也则不寘之死，以为罪小也则不应终废，且未闻别降诏选后，天下疑之，臣亦窃以为疑。庆历中仁皇欲废郭皇后为庶人，司谏范仲淹谏曰：「后者所以长阴教而母万国，不宜以过失轻废。且人孰无过？陛下当论后之失，放之别馆，择嫔妃老者侍之，俟其悔而复宫」。书奏不纳，明日又率其属伏阁论列，上遣中贵人押往中书商量。宰相顺旨，以汉唐有废后故事，仲淹曰：「上天资尧舜，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」？御史中丞亦与宰相廷辩其非，仲淹以言事出，后废瑶华宫。其后上尝密召郭后，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册方拜命。今陛下规摹所期，直欲在尧舜之上，岂宜复用汉唐下衰之时已弊之故事耶？后决无大过也，自可再册后令复宫，以协天人之愿，以正乾坤之位，以著日月之象。谅陛下非不知此，迟迟未肯召者，必左右毁之也，必宠爱蔽之也。内则阉官嬖佞助言其非，外则百执事之人顺以为是，下不能跻上于唐虞之盛，而致陛下于有过之地，以汉唐之弊法同其称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愿陛下俯回天鉴，复正中宫之位，使后日史册全美，天下幸甚。所谓逐臣未见牵复、臣下互立朋党者，臣试言之：陛下以妖星谴告，深自戒惧，大施旷荡之恩，有罪之人，咸得自新。至于杀人情轻，尚获全宥涤濯，收召和气，奈何被逐之臣，尚未牵复，人情未顺，天意亦乖。元祐名曰垂帘，其实陛下自总机务，事皆奏可然后得行。一时大臣，念尝为陛下左右辅相，虽趋向乖背，不为无过。古人言「投鼠忌器」，元祐之改更，为形比先帝，则今日有所行，亦不无形比陛下。理宜顾惜国体，乘此大霈，应远窜旧臣召还近地，渐复其职。天下皆知其过，陛下容而贷之，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，内外诸臣，不复分党，此一举而数善得也。臣元丰中擢进士第，元祐中实不蒙召用，今日亦不敢干进，故言之无嫌。蔡确之死，当时士大夫私曰：「此太皇太后之意也」。臣下无复敢言。今刘挚、苏轼之徒放之岭表瘴疠之地，吕大防死于半涂，范纯仁置之远地，其他弃逐纷纷，不可胜数。士大夫又曰：「上意也」。臣下又无复敢言。是过则称君，善则称己，非所谓忠也。夫人所学所守，各自有趋向，不能齐也，在朝廷用不用如何尔。舜之命禹，欲征有苗，益以为不可。周公之东征，群臣异议，独十夫以为可。王恢、韩安国之论征伐，张汤、汲黯之同朝，封伦、魏徵之论法度，皆各有所见，人择其可而用之，未闻加罪于异见之人，陛下天容地受，父生母育，无一民非王民也，无一臣非王臣也。雷霆之怒，不当于臣下计较，如天地之于万物，溥施无报，父母之于子，有教无弃。此天下陛下之天下，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，前后用事大臣，乃藉利势利器，恃为己私，公肆喜怒，以得胜为快，讻讻纷扰，自为朋党，非天下福也。臣愿陛下召还逐臣，选用正人，改法行事，姑务安静。朋党既消，则朝廷日尊，人心既协，则和气日生，天下幸甚。所谓百官趋时而迎合、台谏观望而不言者，臣试言之：唐太宗有房、杜为相，有王、魏善谏。近世如仁宗朝容纳谏诤，其甚切直者，量行贬谪，近不过三两月，远不过半年，例行牵复，或遂召用。如此，则忠臣肯言，义士感激，无所顾忌，所以得闻缺失，保守太平。陛下继人主守成之大业，尧父舜子，重规叠矩，文经武纬，圣作明述，可谓已盛已盈矣。已盛者必善守，已盈者必善持，宜其忧勤兢畏，以保无疆之休。幸天诱陛下之清衷，韬养圣资，有不言之敏德，不怒之神威，终之以礼乐，无以复加矣。《传》曰：「治天下之要莫若静」。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静，以酬恩怨为急，百官之中，少识廉耻，贪爱爵禄，务肥妻子者，纷纷如也。其间尊君爱国，以忠义名节自期，千百之中无二三人。且以近事言之，王安石为相，门下客常不下数百人，安石罢相则移之吕惠卿之门，惠卿贬黜则移之吴充、王圭、蔡确之门，逮元祐则移之司马光之门，光死则移之吕大防之门，大防出则又移今日执政之门。宰相意在东则东，意在西则西，欲财利则财利，欲边事则边事，随事变转，随口止落。今之人材卑污如此，甚可恐也。能言元祐之非、能顺执政之意者，荐之登对，其次堂除。不能言元祐之非、不能顺执政之意者，送归吏部，虽有忠臣义士，无因得言，无路得进。近者所用言事官，非执政门人则其亲故同里之人。言人之善必视君相意旨之所必喜，言人之恶必视君相意旨之所必恶，助恩助仇。至有章疏屡上不报而不决去就，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职，或以亲老不可言而求外补。台谏削弱，风宪不振，良以所用非其人之所致也。如侍御史董敦逸、司谏郭知章，乃是元祐用事之人，在元祐则不言元祐之非，所以能安其身；逮绍圣之后，争言元祐所用所行无一事是，乃获安其身。此两面之人，操两可之说，非所谓一心事上者也。乡原之徒，君子切齿，而二人偃然居之，不自羞愧。使陛下不闻过失，助百官以报恩仇，敦逸、知章负天下甚矣。如皇后废而未复，逐臣久而未还，聚敛之臣复进，阉宦用事，内降妨公，台榭侈费，民力殚穷，边帅生事，士无廉耻，释老害教，朝纲未正，法度未清，役法未均，水旱频仍，略不闻力言。纵言之不听，未见缘言事而出者，低回苟禄，以要大用。今所力言者，不过暴斥垂帘之事，多形琐碎之言，一切迎合，亦未容全是也。仁皇初即位，尝诏内外不许言太后垂帘日事，诏之大略曰：「太后保佑冲人，十馀年间，四海安静，纪纲不乱，今言事者多挟情迎合，罔识远图，靡循理体。今后不得辄有上言，庶永先猷，式敦教本」。此诏最为近厚。绍圣以后，臣尝观陛下有诏谓垂帘时事及元祐大臣，有「一切勿问」之语，与仁皇诏书意合。然而进用之人既盛，日与仇人为敌，欲其必死而后已；又希进干禄，求媚取悦之人，不言元祐之失则为背驰，陛下虽有此诏，其实臣下不行陛下之诏意。中书、枢密，今所谓执政官有六人，而闽人居其五。先王之时，取贤无方，或取于渔盐，或取于耕筑，或取于仇雠，未闻止于取一路也。中书侍郎许将元祐为翰林学士，一日独班宣见，明日除尚书右丞，蔡确南行之日也。今尚书右丞黄履在元祐为御史中丞，凡涉数年，不知所救何失、所争何事。设言之不行，则亦不可已矣。寻以事为他人所攻罢职，不知履何以自处。或以先朝尝以善财利称而今复用，或以词诰善骂而擢之要近。如昨被责阉官，不唯牵复，更加宠用，此辈只宜备使令，不当使预中书政事。愿陛下察视多士，惟贤是用，潜消朋党，悉为王臣，招致直言，虚心悔省，法度求当，无问新旧，天下幸甚。所谓廷臣好谈兵、边帅喜攻战者，臣试言之：今急功利之人，多无远虑，但务以雪耻为名，挑剔起事，径入筑城，士卒不得休息，转输络绎于道。臣恐勤兵劳众，虽得所侵旧境边田，无所用之，所可忧者，在乎内地也。莫易于取之，莫难于守之，刍粮器械，积之府库，适为其所资也。以臣所见，不若谨备自治以待之，其太盛不轨之甚则战，战之有名，无有不胜。其次俟其少衰，当自归服。如赵充国之屯田，以不战胜之也。陛下自免西顾之忧，有荣无辱，然后选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为之帅，则得民之心，一可当百。兵懦马饥，用无纪律，虽驱而使之战，百不当一。今钟传江外书生，始为阉人李宪门客，因缘得官，素号轻浮。今以一方重事委之，又以馆职诱之。可攻可战，有进有退，不能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不唯无功，恐辱国命。熙宁初富弼议事不合，罢相去之日，告先帝曰：「陛下二十年莫说用兵」。王安石《五事书》，一曰「和戎」。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后可以言兵也。所谓莫说用兵者，非不为兵备。其意谓先帝熙宁初即位未久，历事未多，天下未富，未可轻用其民。逮元丰间陕右五路进兵，有灵武之不利，永乐筑城，有徐禧之败事，先帝谓在廷辅臣曰：「作事如此之难」。边奏至，屡为泣下。信乎，边事不可容易，民之死生，国之安危，君之荣辱系焉，不可不知也。臣前谓太盛不轨则战，战之有名，无有不胜，此自投祸也，故取之易。其次俟其少衰，自当归服，此前世验也。凡言禦西戎之策，多以断西北交结之势。汉武帝命卫、霍屡空其巢穴，列为张掖、酒泉、武威、燉煌等郡。魏晋以下，赫连等互据西河凉州之地，奄有灵夏。唐开西域，始复其地，置都护节度。僖宗以后，例授功臣。五代扰攘，封李仁福为西平王。我太祖经略四方，未暇远略，故彝兴尚世袭领节钺，至四世外继迁叛，尽据夏、宥、银、绥之地，淳化中始纳款归服，太宗易姓改名，籍于宗正。至道中复叛，景德中又叛。其子德明尚孤幼，又值契丹北和，无以为援，惧我朝廷并取，乃坚上表，以示臣服。真宗慈仁宽量，不惜灵夏数州之地，遂以为定难军、赐以西平王号。使当时乘其势衰力败，有攻必取，建州邑，置灵武、安西都护府，择帅之贤者且制且抚，则沿边鄜延、环庆，不复有今日之患。其间元昊僭号，遣杨守素入朝纳旌节，犯延州，执刘平、石元孙，又入渭州界好水川，杀葛怀敏辈。臣以所见，戎虏叛服，往来不常，正如虎豹之性，不足怪也。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，元昊之僭可以问罪而不问，所以养成其恶也。今西戎谓之盛则有罪，谓之衰则不臣，宜选帅训兵，谨备斥堠，俟之岁月，彼当自屈服归疆，然后置都护府，广开营田，足食足兵，攻守两得，以求国家之利，天下幸甚。臣所陈四说，愿陛下稍霁天威，容纳而行之。负薪之贱，或有廊庙之语，陛下自视，孰与成王贤？且成王有周公旦为师，召公奭为保，又有闳、散之徒，朝夕讲道明义，为欲致其君于尧舜之上。身不比嬖佞纤巧之小人，耳不闻近习小利之邪说，目不睹争地兵战之危事，声色者不得惑，游畋者不得作，货利者不得萌。德已进矣，尚犹有《访落》之谋庙，《小毖》之求助，《七月》之陈王业，《公刘》之戒民事，《无逸》之戒盘游。无谏不从，无言不听，而召公尚有不悦。忧主之意如此，乃能君臣相济，上下维持，以成太平。今近臣则争曰，陛下圣德已成，群臣皆所不及，无用谏诤。言事之臣，又不过指斥一二差除小事与今日不得志之人，于国家大利害、天下之大本末，未闻议论。今左右倚为庙堂之柱石者为谁？赖以为医工之药石者为谁？为陛下之股肱耳目者为谁？恭惟先皇帝德业茂盛，播在四海，陛下当思所以继之之难，不宜轻信偏听，容易持守。《诗》《书》之所责备成王者，谓文武之业难继也。仁宗皇帝所以享国四十馀年，内外无事，以能听谏诤也。唐陆贽好谏，自谓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所学，言之茍利于国，有补于君，臣虽死不恨。晋灵公冬寒凿池，宛春谏之，谓凿池天寒，以春之言罢役，则是怨归于公，恩归于春。灵公曰：「宛春有善，寡人能用之，春之善则寡人之善也」。遂罢役。裴延龄佞人，帝欲相之，阳城等诣延英门论争，伏閤不去，帝怒，左右惧不测，金吾将军张万福大言曰：「国家有直臣，天下无虑矣。吾年今八十，与见盛事」。臣学术蹇浅，言无文采，发于孤忠，言无忌讳，愿陛下万几之暇，少赐睿鉴，幸而采择，念祖宗艰难之业，除去四说之患。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当时，非独臣幸，实天下之幸。

上即位之十七年，诏以某人为兴国太守，凡亲若故咸止君勿往，曰：「究之习兴国者，濒湖为郭，其民与龟鱼蘋瓜杂居，水归则葭苇莽苍，又与狐兔相参也。是岁诸大吏绳是邦以法者若干，诸小民诉是邦以牒者若干，诸吏若胥大若小重若轻论者若干，诸当输不输钱若干、粟若干，诸当办不办兵若干，甲若干。推此类具言之又若干，其何以当之」？君曰：「君命也，将若之何」？既至信然，某人欲引去，某人欲引去。或趋君勿留，曰：「兴国久不可为也，而今为甚。凡仓庾若府库存者若干，弗存者若干，凡文符可报者若干，不可报者若干，凡城郭若乡里可督者若干，不可督者若干，他不堪谁何者又若干，其何以承之」？君曰：「君事也，又将若之何？古之为吏者以职守为业，以官守为家。汉制间即所居之官为姓号传子孙，而疾病休谒汤沐则归而与其家相见，其勤且专者虽汤沐亦弗出，犹有纯世之遗风焉。古者重于以身臣人，由此之故也。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幸而当其败坏者，则亦极力所致而已，未有弃而他之也。使为吏者举择夫便利美好居之，则远外之人谁与共理者？上不鄙为弗能，而俾之当此门、持此家。人主以天下为家者也，众建官师，分职内外，无非干蛊之子承德而用誉斯为亨也。二爻干母，三爻干父，而终爻则父母之蛊皆弗及焉，故曰『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』。此季夏园公之伦，非委质事人者也。且我方其未来则固徐氏之主也，今委此身任此邦，徐氏则传舍路人，而兴国则家也，观夫徐氏滋轻矣，其敢不力？若履危涉难，与死生相轇轕，在劳心平时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语也，其又将奚辞？有所难于此则有所难于彼，慎重可以为事君之大义，非耶」？已而反侧者绥之使安，离散者敛之使集，愁劳者保之使康，迫蹙者弛之使宽，而后废玩者震之使耸，豪梗者钤之使戢，逋滞者整之使齐，彫敝者厉之使精，宽猛相济，刚柔适时，而兴国之政乃平。凡邦国官府之财赋、凡官吏卒伍之稍食、凡祭祀宾客之劳礼、凡都鄙稍甸之政令，无或过，无或不及，而兴国之政大平。惟其阅义理明，阅世故熟，致此非难也，而不择剧易，不间美恶，以大公至正克其心，汲黯难于淮阳而君易于兴国，视古人有加焉。其堂凡辨地域，凡审面势，凡赋功绪，凡饬财用事，皆弗著，著其大略而系之辞，从民志也。辞曰：峨峨其巅，穹翠摩天。君登斯堂，意不在山。皎皎其沚，江湖表里。君登斯堂，意不在水。安在其心，在帝之民。有露有霜，有秋有春。维帝克圣，维民是徇，不刚不柔，大公至正。维君体之，又率履之。君明臣良，相协济之。有熙斯辰，有偃斯虹。万声一欢，往来憧憧。有晏斯居，昼律夜书。弗猜弗惊，浮龟沈鱼。君之归矣，民之思矣。有茇其阴，无斁遗矣。

天下无离道之法，离道非法也。古之治天下者纯任道，后之治天下者纯任法，儒者固有是言。自儒者之为斯言也，而始离道于法。每以为后世徒法而已，其间固有彼善于此者，窃取先王之制而整齐之，使天下之无法为有法。然而分画益详，维持益密而道德之意益薄，是亦徒法而已。呜呼，徒法必不能以自行，而其失又在于徒法也。汉而下，法莫备于唐，而先王之法犹仅见于唐。太宗之所以为唐者，其得诸仁义劝行□一言欤。夫苟行仁义，则其为是法□□□□出是者矣，吾未见夫不（下缺八字。）略用其法者也（下缺九字。）。惟不知唐，真不知古（下缺十一字。），之（下缺十四字。）。书其目见于（下缺二十字。）所谓秩宗政典、九刑之书者，类不（下缺数字。）吾求其制度矣，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，而拔之于表著之位、乡校之齿、井牧之画、军旅之伍。吾求其纪纲矣，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，而达之于尊卑之秩、长幼之叙、内外之权、轻重之势。而所以分画甚详，而维持甚密也。当是时，清谈不作，而士大夫相与讲切，率不外此。盖至于舜禹传心精微之论，寂寥简短，不能数语。夫岂不足于道，而数数于法守欤？夫诚非不足于道者，而犹数数若是，盖不若是，非所以为道。任道而废法之论，其殆出于周之末造儒者伤今思古、直情径行者之说乎。大道之行，无所事法，盖记礼者以为仲尼叹鲁之言。噫，是非夫子之言也！何者？《春秋》一书固拳拳为制度纪纲作也。自汉而下，晋以清净废法，梁以虚无废法，魏以夷礼废法，而卒大乱。若是，而曰徒法之失，彼乌知法哉！然则自汉而下，人主粗知道者莫如唐太宗，粗知法者宜亦莫如唐太宗。盖尝论太宗以战争百胜之馀，一旦悉心委计，听雠臣之言以行仁义，此时此意，殆与牧野之师下车未几而身就亡国之虏以访《洪范》者同量。若是而不足为法，将谁足以为法耶？自今观之，若世业、若府兵、若租庸调，其制度粗立如此；若内之省府、外之方镇，其纪纲粗张如此，非真有行仁义之心欤？则是数者将以惮颂废，否则以无近功废，又否则以绪出于思周隋而耻习其后废。唐之法粗可以传后，非偶然者。虽然，一再传之后，民犹有在官之田也；彍骑未立，府兵尚无恙也；两税未□，租庸调如故也；枢管未分于中书，则府省犹前日之旧也；藩镇之拥兵未彊，则权奸殆无以陆梁也。法犹在，而唐之乱形已见，藩墙之间，敌国生焉，独何欤？儒者因是谓分画益详，维持益密，而道德益薄之效，遂将藉口以尽去先王之旧。呜呼，吾独以为唐之三百年而存者，为其犹详且密也；唐之一再传而乱者，为其犹不详且密也。何也？身者，人之仪也；家者，天下之本也；宗庙朝廷者，州闾乡党之所从始也。唐世之法，大凡严于治人臣，而简于人主之一身；偏于四境，而不及于其家；州闾乡井断断然施之实政，而朝廷宗庙之上所谓礼乐者则皆虚文也。当是时，坊团有伍，而闺门无度，古人制度宜不如此。上下足以相维，而父子夫妇不能相保，古人纪纲宜不如此。若是而又曰唐法之病于详且密，夫详且密固阔略于其上而纤悉于其下，舍本而重末邪？然则为唐之制度纪纲宜何如焉？曰：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，而放之于表箸之位、乡校之齿、井牧之画、军旅之伍，则唐之制度非唐之制度，而三代之制度也；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，而达之于尊卑之秩、长幼之序、内外之权、轻重之势，则唐之纪纲非唐之纪纲，三代之纪纲也。呜呼，三代之法吾固不以望之晋、梁、魏也，至于唐略定而多阙，几举而卒不遂，是将安咎？夫以太宗之英明，可与行仁义矣，而才若此，何也？彼固出于好名，而非由内心以生也。古之论者曰：威仪三千，待其人然后行。凡为天下国家以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得如斯人而与之复古之法，庶乎详且密矣，庶乎知法之果不离道，而清谈不作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