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之为州统五城，鄞为太守治所，今日趋府议事，退而据案决遣，自朝至日晡，循循维谨，不敢有所操纵。县为乡十有三，为户三万九千六百有奇。民富于稻蟹之利，地大物萃，则讼牒日益众，祁寒暑雨，少不能如期，辄以病令。坐是县率无良声，为令者幸无事，及官满罢去，以为得计。建炎兵燹之祸，公宇既焚。己酉距戊午十稔，更数政，睥睨不敢措手，治寄于佛庙，皂隶与浮屠杂居，虽民亦病之。会太守周公纲下车之始，询咨众庶，敝事一新，宽大之政既行，和平之气亦通，慨然锐意，有所兴作。莆阳顾侯为令于兹，盖二年矣，日与丞簿辛勤敦劝，欲以仰奉太守之意。而二君皆儒者，爱民喜事，与令处相得欢甚，条教之行，靡有留碍。邑人既悦于政，思所以报称守令之德，咸愿推其赢馀以助工役，乃克重建厅事、大门、公堂于旧治之基，翼以两序，殿以寝室，吏舍犴狱、簿书泉货，咸有处所，丞簿二居辅于左右。于是高明雄壮，始称邦君子男之尊。虽令之贤否不系于居处之高庳，然使民自远而至，有所瞻睹，崇其闬闳，以别隆杀之分，则栋宇之制不为无助焉。初，侯之为是役也，道路颇忧之，以为艰难以来，公私扫地赤立，平昔租调之资，羸弱编户或不能如式而输，为吏者至，乃疲于简对，何暇月绩岁缉，以有易无？虽仆寓居于是，闻其经始营之，亦窃疑焉。未载阅月，土木之工毕立，为屋百七十有三楹。役不及农夫，财不出经费，不动声色而制度显设，宛如旧贯，仆然后知侯之果能有为也。昔卓茂为密令，有所更张，吏民笑之，虽邻邑亦以为嗤诮。卓茂治事自若，居数年，道不拾遗。严诩为颍川，既去，叹曰：「我以柔懦名，朝廷必选刚猛代，颍川之民当有僵仆者」。大抵世俗之论，喜为奇怪新好之说；而亟疾苛密之人，往往以轻儇事见称。至于君子长者，欲为平易之政，则悠悠之谈，必深疑焉，或未及施而罢去；或平居不甚可意，去焉而毙于苛刻之令，然后更相思慕之者多矣。顾侯详练谨密，务为循常之行，不喜表襮以取名誉，宾客干请，未尝有所许可，至有偶坐终日，不忍启齿而退者。其以身任怨必则法令如此，其视毁誉之来，泛然若亡所喜愠。为治既久，狱讼衰止，平日不快于心者亦不能有所轩轾，窃意古所谓居官无赫赫名，去而见思者，盖如是也。然而乃能以其馀力为后人无穷之利，心计默识，奠而后发，民不告病，事以就绪，是不可不书以遗来者。

郡邑之有社稷风雨雷师之祭，其来尚矣。谨按《周礼》，社稷为地祭之属，礼秩在五祀五岳之上；风雨师为天祀之属，而礼秩在日月星辰之后。至唐天宝中，又立雷师之祀于风雨师之次。盖为人生之所赖，虽以土谷为重，而其所以生生不穷者，岂不曰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」而后遂焉，缀之以祀亦其宜矣。故后世因之不废，列之郡邑，以为故常。而世俗之吏以谓孟子之论盖尝贵民而次社稷，又谓祭祀以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之，故所至之邑则未尝以孟子贵民之意而待其民。平居暇日，惟知以聚敛为急，教化之不修，政令之不行，视其善良莫知所以抚之，视其饥寒莫知所以养之，至其陷于罪戾则深疾之，曾无哀矜恻怛之意，是未尝以孟子之所谓贵者加乎民也。至社稷之祭，三代圣人之所建置、礼经之所存者，则往往以孟子变置之说而轻忽之，乃反崇饰浮屠、老子之祠，金碧辉焕，无所不至。祭非其鬼，神不顾答，人蒙其害，而社稷之坛壝荒废圮坏，每岁仅遵甲令，春秋一至焉。既退，置而不问，使民莫知所敬重，而疾疠之间作，水旱之相寻，民生之多艰，可叹也。先儒谓勾龙氏平治水土，故以配食于社；共工氏播植百谷，故以配食于稷。及殷之兴也，有七年之旱，故变共工氏而置弃，又欲变勾龙氏而以为不可，故勾龙氏配食如故，而弃遂配稷焉。夏社之书亡，无以考信，今以理推之，知其必不然也。夫孟子所谓变置者，意其以为地之不吉，改卜其地，庶几土地所安，风气所宜，于以导和气、致休祥云耳，非谓变易其配食之神也。夫政之苛、令之烦，匹夫匹妇不得其所，则旱乾水溢从而应之，而神何罪？今以旱乾水溢而变其所配，则与夫罪岁者何以异？正是以知孟子之意决不然也。开封赵善溯泽深为东关，始至之三日谒社稷，退而叹曰，人生之所赖者在此，而不严若是，是尚可缓乎？乃因其地广之为坛四，左为社，社之次为风伯，右为稷，稷之次为雨师、雷师。坛皆三成，社之址方二丈五寸，崇尺五寸，其馀崇皆杀六寸；稷之崇广亦如之。风伯之址，方一丈六寸，其馀崇皆杀一寸；雨师、雷师之崇广亦如之。为斋庐于后以供祭事，为门庑于前以严扃鐍，为土墙以周之，后崇六尺，前及左右皆崇五尺，而厚皆五尺。经始于嘉定七年九月甲子，落成于次年二月庚寅，书来求文以记之。正窃以为今之为邑者惟其不知学，是以所当轻者反重，而所当重者反轻，事失其序而苟且鄙陋，庶几于古人者少。泽深兄弟少从师友讲明学问，而不专以科举之文为学，今其所立如此，是可书也。校书郎、临邛魏侯详刑本路，首严选举之法，不妄许与，故所得皆一时之胜，而泽深与焉，吾泽深之为邑亦概可知矣。因备书以示来者。嘉定丙子正月甲子日，奉议郎、新权发遣怀安军、兼管内劝农事山阳度正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