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室多故，祸难荐臻。营阳失德，自绝宗庙。庐陵王构阋有本，屡被猜嫌，且居丧失礼，遐迩所具，积怨犯上，自贻非道。群后释位，爰登圣明，乱之未乂，职有所系。案车骑大将军王弘、侍中王昙首、谬蒙时私，叨窃权要。弘于永初之始，实荷不世之恩，元嘉之让，自谓任遇浮浅，进诬先皇委诚之寄，退长嫌隙异同之端。昙首往因使下，访以今上起居，不能光扬令德，彰于朝听，其言多诬，故不具说。王华贼亡之馀，赏擢之次，先帝常见访逮，庶有一分可取，而华禀性凶猜，多所忍害，曩者纵人入城，托疾辞事，此都士庶，咸所闻知。以其所启及上手答示宗叔献，又令宣告徐、傅二公。及周纠使下，又令见咨云：「欲自揽政事，求离任还都，并令昙首具述此意」。又惠观道人说，外人告华及到彦之谋反，不谓无之。城内东将，数日之内，操戈相待。华说数为秋当所谮，常不自安。凡此诸事，岂有忠诚冥契若此者邪。自以父亡道侧，情事异人，外绝酒醴，而宵饮是恣。腼貌□□□□□□凡厥士庶，谁不侧目。又常叹宰相顿有数人，是何愤愤，规总威权，不顾国典。保祐皇家者，罹屠戮之诛，效勤社稷者，致歼夷之祸。搢绅之徒，孰不慷慨。遂矫违诏旨，遣到彦之、萧欣之轻舟见袭。即日监利左尉露檄众军，已至扬子。

虽以不武，忝荷蕃任，国家艰难，悲愤兼集。若使小人得志，君子道消，凡百有殄瘁之哀，苍生深横流之惧。辄纠勒义徒，缮治舟甲，舳舻亘川，驷介蔽野，武夫鸷勇，人百其诚。今遣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庾登之统参军事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、宣威将军昭弘宗、参军事宣威将军王绍之等，精锐一万，前锋致讨。南蛮参军、振武将军魏像统参军事、宣威将军陈珍虎旅二千，参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新兴太守贺愔甲卒三千，相系取道。南蛮参军、振威将军郭卓铁骑二千，水步齐举。大军三万，骆驿电迈。行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遁、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猷骁勇一万，留守江陵。分命参军、长宁太守窦应期步骑五千，直出义阳。司马、建威将军、行南义阳太守周超之统军司马、振武将军胡崇之精悍一万，北出高阳，长兼行参军、宁远将军朱澹之步骑五千，西出雁塞，同讨刘粹，并趋襄阳。奇兵尚速，指景齐奋。诸贤并同国恩，情兼义烈，今诚志士忘身之日，义夫著绩之秋，见机而动，望风而不待勖（《宋书·谢晦传》，案，《何承天传》云，晦将见讨、使承天造立表檄。）。

既无墨敕，又阙幡棨，虽称上旨，不异单刺。元嘉二年，虽有再开门例，此乃前事之违。今之守旧，未为非礼。但既据旧使，应有疑却本未，曾无此状，犹宜厥咎。其不请白虎幡银字棨，致门不时开，由尚书相承之失，亦合纠正（《宋书·王昙首传》，元嘉四年，车驾出北堂，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。南台云，应须白虎幡银字棨，不肯开门。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，昙首继启。）。

昨服散差可，然不过佳，请示所宜。如更增剧，恐难为力耳，未能合遣俗，有馀念故耳，王昙首和南（《淳化阁帖》三）。

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雄才，起匹夫而并六合，克国得隽，寄迹多于魏武，功施天下，盛德厚于晋宣，怀荒伐叛之劳，而夷边荡险之力。□□百胜，可得而论者矣。有脱文。政足行阵之间（有脱文。），却孙恩蚁聚之众，一朝奋臂，扫桓玄盘石之宗，方轨长驱，则三齐无坚垒，迥戈内赴，则五岭靡馀妖，命孙季高于巨海之上，而番禺席卷，擢朱龄石于百夫之下，而庸蜀来王，羌胡畏威，交为表里，董率虎旅，以事中原，石门巨野之隘，指麾开辟，关头霸上之□，曾莫藩蓠，虏其酋豪，迁其重宝，登未央而洒酒，过长陆而下拜，盛矣哉，悠悠百年，未之有也。于是倒载干戈，休兵□水，彤弓纳□，肇有宋都，蒂芥必除，华夷莫拒，然后请□上帝，步骤前□，零陵去之，而莫猜心，高祖受之，而无愧色，古之所谓义取天下者，斯之谓乎。若其提挈草创，则魏□何刘，辅相总□则穆之徐羡镇恶道济经其武，傅亮谢晦纬其文，长沙以冢弟共艰难，武烈以清贞定南楚，其他胥附奔走，云合雾集，若榱椽之构大厦，众星之仰河汉，或取之于民举，或得之于未名，群才必逞，智能咸效，爵不妄加，官无私谒，晋末所以荒济淆混，阿党容纵，莫不驱扫革易，与之更始，君行卑菲，而国不为陋，民勤征戍，而下无怨讟，品令宥密，赏罚端平，远无不怀，迩无不附，属为郡县者，则南过交趾，西包剑阁，北划黄河，而绕东海，七分天下，而有其四。自永初末岁，天子负扆务怀，以燕代为戎，岐梁重梗，将誓六师，屠桑乾而境北地，三事大夫愿相谓曰，待夫振旅凯入，乘辕南反，请具银绳琼检，告报东岳。既而洮弗兴即年献世，营阳王狎于弗训以败舆，太祖宽肃宣惠，大臣光表，超越二昆，来应宝命，沈明内断，不欲政由宁氏，克灭权逼，不使芒刺在躬，亲临朝事，率尊恭德，斟酌先王之典，强宣当时之宜，吏久其职，育孙长子，民乐其生，鲜陷刑辟，仁厚之化，既已播流，率土忻欣，无思不服。每驾巡幸，箫鼓听闻，百姓扶携老幼，想望仪刑，爱之孜孜，如日不足。初徐傅伏诛，继求内相，王弘处之而思降，彭城欲之而弗违，王华殷景仁，以忠允熙帝载，谢弘微王昙首，以沈密赞枢机，徐□王僧绰，以体国彰义信，谢方明刘道生，以治惠称良能，高简则令明，清贵则王旧，文章则颜延之谢灵运，有藻丽之钜才，儒雅则裴荀何傅，擅师表之高学，刚亮骨鲠，则袁粲蔡子度，建言忠益，则范泰何尚之，宗室蕃翰，帝弟帝子，则江夏、衡阳、庐陵、隋王、建平、临川、新喻，或清令而审，或文敏而洽，皆博爱以礼士，明靡以流誉，十三四年，为多士矣。上亦蕴籍义文，思弘儒府，庠序建于国都，四学闻乎家巷，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，束帛宴语以劝之，士莫不敦悦诗书，沐浴礼义，淑慎规矩，斐然向方，其行修言道者，然后登朝受职，威仪轻佻者，不齿于乡闾，公宫非傧羽不来庭，私家非轩盖不逾国，冠冕之流，雍容如也。于是文教既兴，武功亦著，命将受律，指日如期，檀萧薄伐，则南登象浦，刘裴爰整，则西践仇池，良驹巨象，充塞外废，奇琛环货，下逮百辽，禽兽草木之瑞，月有六七，绳山讽海之译，岁且十馀，江东以来，有国有家，丰功茂德，未有如斯之盛者。然值北虏方强，周韩岁扰，金墉虎牢，代失其御，二十七年，偏师克复河南，横蹂强胡百万之众，匈奴遂跨彭沛，航淮浦，设穹庐于瓜步，请公主以和亲。于时精兵猛将，婴城而不敢斗，谋臣智士，折挠而无可称，天子乃朝飨单于，临江高会，于是起尽尸之役，贷富室之财，舳舻千里，缘江而陈，我守既严，胡兵亦怠，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，疲老而退，归我追奔之师，橐弓裹足，系虏之民，流离道路，江淮以北萧然矣。重以含章巫盅，始自三逆，合殿酷帝，史籍未闻，仲尼以为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辨之不早辨也。元嘉之祸，其有以焉。世祖率先九牧，大雪冤耻，身当历数，正位天居，聪明绚达，博闻强记，威可以整法，智足以胜奸，君人之略，几将备矣。一时之风流领袖，则谢庄、何偃、王彧、蔡兴宗、袁顗、袁粲，御武名将，则沈庆之、柳元景、宗敞之，或洁清以秀雅，或骁果以步类，因以轨道，廓之中方，知向时之士，若颜竣之经纶忠劲，匪躬谅直，虽晋之狐赵，无以尚焉。帝即位二三年间，方逞其欲，拒谏是己，天下失望。夫以世祖才明，少以礼度自肃，思皇武之节俭，追太祖之宽恕，则汉之文景，宗何足云。景和申之以淫虐，太宗易之以昏纵，师旅荐兴，边鄙蹙迫，人怀苟且，朝无纪纲，内宠方议共安，外物已睹其败已。初世祖登遐，委重于二载（载同戴谓戴法兴戴明宝）。太宗晏驾，亦托孤于王阮，渫近之道同归，冲人之衅如一，然宋祚未绝于永光，更以宗王之见窘，水德遂亡于后□实由强臣之受辱，且顾命群公，从容自重，畏懦伊霍之机，绮靡唐虞之际，于是蔚炳胥变，明命就迁，俯仰之间，兴衰易用矣。周自平王东迁，崎岖河洛，其后二十四世，而赧始亡之。汉自章和以降，颠覆阉竖，其后百有馀载，而献始禅之。何则？周汉灵长，如彼难拔，近代脆促，若此易崩，非天时，亦人事也。闻夫鸿荒者难为虑，因事者易为力。曹马规模，悬乎前载，苟有斯会，实启英雄；而况太宗为之驱除，先颠其本根，本根既蹙，枝叶遂摧，斯则始于人事也，昔二代将亡，殷辛夏癸，相去数百年间，异世而后出；宋则景和元徽，首尾不能十载，而降虐过于二君，斯则天之所弃，笃于前王者也。天意入事，其微如是，虽欲勿霣，其可得乎？若乃拯厥涂炭，蒙逆取之辱者，汤武之志也。私锄当路，饰揖让之名者，近代之事也。其应天从民，道有优劣，故宗庙社稷，修短异数，不然，则何殊尤缅邈，如斯之远也。夫山岳崩颓，必有朽坏之隙，春秋迭代，亦有去故之悲，是以临危亡而抚理运，未有不扼腕流连者也。近古之弊化薄俗，行乎□□，宋氏之成败得失，著乎行事，从而言之，载于篇矣。系叙非所以创业垂统，而怀其旧俗遗风，逮于贤人君子，英声馀论，以附于兹，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，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，二十六年，重被诏续成何承天宋书，其年终于位，书则未遑述作，齐兴后数十年，宋之新史，既行于世也，子野生乎泰始之季，长于永明之年，家有旧书，闻见又接，是以不用浮浅，因宋之新史，为宋略二十卷，剪截繁文，删撮事要，即其简寡，志以为名。夫黜恶章善，臧否与夺，则以先达格言，不有私也。岂以勒成一家，贻之好事，盖司典之后，而不忘焉（《文苑英华》七百五十四。）。

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，而立奚齐，国人不顺。其大夫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纳惠公，《春秋》皆以弑君书之矣。惠公既立，而杀里克，以弑君之罪罪之。《春秋》书曰：「晋杀其大夫里克」。称人以杀，杀有罪也。称国以杀，杀无罪也。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，此《春秋》之微意也。奚齐、卓子之立，以淫破义，虽已为君，而晋人不君也。即已为君，则君臣之名正，故里克为弑君。而国人之所不君，则势必不免。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，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，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、齐崔杼异矣。虽使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贤方伯，里克之罪犹可议也。惠公以弑得立，而归罪于克，以自悦于诸侯，其义有不可矣。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，国人恶之，敌人怨之，兵败于秦，身死而子灭，至其谋臣吕甥、郤称、冀芮皆以兵死。盖背理而伤义，非独人之所不予，而天亦不予也。宋武帝之亡也，托国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。少帝失德，三人议将废之，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，乃先废义真，而后废帝，兄弟皆不得其死。乃迎立文帝。文帝既立，三人疑惧。羡之、亮内秉朝政，晦出据上流，为自安之计。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，不以贼遗君父，无负于国矣。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、孔宁子、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，恶羡之、亮据其径路，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，帝遂决意诛之。三人既死，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。是时宁子已死，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。文帝在位三十年，其治江左称首。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，是岁皇子劭生。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。华、宁子之子孙无闻于世，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，亦并死于劭。于乎，天之报人，不远如此！不然晋惠公、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，何哉？谢晦将之荆州，自疑不免，以问蔡廓。廓曰：「卿受先帝顾命，任以社稷，废昏立明，义无不可。但杀人二昆，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为难耳」。善夫！蔡廓之言，不学《春秋》而意与之合。太史公有言：「为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。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，为人君父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蹈篡弑之诛。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，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」。宋之君臣诚略通《春秋》，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，徐、傅、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。悲夫！

「王昙首」，失一「首」字。

此卷伪帖过半，自庾翼后一帖（首云「已向季春」。）等十七家，皆一手书，而韵俗笔弱，滥厕诸名迹间。始予观之，但知其伪，而未审其所从来。及备员秘馆，因汇次秘阁图籍，见一书函中尽此一手帖，每卷题云「仿书第若干」，此卷伪帖及他卷所有伪帖者皆在焉，其馀法帖中不载者尚多。并以澄心堂纸写，盖南唐人聊尔取古人词语自书之尔，文真而字非，故斯人者自目为「仿书」，盖但录其词而已，非临摹也。国初论次法帖时，如王著辈不悟其非，故但采其名杂载真帖间，可胜叹哉！今列此卷内一手伪帖于左：

庾翼后一帖。沈嘉。杜预后一帖（亲故）王循。刘超。司马攸。刘瑰。刘穆之。王劭。纪瞻。王廞。张翼。陆云。山涛。卞壸/右十五家并庾翼、杜预后一帖皆一手伪书。

庾亮。庾翼前一帖。杜预前一帖。谢璠伯。王徽之。凝之。操之。涣之。索靖。王坦之。谢庄。王邃。王恬。王昙首。孔琳之。王僧虔/右十四家并庾翼、杜预前一帖皆真帖，其馀尽一手伪书。

义利之分，孟子辨之详矣。而赏以劝善，刑以惩恶，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权者，犹未离于利乎？有所利而为善，有所畏而不为恶，则其入人也亦浅矣。尧舜之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大怒而民威。故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岂亦知其效入人之浅乎？然皋陶之陈谟，以典礼赏罚同出于天，而非有轻重之别也。苟无所事乎其用，则赏罚亦自外来耳，安在其为天乎？三代之用赏罚，大概犹法唐虞，而记礼者载其先后之用甚详，又以为至周而穷。岂世变之极，而赏罚之用始重乎？抑其出于天，而三代始赖其用也？《春秋》圣人经世之志，而独以代天子之赏罚，则圣人起而治天下，必不能以易此矣，亦何怪于汉宣帝之专恃赏罚以为治乎？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」，《洛书》之所明载，而儒者终以为治天下者不取必于赏罚，亦知夫劝惩之效浅也。谓赏罚不取必于劝惩，则无以御天下；谓其为惩劝而设，则赏罚亦利耳。利者，人道之末也，则皋陶之所谓天者岂诬乎？

耳之于声也，目之于色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口之于味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。出于性，则人之所同欲也；委于命，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。富贵尊荣，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；危亡困辱则反是。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，一切惟君长之为听。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，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。叙五典，秩五礼，以与天下共之。其能行之者，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；其违之者，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。君制其权，谓之赏罚；人受其报，谓之劝惩。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，岂以利而诱之哉！为恶者受其所同恶，岂以威而惧之哉！得其性而有以自勉，失其性而有以自戒。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，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。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，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，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，纵横颠倒而天下皆莫吾违。善恶易位，而人失其性，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，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。后世之用赏罚，执为己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。非赏罚入人之浅，而用之者其效浅也。故私喜怒者，亡国之赏罚也；公欲恶者，王者之赏罚也。外赏罚以求君道者，迂儒之论也；执赏罚以驱天下者，霸者之术也。

肉刑之兴，说者以为起于苗民，而尧参取而用之。「报虐以威」，盖将以戒小人，而非出于圣人之本心也。故舜多为之涂以出民于刑，祇以施诸怙终者；而穆王之训刑为尤详。然则虽圣人欲去之久矣，安在其为孝文姑息之仁也？而世儒之道古者，必以为井田、封建、肉刑皆圣人之大经大法，不可废也。治天下而不用肉刑，徒以启小人犯法之心耳。故曰：肉刑之刑，刑也。汉魏之际，往往数议复之而不果，以至于本朝，而刑轻于三代矣。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，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，何其用心之相反也？推之天理，验之人事，而要诸古今之变，究其所从始，极其所由终，必有至当之说。

昔者圣人别人类于禽兽之中，而去其争夺戕杀之患。盖必执生杀之权，而后谓之刑政也。则肉刑固已草具，而未有其法耳。苗民始多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。尧惧其为世训也，故取而次第品节之，使必若苗民者然后罹此刑耳。故曰：「报虐以威」。舜又多为之法以出之，而夏于赎刑为尤详。商人执刑罚以督奸，伤肌肤以惩恶，盖严其所当用者耳。夫既多为之涂以出之，而不严其所当用者，是教人以轻犯法也，岂圣人制刑之本意哉。文、武尤谨于庶狱，而成、康措而不用至于四十馀年。穆王耄荒，而训刑以诘四方，使知刑者圣人爱民之具，而非以戕民也。汉兴，承秦之馀烈，先王之法度尽废，而肉刑块然独存。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，于是可与语变通之道矣。井田封建，自黄帝以来，极十数圣人之思虑，所以维持而奉行之者，惟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也。至于肉刑，则多为之涂以出之，惟恐其或用耳，岂可同日而语哉。圣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者，今既尽废而不可复举矣，独惓惓于圣人之恐其或用者，纵使可用，无乃颠倒其序乎！使民有耻，则今法足矣；民不赖生，虽日用肉刑，犹为无法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成矣。吾闻诸圣人者如此。

郦食其教高祖以示诸侯形势之制。方天下未定之际，形势固不可以授之人，盖惧其自伐也。天下已定，固当以天下为家，以四塞为形势。而萧何方惓惓于壮宫室，娄敬方劝据秦地以临制天下，何其狭也！高帝宽仁爱人，念天下汹汹数岁，本不敢轻用其力；豁达大度，欲示天下以至公，而庶几于周家之义。然卒为宗臣所移犹可也，而竟移于羁臣之说，何哉？岂三代公天下之道，后世真不可复行乎？抑人心多自疑，而其流遂如此也？不然，则在德不在险，是真书生之谈耳。

万物皆备于我，而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为具。天下岂有身外之事，而性外之物哉！百骸九窍具而为人，然而不可以赤立也，必有衣焉以衣之，则衣非外物也；必有食焉以食之，则食非外物也；衣食足矣，然而不可以露处也，必有室庐以居之，则室庐非外物也；必有门户藩篱以卫之，则门户藩篱非外物也。至是宜可以已矣。然而非高明爽垲之地则不可以久也；非弓矢刀刃之防则不可以安也。若是者，皆非外物也。有一不具，则人道为有阙，是举吾身而弃之也。然而高卑小大，则各有分也；可否难易，则各有力也。徇其侈心，而忘其分不度其力，无财而欲以为悦，不得而欲以为悦，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趋，惟争夺之是务，以至于丧其身而不悔。然后从而告之曰：「身与心内也，夫物皆外也。徇外而忘内，不若乐其内而不愿乎其外也」。是教人以反本，而非本末具举之论也。二帝三王未尝不择形势而居之，而周公于宫室之制，闳大端丽，欲用以为万世之法。夫岂以形势为德之辅，而宫室为德之华哉，此帝王所以备人道而与天下为公也。萧何娄敬盖亦知天下之势而已，而未知圣人本末具举之道，故使论者犹有疑焉。且谚有之：「衣则成人，水则成田」。此岂有内外轻重之异哉？世儒之论所未及也。

帝、王之号名殊，而其道一也。然学者知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而名号与谥终不可得而别。以「尧」、「舜」、「禹」为名，则汤、文、武独以谥举，可乎？通以为号，则咨尔舜禹者，必非号也。汤之子孙，以「甲」、「庚」、「丙」、「壬」为号，则「汤」不得以谓之谥，然而所谓「予小子履」者，则汤既有其名矣。后世之言谥法者，遂次尧、舜、禹、汤于其中，夫岂其然乎？文武之子孙各以谥显，而善恶一付之天下之公论，虽孝子慈孙不得加私意于其间也。《春秋》之公侯伯子男，其卒葬例以「公」书，又何所贵于圣人之笔削乎？亦无怪后世之孝子慈孙因得以致其隐恶之义也。圣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，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。

自风气初开，人极肇建，于是有君臣上下之分，而为之号以尊异之，未有名字之为别，而文物之可观也。及其久也，有号而后有名，有名而后有字，有字而后有讳，有讳而后有谥。上则追王其先祖先公，下则施及其文子文孙，旁则庇其本支族属，推其姻连亲党，隆于朋友，不遗故旧，以广亲亲之道于天下，然后为忠厚之极则，人道之至文，此周家所以独备于三代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既已品节而尽用之矣。然名之曰「幽」「厉」，而国恶不讳，无以致君父之敬；列爵各从其实，而直情径行，无以尽臣子之心。故《春秋》兼隐恶之义，从尊君之文，而人文于是大备，后世无以复加矣。过是以往，则人心无穷，不可以尽徇；而天下至众，不可以文欺也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循而至于周道之文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后世之欲行恩义于《春秋》之外者，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。

吕不韦市子楚以为奇货，此战国策士朝暮反覆之谋，君子之所不道。而汉文立未数月，乃脩代来功，宋昌既封侯，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。宣帝惓惓旧恩，至侯五人而未止也。天之立君，本为斯人计，犹不以逸豫其君之身，顾何有于平时自结于其君以觊非望者乎？将相大臣以天下之义迎立代王，犹逡巡而不敢进，既已立矣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领南北军，而张武实行殿中，将相大臣今犹未足信耶？昔者王代而今为天下主，必自代来者而后足信，何其示天下以狭耶！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宋文帝能忍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，而王华、王昙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。使后世反覆多诈之人常觊天下之有变，以幸一日之富贵，其必自宋昌始矣。汉高帝用其私心于丰沛，而生长之地亦有异恩焉，是纳吾身于一邑，而教天下以侥倖，岂所以为天下主哉！南阳之恩虽小杀，而此义卒不可废。人主一时之私恩，又可为万世之常法乎？裁恩义而中持衡焉，使开国承家者有所据以为常行之道，揆之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则必有以处此矣。

晋文公在外十九年，从亡者非一，而三士称焉。及其反国也，郤縠实当国政，狐偃、赵衰盖始为卿，而贾佗、臼季之徒未有列也，郤縠死，先轸以下军之佐代之，当时以为上德，则从亡之劳不论矣。颠颉就诛，魏犨几不免，而介之推不及禄。荣辱可否，与众同之，幸不幸一归诸命，不以亲疏厚薄为等降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知柔知刚，知微知彰，万夫之望」。自古圣贤之举事，与夫后世英雄豪杰，必寄腹心于同起共事之人者，彼其察事见情常先乎众人，非以其为故旧而特亲之也。至于左右亲昵，讵肯以得国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！富厚安荣，不欲以天下国家而俭其素所亲耳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所以重君臣恩义之始终而不及其私者，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。文帝裁绛侯以大义，而卒不任宋昌张武以国政，彼其轻重浅深必有以知之矣。丙吉之端简厚重，虽微旧故，是可不任之以政乎！宣帝忍于霍光，而惓惓于五人者，非但亲疏有以蔽之，而权利所在，固争之端而怨之府也。周公谓鲁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，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」。此圣人所以裁恩义而中持衡者，其诸《春秋》之所不废欤！丰、沛、南阳，以生长之地而沾异恩，雨露之所被，日月之所照，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。此亦天下之公义，而厚薄之殊绝则为私心耳。夫人心之正，万世之常法也。茍其不役于喜怒哀乐爱恶之私，则曲折万变而周道常如砥也。唐太宗惓惓于天策学士，而秦府旧人则与东宫、齐府均其用舍，盖亦庶几于恩义之平矣。呜呼！安得皇极之主而共叙之哉！

圣人以常典卫中国，以封疆限夷狄，明其不可参也。然民命之所在，不当以夷狄、中国为别，故兼爱之说兴而通和之义行。甚者至欲以女妻之，冀以舅甥之恩而获一日之安。彼惟不习于礼义也，故谓之夷狄，而可以人伦而縻之乎？暗哉娄敬之智也！一日作俑，而其流至于不可胜言矣。然合中国而君之，既不能却夷狄于塞外，又不能忍一日之辱，坐视民生之涂炭而莫之救，是诚何心哉？此齐景公所以涕出而女于吴也。孟子之所不敢废，则娄敬岂得为过乎？略其事而取其心，虽宋虢之息民，圣人不得正色而诛之也。

有中国必有夷狄。待夷狄之常道莫详于周，而其变则备于《春秋》矣。方舜禹之时，蛮夷猾夏，则命士以明刑而已。至汤有来享来王之事，而未有其礼也。周公相成王，朝诸侯于明堂，而列四夷于四门之外；分天下为五服，而以周索、戎索辨其疆，盖不使之参于中国也。宣王伐猃狁，至太原而止，而蛮荆使之来威而已。此周道之所以中兴也。幽王之乱，而中国、夷狄混而为一矣。其后楚始僭王，以夷狄之道横行于中国；吴越奋自南方，以与晋楚争伯，而晋楚不能抗。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祸也。圣人有忧焉而作《春秋》，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难矣。戎狄之种类不一，而杂出于中华，以致其猾夏之祸。圣人一切以周道治之，而不使参中国之事也。诸侯与之会盟则讥之，伯主穷追远讨则黜之，要使各安其疆则止矣。至于吴楚，则非周道之所能尽治也。方其始之僭窃也，固已斥而弃之于夷狄矣。及其能从中国之会盟，则人之；能行聘礼，则爵之；能正中国所不能正之罪，能讨中国所不能讨之敌，则酌轻重以许之。及其行诈谋，用狄道，则斥而弃之如故也。然而窃伯可也，分伯可也，专伯则不可；人可也，子可也，公侯则不可；而况于僭王乎！是圣人于中国、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，则所以立人道、扶皇极以待后世也。吴楚之祸极矣，圣人岂不知后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，踵其辙以抗衡于中国，庶几《春秋》之义尚可覆而行也。汉之匈奴，唐之回鹘吐蕃，本朝之契丹，岂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，徒曰不可参于中国而已乎！彼固越疆而来参，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，逞夷狄之威以自飞扬矣。然而妻之以女则不可，藉其力以平中国则不可。盖惧夷狄、中国之无辨也。汉唐之已事可以鉴矣。本朝去是二祸，而岁以金缯奉之，不复至于交兵，则既享其福矣，独使之并帝，则汉唐之所未有也。专中国之祸，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！是皆当时之廷臣不讲《春秋》之过也。今中原既变于夷狄矣，明中国之道，扫地以求更新可也；使民生宛转于狄道而无有已时，则何所贵于人乎！故扬雄之言曰：「五政之所加，七赋之所养，中于天地者为中国」。王通之言曰：「天地之中非他也，人也」。盖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