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孝公据殽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既没，惠文武昭，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缔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，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离横，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而延敌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馀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彊国请伏，弱国入朝。施及孝文王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馀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象郡。百越之君，俛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蕃篱，却匈奴七百馀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隳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，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溪以为固；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陈利兵而谁何？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，万世之业。始皇既没，馀威震于殊俗。然而陈涉，瓮牖绳枢之子，氓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，材能不及中庸，非有仲尼墨翟之贤，陶朱猗顿之富，蹑足行伍之间，俛起阡陌之中，率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而响应，嬴粮而景从，山东豪俊，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淆函之固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；锄耰棘矜，非铦于钩戟长铩也；谪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曩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。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馀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殽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隳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，缮津关，据险塞，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锄耰白梃，望屋而食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，关梁不阖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，战于鸿门，曾无藩篱之艰。于是山东大扰，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，章邯因以三军之众，要市于外，以谋其上。群臣之不信，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，遂不寤。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，未当绝也。

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，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，至于秦王，二十馀君，常为诸侯雄。岂世世贤哉！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。当此之世，贤智并列，良将行其师，贤相通其谋，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。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，百万之徒，逃北而遂坏。岂勇力智慧不足哉！形不利，势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，守险塞而军，高垒毋战，闭关据厄，荷戟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，以利合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，其下未附，名为亡秦，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也，必退师，安土息民，以待其敝，收弱扶罢，以令大国之君，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身为禽者，救败非也。

秦王足己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主惑而终身不悟，亡不亦宜乎！当此时也，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，忠言未卒于口，而身为戮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，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钳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谏，智士不敢谋，天下已乱，奸不上闻，岂不哀哉！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，故置公卿大夫士，以饰法设刑，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；其弱也，五伯征而诸侯从；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。故周五序得其道，而千馀岁不绝。秦本末并失，故不长久。由此观之，安危之统，相去远矣。野谚曰：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」。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有时，故旷日长久，而社稷安矣（已上《文选》为下篇）。

秦孝公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备，外连衡而斗诸侯，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，惠王、武王蒙故业，因遗册，南兼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纵缔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是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知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约从离衡，并韩、卫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昭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，逡巡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奉秦。秦有馀力而制其敝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卤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日浅，国家无事。

及至秦王，续六世之馀列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捶拊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君，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馀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堕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铸鐻，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后斩华为城，因河为津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溪以为固。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以定，秦王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秦王既没，馀威振于殊俗。陈涉瓮牖绳枢之子，氓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，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，蹑足行伍之间，而倔起什伯之中，率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而转攻秦。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景从，山东豪俊，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淆函之固自若也，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，锄耰棘矜，非锬于句戟长铩也；适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乡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也。试使山东之国，与陈涉度长洁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千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馀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（已上《文选》为上篇）。

秦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称帝以养四海，天下之士斐然乡风，若是者何也？曰：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没，令不行于天下，是以诸侯力政，强侵弱，众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罢敝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，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止。当此之时，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，在于此矣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，废王道，立私权，禁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并兼者高诈力，安定者贵顺权，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，并殷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后虽有淫骄之主，而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示豆褐，而饥者甘糟糠，天下之嗷嗷，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，缟素而正先帝之过，裂地分民，以封功臣之后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，虚囹圄而免刑戮，除去收帑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，发仓廪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士，轻赋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。约法省刑，以持其后，使天下之人，皆得自新，更节修行，各慎其身，塞万民之望，而以威德与天下，天下集矣。即四海之内，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，唯恐有变。虽有狡猾之民，无离上之心，则不轨之臣，无以饰其智，而暴乱之奸止矣。二世不行此术，而重之以无道，坏宗庙，与民更始，作阿房宫，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，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，吏弗能纪。百姓困穷，而主弗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。蒙罪者众，刑戮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，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实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，不藉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，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见始终之变，知存亡之机，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。天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矣。故曰安民可与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，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身不免于戮杀者，正倾非也，是二世之过也（已上《文选》为中篇。《史记·秦始皇纪》。案《过秦论》相承分上中下三篇，以秦孝公以下为上篇，秦并兼诸侯为下篇，《史记》但为一篇，而次第全异，文亦小异，最为古本，今据录之。）。

尧、舜之世，民莫不乐于善而趋于笃厚，今之世所谓独行君子者，尧、舜之民皆以为常，故谓之五常。有异于此者，当世指之为凶人，以为天下大戮矣。何哉？教道素行而为善之人多也。后世教衰俗薄，如四凶者滔滔皆是，故天下以孝悌为异行，以忠信为奇节。事父兄者望厚赏，而无过者以谓堪大臣，其崭然出众而以贤杰自名者，有不及尧、舜之民者矣。如之何望天下之治一二于唐虞也！故王者之大务，莫急于教。教者，所以养材也。养之久，材为之日众；无教之养之之道，则材为之日寡。材众足用，材寡则不足用矣。人之生也，自非圣人，自然之质，未有不待教而成者也。是故父兄之善教，一家之人才者必多；师儒之善教，一塾之士才者必多；国君之善教，一国之臣才者必多。非天之有所私，聚才而生之，所以养材之道备，使材能不得而不成也。茍不善教，则中人以下，莫不陷溺而入于不善，故人众而才者少。非天之有所恶，不善而生之，其所养之教之者非其道，使才能不得而成也。诚使王者善养天下之材，则聪明技敏之民，皆将化而为才，取之而称所求，用之而称所使。昔樊氏善为生，尝欲作器，先种梓漆。里人初笑其迂，后皆从而假器用焉，故樊氏之富倾天下。一为生之民，尚知为数十年之先养其材，然后治器。况王者为万世之盛哉！三代之治，莫不养材，而周最为备。秀于民者养之于乡，秀于乡者养之于学，秀于学者养之于太学，秀于太学者论而辨之，位而禄之，而养之于朝廷，或为公卿大夫，或为牧伯将帅，皆繇此乎出。故古者五十而后爵，自成童至于五十，其耳之所闻，目之所睹，其心之所存，莫非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仁义忠孝之道，虽有顽悍奇袤而不去者，抑亦寡矣。自幼至于成童，其君上之所令，其父兄之所率，其师长之所诲，莫非文武大道，虽有天资昏蔽而不可成才者，抑亦寡矣。故周之世也持长，诗人美之，而《菁菁者莪》之篇作。至秦则不然，焚灭先圣之术，其所以示民者，非刑则战，民莫不奸谲好乱，相糅而为恶。一旦俱乱，而秦亦不能御也。惟东汉最重经术，太学大盛，而四方老师大儒，或教授至千人，家薰户习，咸竟于学。于时天下贤能者日益多。明、章之后，童昏相继，推其微弱暗暴之势，可以朝夕而亡。然长久历二百载，与西汉等，岂非君子众多之力欤？今天下号为太平，然养材之道微缺，学校为废区，博士为冷官，士之进于仁义者，非其性则或其家之训，而国家所以教育之道不行焉。是故仁义之才日寡，取之而不称所求，用之而不称所使，忽有可忧之对，至大之责，或四顾而无所付，此才不素养之效也。孔子虽圣，其权则匹夫，然而门弟子自中人以上莫不成才，欲相而有如颜渊，欲将而有如仲由，欲使为诸侯而有如仲弓，欲使宰而有如子游、子羽。唐太宗之将相房、杜、李、魏、二温、王、陈辈，多出于西河、汾晋之间，大抵皆王通之门人也。一圣一贤，养材而材之富也如是。今材不素养，故以天下之大，而常患无人。臣以谓欲左右皆正，小大皆治，势危而有以扶，事亟而有以托，在乎得材。材之易得，在乎素养。素养之术有三：一曰兴学校，二曰选置五经博士，三曰复汉之太学生员。三者行而教之养之之道备，学者于是通古今，乐名节，而文武之器班班出矣。

对：《诗》之中，唯周最备，而周之兴废，于《诗》为详。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之间，而施及乎君臣之际，以被冒乎天下者，存乎《二南》。后稷、公刘、文、武创业之艰难，而幽、厉失道之渐，存乎《二雅》。成王纂承文、武之烈，而礼乐文章之备，存乎《颂》。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诸侯者，存乎《王·黍离》。盖周道之盛衰，可以备见于此矣。《小雅》者，言王政之小，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。夫幽厉虽失道，文、武之业未坠，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，故虽怨刺并兴，而未列于《国风》者，以为犹有王政存焉。故曰：《小雅》者，兼乎周之盛衰者也。昔之言者，皆得其偏，而未备也。季札观周乐，歌《小雅》，曰：「思而不贰，怨而不言，其周之衰乎」？《文中子》曰：「《小雅》乌乎衰？其周之盛乎」！札之所谓衰者，盖其当时亲见周道之衰，而不睹乎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也。文中子之所谓盛者，言文、武之馀烈，历数百年而未忘，虽其子孙之微，而天下犹或宗周也。故曰：二子者，皆得其偏而未备也。太史公曰：「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」。当周之衰，虽君子不能无怨，要在不至于乱而已。《文中子》以为周之全盛，不已过乎。故通乎二子之说，而《小雅》之道备矣。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