敕：先民有言：「国人称愿曰：幸哉！有子如此，君子之所谓孝也已」。朕率是道，以临卿士。登用厥子，因隆其亲。使名协位称，以大国人称愿之意。具官某父益，允修厥猷，忠孝惟宝。是产哲辅，来宁邦家。克绍德门，以永誉处。他人无一，尔有二人。锡之土田，大启楚宇。天下称愿，岂不伟哉！

吾友沈居中为新繁，以暇日访繁上故事，则得贤者三人焉。其一唐宰相李卫公德裕文饶，其一我宋故赠太师王公益舜良，其一龙图阁直学士梅公挚公仪。三贤者，李卫公、王公尝为是邑，而梅公则邑人也。居中于是即县署之东创为堂，绘三公像其上，榜之曰「三贤堂」。既成，以书抵予曰：「其为我记之」。呜呼！卫公之事业文章，世传之、史载之详矣，而不书其为繁，岂以公勋烈如彼其崇，一县之政不足为公道欤？观其节度西川所以治蜀，相武宗所以治天下，而所以治繁者可见矣。逮今馀三百年，父老思之不忘。以县署最大一楠四柏为公手所植，此与周人指甘棠以怀召伯何异？前任人为此作「文饶堂」，后更名「卫公」，盖得之矣。而堂宇褊小不称，及是居中彻而大之，并与王、梅祠焉。王公始字损之，年十七，以文谒张公咏，奇之，改今字，祥符八年进士，后以殿中丞来为邑。始至，有犯法者，乡所素嫉也，公条其奸上府，流恶处，自后一待以恩信，迄其去不更笞一人。去而为韶州，终江宁府通判，位不满其德，则有子荆国文公，熙宁间相裕陵，以经术为天下学者宗师。梅公天圣五年第进士甲科，历台谏，言事有体，仁宗嘉之。嘉祐二年，与欧、王、韩、范司贡举，得人甚盛，时苏内翰在得中，以笺谢诸公，而谓公为大臣元老。其秋出守杭，天子赐诗宠其行，后徙金陵、河中府以卒。甚矣！三人者之贤，天下所共知忻慕也，而居中独拳拳于繁，其于李卫公、王公不特取以励己思齐焉，盖以励来者也，乃若梅公则将为一邑劝焉。或谓繁于成都为剧邑，自梅公以来，擢巍科、跻显仕者不乏贤。在熙宁为御史、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今潼川，吕丞相、苏公皆贤之，则有若周公尹正孺；在今中兴为给事中，羽仪朝廷，蜀之仕者视为领袖，则有若勾公涛景山；何独一公仪氏哉！居中曰：「然。吾固知不可一二数，特取其所自始者尔。而况梅居乡时，实与王相值，凡以诗往来者八十六，和易而思深，平淡而旨远，读之使人一唱三叹，大雅君子也。吾喜其有补于风化，为刻石其祠矣。有能登堂而瞻其像、读其诗，虽暴悍者，吾知其易直子谅之心，莫不油然为之生矣，以美化厚俗，未有捷乎此也，是岂小补哉」！居中之论如此，诚有味其言也，予是以书之。居中名卣予，金堂人，建炎二年进士第三人。时以左奉议郎知县事，清慎强敏，县学、县南门一新，徵科以时，庭无留讼，逾二岁，人安之，唯恐其去也。有不予信，视所作堂，亦足以知其人矣。

天下之辩士，皆自以能排患释难，亡使存、危使安者也。然而说有可以行，有不可以行。子贡说野人，野人拒之，此不可行者也。夫以楚之强，项羽之暴，其甚于野人明矣。而侯生一语而太公以归，其道奚出哉？请试陈之。

谓项王曰：「汉使陆贾请太公乎」？曰：「然」。「然则楚与之乎」？曰：「否」。「何以不与也」？曰：「汉急，寡人常宽之，危常存之。汉得志辄欺寡人，寡人不忍与并立乎天下，是以不与也」。曰：「噫，亦甚矣！大王之厚于汉，有天下必矣。天下之归汉，必矣。楚之不得天下，必矣。天下之不归楚，必矣。何也？臣请言之。大王尝与汉临广武而军，当是之时，楚欲烹太公，而汉不救。彼知杀人之亲者，不可以得志于天下，而可以致天下之怨，故不示楚以急也。今何故而请之？且大王何以不遂烹太公」？曰：「伯谓我为天下者不顾家，烹之无益，故不烹也」。曰：「诚如伯言者。今汉之意，其欲得其父者耶？其外欲以得其父为请，内实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以灭楚耶？夫豪杰并起，以诛秦为事，秦既破矣，而战伐不息，使百姓父子肝脑涂地，至苦也。楚与汉亦各有分地，今汉去其地而与楚争，彼自知智不若大王，勇又不若大王，故轻委其亲以邀怒众心，曰凡所为天下汹汹者，楚耳。又出信使厚币，使天下见之，皆信汉用兵之不得已也，则人人致死于楚矣。故曰『甚哉，大王之厚于汉也』。故大王不如归太公，明与汉分天下而王之，天下之人皆知大王之无负于汉也，又知汉之有分地也，彼虽欲欺其众复从事于楚，众不为用，虽强之不听，是汉孤也，大王之霸，可以万全。今大王益留太公，汉亦益怒其众，楚亦益怠，汉亦益进，愿大王熟计之。且夫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茍杀之无益，则虽留之亦无益矣。茍杀之足以益怨，则留之亦足以益怨矣。不识争天下者，使天下怨我利耶，使天下怨彼利耶？两者愿大王计之。臣非敢为汉谋得太公也，欲为楚谋取天下也。臣之言用，则汉无辞以用其众，无名以行其诈，而天下定矣」。

兴国中，兆太一于城南，用学士张齐贤、春官正楚芝兰领祠事。齐贤等以为太一者五帝之佐，天之贵神，祠宜半祀天之礼又小损之。天子使加伶官百人，自昏祠至明，如汉制焉。

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使有九年之蓄。而制国用者，必于岁杪，盖量入而为出。国之所不可俭者，祭祀也，然不过用数之仂，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。盖用之有节，则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汉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常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馀，所谓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用之无节，则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汉唐之盛时，天下之用常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节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，所谓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宋兴，承五代之敝，六圣相继，与民休息，故生齿既庶，而财用有馀。且以景德、皇祐、治平校之：景德户七百三十万，垦田一百七十万顷；皇祐户一千九十万，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；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，垦田四百三十万顷。天下岁入，皇祐、治平皆一亿万以上，岁费亦一亿万以上。景德官一万馀员，皇祐二万馀员，治平并幕职、州县官三千三百馀员，总二万四千员。景德郊费六百万，皇祐一千二百万，治平一千三百万。以二者校之，官之众一倍于景德，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。官之数不同如此，则皇祐、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；郊之费不同如此，则皇祐、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。诚诏有司按寻载籍，而讲求其故，使官之数、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，郊之费、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，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。使天下之入，如皇祐、治平之盛，而天下之用、官之数、郊之费皆同于景德，二者所省者盖半矣。则又以类而推之，天下之费，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，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。如是而力行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一，则岁有馀财一万万。驯致不已，至于所省者十之三，则岁有馀财三万万。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馀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国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古者言九年之蓄者，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，盖约而言之也。今臣之所陈，亦约而言之。今其数不能尽同，然要其大致，必不远也。前世于雕敝之时，犹能易贫而为富。今吾以全盛之势，用财有节，其所省者一，则吾之一也，其所省者二，则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难，吾之所易，可不论而知也。伏惟陛下冲静质约，天性自然。乘舆器服，尚方所造，未尝用一奇巧。嫔嫱左右，掖廷之间，位号多阙。躬履节俭，为天下先。所以忧悯元元、更张庶事之意，诚至恻怛，格于上下。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，又非陛下之所难也。臣诚不自揆，敢献其区区之愚，惟陛下裁择，取进止。

臣尝言：皇祐、治平岁入，皆一亿万以上，而岁费亦略尽之。景德官一万馀员，皇祐、治平皆三万馀员，景德郊费六百万，皇祐、治平皆一千万以上，是二者费皆倍于景德。使皇祐、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者，可考而知，皇祐、治平郊费之端多于景德者，可考而知，然后议其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，使岁入如皇祐、治平，而禄吏、奉郊之费同于景德，则二者所省盖半矣。则又以类推而省之，以岁入一亿万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一，则岁有馀财一万万，所省者十之三，则岁有馀财三万万，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馀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国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陛下谓臣所言，以节用为理财之要，世之言理财者，未有及此也，令付之中书。臣待罪三班，按国初承旧，以供奉官、左右班殿直为三班，立都知行首领之。又有殿前承旨班院，别立行首领之。端拱以后，分东西供奉，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职，皆领于三班。三班之称亦不改。初，三班吏员止于三百，或不及之。至天禧之间，乃总四千二百有馀。至于今，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，宗室又八百七十。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，而以今考之，殆三倍于景德。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较之，熙宁八年，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，九年五百四十有四，十年六百九十，而死亡退免出籍者，岁或过二百人，或不及之，则是岁岁有增，未见其止也。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由，条于别记以闻，议其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，惟陛下之所择。臣之所知者，三班也。吏部东西审官，与天下他费，尚必有近于此者，惟陛下试加考察，以类求之。盖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，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，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，如是而力行，使天下岁入亿万，而所省者什三，计三十年之通，当有十五年之蓄。夫财用天下之本也，使国家富盛如此，则何求而不得？何为而不成？以陛下之圣质，而加之励精，以变因循茍简之敝，方大修法度之政，以幸天下，诒万世。故臣敢因官守，以讲求其损益之数，而终前日之说以献，惟陛下财择。

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，修定官制，今百工庶务，类别以明，其于讲求经画，皆出圣虑，弥纶之体，固已详尽。然推行之始，去故取新。窃恐百执事之人，素未谕于其心，习于其耳目，一日之间，或未尽知其任；群吏万民，听治于上者，或未尽知所趋。待夫问而后辨，推而后通，则必有烦阻之患、留滞之虞。若图之于早，定之于素，则一日之间，官号法制，一新于上，而彝伦庶政，叙行于下，内外远近，虽易视改听，而持循安习，无异于常。此臣所以区区之愚，庶有补于万一也。今百司庶务，既已类别。若以所分之职、所总之务，因今日之有司，择可属以事者，使之区处，自位叙名分，宪令版图，文移案牍，讼诉期会，总领循行，举明钩考，有革有因，有损有益，有举诸此而施诸彼，有舍诸彼而受诸此，有当警于官，有当布于众者，自一事已上，本末次第，使更制之前，习勒已定，则命出之日，但在奉行而已。盖吏部于尚书，为六官之首。试即而言之，其所总者选事也。流内铨、三班、东西审官之任，皆当归之。诚因今日之有司，择可属以事者，使之区处。自令、仆射、尚书、侍郎、郎、员外郎，以其位之升降，为其任之烦简，使省书审决，某当属郎、员外郎，某当属尚书、侍郎，某当属令、仆射，各以其所属，预为科别。如此，则新命之官，不烦而知其任矣。曹局吏员，如三班诸房十有六，诸吏六十有四，其所别之司，所隶之人，不必尽易，惟当合者合之，当析者析之，当损者损之，当益者益之，使诸曹所主，因其旧习。如此，则新补之吏，不谕而知其守矣。宪令版图，文移案牍，讼诉期会，总领循行，举明钩考，其因革损益之不同，与有举诸此而施诸彼，有舍诸彼而受诸此，有当警于官、布于众者，皆前事之期，莫不考定。如此，则新出之政，不戒而知其叙矣。夫新命之官，不烦而知其任；新补之吏，不谕而知其守；新出之政，不戒而知其叙。则推行之始，去故取新，所以待之者备矣。其于选事如此，旁至于司封、司勋、考功当隶之者，内服外服、庶工万事当归之者，皆推此以通彼，则吏部之任，不待政出之日问而后辨、推而后通也。推吏部之事，以通于百工庶职。如此，则体虽至大，而操之有要；事虽一变，而处之有素。一日之间，官号法制，鼎新于上；而彝伦庶政，叙行于下。内外远近，虽改视易听，而持循安习，无异于常。区区之愚，庶有补于万一者在此。而臣愚浅薄，不知治体，贪于倾尽，而不知其言之妄。采掇增损，实待圣断，惟陛下之所裁幸。取进止。

忠定公没久矣，士大夫至今称之，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如公者少欤？先公年十七，以文见公，实见称赏。遂易字舜良，时在升州也。窃观遗迹，不胜感恻之至。

臣愚不肖，蒙恩备使一路，今又蒙恩召还阙廷，有所任属，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。不自知其无以称职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，冒言天下之事，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，幸甚。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，有聪明睿智之才，夙兴夜寐，无一日之懈，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，无纤介之蔽，而仁民爱物之意，孚于天下；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，属之以事，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。此虽二帝、三王之用心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宜其家给人足，天下大治；而效不至于此，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，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，而风俗日以衰坏，四方有志之士，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。此其故何也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。今朝廷法严令具，无所不有，而臣以谓无法度者，何哉？方今之法度，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。孟子曰：「有仁心仁闻，而泽不加于百姓者，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」。以孟子之说，观方今之失，正在于此而已。夫以今之世，去先王之世远，所遭之变、所遇之势不一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，虽甚愚者，犹知其难也。然臣以谓今之失，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，以谓当法其意而已。夫二帝、三王，相去盖千有馀载，一治一乱，其盛衰之时具矣。其所遭之变，所遇之势，亦各不同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，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，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。臣故曰：当法其意而已。法其意，则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，嚣天下之口，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。虽然，以方今之势揆之，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，合于先王之意，其势必不能也。陛下有恭俭之德，有聪明睿智之才，有仁民爱物之意，诚加之意，则何为而不成，何欲而不得？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，合于先王之意，其势必不能者，何也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。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，未有乏于此时者也。夫人才乏于上，则有沈废伏匿在下，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。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，而亦未见其多焉。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？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，以臣使事之所及，则可知矣。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，能推行朝廷之法令，知其所缓急，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，而不才茍简贪鄙之人，至不可胜数。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，盖阖郡之间，往往而绝也。朝廷每一令下，其意虽善，在位者犹不能推行，使膏泽加于民，而吏辄缘之为奸，以扰百姓。臣故曰：在位之人才不足，而草野闾巷之间，亦未见其多也。夫人才不足，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，以合先王之意，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，九州之大，四海之远，孰能称陛下之指，以一二推行此，而人人蒙其施者乎？臣故曰：其势必未能也。孟子曰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，非此之谓乎？然则方今之急，在于人才而已。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，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。在位者得其才矣，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，而因人情之患苦，变更天下之弊法，以趋先王之意，甚易也。今之天下，亦先王之天下。先王之时，人才尝众矣，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？故曰：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。商之时，天下尝大乱矣，在位贪毒祸败，皆非其人。及文王之起，而天下之才尝少矣，当是时，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，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，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。《诗》曰「岂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」，此之谓也。及其成也，微贱兔罝之人，犹莫不好德，《兔罝》之诗是也。又况于在位之人乎？夫文王惟能如此，故以征则服，以守则治。《诗》曰「奉璋峨峨，髦士攸宜」，又曰「周王于迈，六师及之」，言文王所用，文武各得其才，而无废事也。及至夷、厉之乱，天下之才又尝少矣。至宣王之起，所与图天下之事者，仲山甫而已。故诗人叹之曰：「德輶如毛，维仲山甫举之，爱莫助之」。盖闵人士之少，而山甫之无助也。宣王能用仲山甫，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，而后人才复众。于是内脩政事，外讨不庭，而复有文、武之境土。故诗人美之曰：「薄言采芑，于彼新田，于此菑亩」。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，使之有可用之才，如农夫新美其田，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。由此观之，人之才，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。所谓陶冶而成之者，何也？亦教之、养之、取之、任之有其道而已。所谓教之之道，何也？古者天子诸侯，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，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。朝廷礼乐刑政之事，皆在于学。士所观而习者，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，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。茍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，则不教也；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，则无不在于学。此教之之道也。所谓养之之道，何也？饶之以财，约之以礼，裁之以法也。何谓饶之以财？人之情，不足于财，则贪鄙茍得，无所不至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其制禄，自庶人之在官者，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。由此等而上之，每有加焉，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。犹以为未也，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，谓之世禄。使其生也，既于父子、兄弟、妻子之养，婚姻、朋友之接，皆无憾矣；其死也，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。何谓约之以礼？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，则又放僻邪侈，无所不至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为之制度。婚丧、祭养、燕享之事，服食、器用之物，皆以命数为之节，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。其命可以为之，而财不足以具，则弗具也；其财可以具，而命不得为之者，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。何谓裁之以法？先王于天下之士，教之以道艺矣，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、终身不齿之法。约之以礼矣，不循礼则待之以流、杀之法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变衣服者，其君流」。《酒诰》曰：「厥或诰曰：『群饮，汝勿佚。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』」！夫群饮、变衣服，小罪也；流、杀，大刑也。加小罪以大刑，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，以为不如是，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。夫约之以礼，裁之以法，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，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，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，力行而为之倡。凡在左右通贵之人，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，有一不帅者，法之加必自此始。夫上以至诚行之，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，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。故曰：此养之之道也。所谓取之之道者，何也？先王之取人也，必于乡党，必于庠序，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，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。诚贤能也，然后随其德之大小、才之高下而官使之。所谓察之者，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。欲审知其德，问以行；欲审知其才，问以言。得其言行，则试之以事。所谓察之者，试之以事是也。虽尧之用舜，亦不过如此而已，又况其下乎？若夫九州之大，四海之远，万官亿丑之贱，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。有天下者，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，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，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。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，以为大官矣，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，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，而后以爵命、禄秩予之而已。此取之之道也。所谓任之之道者，何也？人之才德，高下厚薄不同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知农者以为后稷，知工者以为共工。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，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。又以久于其职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，下服驯而安其教，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，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，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。夫如此，故智能才力之士，则得尽其智以赴功，而不患其事之不终、其功之不就也。偷惰茍且之人，虽欲取容于一时，而顾僇辱在其后，安敢不勉乎？若夫无能之人，固知辞避而去矣。居职任事之日久，不胜任之罪，不可以幸而免故也。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，尚何有比周、谗谄、争进之人乎？取之既已详，使之既已当，处之既已久，至其任之也又专焉，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，而使之得行其意，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，以此而已。《书》曰：「三载考绩，三考，黜陟幽明」。此之谓也。然尧舜之时，其所黜者则闻之矣，盖四凶是也。其所陟者，则皋陶、稷、契，皆终身一官而不徙。盖其所谓陟者，特加之爵命、禄赐而已耳。此任之之道也。夫教之、养之、取之、任之之道如此，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，至诚恻怛，思念而行之，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，而于天下国家之事，无所欲为而不得也。方今州县虽有学，取墙壁具而已，非有教导之官、长育人才之事也。唯太学有教导之官，而亦未尝严其选。朝廷礼乐刑政之事，未尝在于学。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，而非己所当知也。学者之所教，讲说章句而已。讲说章句，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。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。夫课试之文章，非博诵强学、穷日之力则不能。及其能工也，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，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。故虽白首于庠序，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，及使之从政，则茫然不知其方者，皆是也。盖今之教者，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，又从而困苦毁坏之，使不得成才者，何也？夫人之才，成于专而毁于杂。故先王之处民才，处工于官府，处农于畎亩，处商贾于肆，而处士于庠序，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，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。所谓士者，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，一示之以先王之道，而百家诸子之异说，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。今士之所宜学者，天下国家之用也。今悉使置之不教，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，使其耗精疲神，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。及其任之以官也，则又悉使置之，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。夫古之人，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，而犹才有能有不能。今乃移其精神，夺其日力，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；及其任之以事，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，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。臣故曰：非特不能成人之才，又从而困苦毁坏之，使不得成才也。又有甚害者，先王之时，士之所学者，文武之道也。士之才，有可以为公卿大夫，有可以为士，其才之大小，宜不宜则有矣；至于武事，则随其才之大小，未有不学者也。故其大者，居则为六官之卿，出则为六军之将也；其次则比、闾、族、党之师，亦皆卒、两、师、旅之帅也。故边疆、宿卫，皆得士大夫为之，而小人不得奸其任。今之学者，以为文武异事，吾知治文事而已，至于边疆、宿卫之任，则推而属之于卒伍，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。茍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，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。边疆、宿卫，此乃天下之重任，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。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，其他技能，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，其才之所不能，则不强也。至于射，则为男子之事。人之生，有疾则已，茍无疾，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。在庠序之间，固当从事于射也，有宾客之事则以射，有祭祀之事则以射，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。于礼乐之事，未尝不寓以射，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、祭祀之间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」。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？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，而威天下、守国家之具也。居则以是习礼乐，出则以是从战伐。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，则边疆、宿卫之任，皆可以择而取也。夫士尝学先王之道，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，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、宿卫之事，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，而无内外之虞也。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，人主所当至慎之选，推而属之奸悍无赖、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，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，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。今孰不知边疆、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？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，而亦未有能骑射、行阵之事者，则非召募之卒伍，孰能任其事者乎？夫不严其教，高其选，则士之以执兵为耻，而未尝有能骑射、行阵之事，固其理也。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。方今制禄，大抵皆薄。自非朝廷侍从之列，食口稍众，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。其下州县之吏，一月所得，多者钱八九千，少者四五千，以守选、待除、守阙通之，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，计一月所得，乃实不能四五千，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。虽厮养之给，不窘于此矣，而其养生、丧死、婚姻、葬送之事，皆当出于此。夫出中人之上者，虽穷而不失为君子，出中人之下者，虽泰而不失为小人。唯中人不然，穷则为小人，泰则为君子。计天下之士，出中人之上下者，千百而无十一，穷而为小人，泰而为君子者，则天下皆是也。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，故制行不以己，而以中人为制，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。以为中人之所能守，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。以今之制禄，而欲士之无毁廉耻，盖中人之所不能也。故今官大者，往往交赂遗、营赀产，以负贪污之毁；官小者，贩鬻乞丐，无所不为。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，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，而矜奋自强之心息，则职业安得而不弛，治道何从而兴乎？又况委法受赂，侵牟百姓者，往往而是也。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。婚丧、奉养、服食、器用之物，皆无制度以为之节，而天下以奢为荣，以俭为耻。茍其财之可以具，则无所为而不得，有司既不禁，而人又以此为荣。茍其财不足，而不能自称于流俗，则其婚丧之际，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，而人以为耻矣。故富者贪而不知止，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。此士之所以重困，而廉耻之心毁也。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。方今陛下躬行俭约，以率天下，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。然而其闺门之内，奢靡无节，犯上之所恶，以伤天下之教者，有已甚者矣，未闻朝廷有所放绌，以示天下。昔周之人，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，以为酒之末流生害，有至于死者众矣，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。重禁祸之所自生，故其施刑极省，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。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，独贪吏耳。重禁贪吏，而轻奢靡之法，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。然而世之识者，以为方今官冗，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，其亦蔽于理矣。今之入官诚冗矣，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，而赋禄又如此之薄，则财用之所不足，盖亦有说矣，吏禄岂足计哉？臣于财利，固未尝学，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。盖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。自古治世，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。患在治财无其道耳。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，而元元安土乐业，人致己力，以生天下之财。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，殆以理财未得其道，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。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，臣虽愚，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。方今法严令具，所以罗天下之士，可谓密矣。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，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？亦尝约之以制度，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？亦尝任之以职事，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？夫不先教之以道艺，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；不先约之以制度，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；不先任之以职事，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。此三者，先王之法所尤急也，今皆不可得诛。而薄物细故，非害治之急者，为之法禁，月异而岁不同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，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？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，小人有幸而免者，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。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。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。方今取士，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，谓之茂才异等、贤良方正。茂才异等、贤良方正者，公卿之选也。记不必强，诵不必博，略通于文辞，而又尝学诗赋，则谓之进士。进士之高者，亦公卿之选也。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，不足以为公卿，不待论而后可知。而世之议者，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，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，常出于此，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，其亦蔽于理矣。先王之时，尽所以取人之道，犹惧贤者之难进，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。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，而驱天下之才士，悉使为贤良、进士，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，固宜为贤良、进士，而贤良、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。然而不肖者，茍能雕虫篆刻之学，以此进至乎公卿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，困于无补之学，而以此绌死于岩野，盖十八九矣。夫古之人有天下者，其所以慎择者，公卿而已。公卿既得其人，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，则百司庶物，无不得其人也。今使不肖之人，幸而至乎公卿，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，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，而虽有贤智，往往困于无助，不得行其意也。且公卿之不肖，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；朝廷之不肖，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；四方之任使者，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，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，岂足恃哉？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。其次九经、五经、学究、明法之科，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，而稍责之以大义矣。然大义之所得，未有以贤于故也。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，以进经术之士。然明经之所取，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，则得之矣。彼通先王之意，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，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。其次则恩泽子弟，庠序不教之以道艺，官司不考问其才能，父兄不保任其行义，而朝廷辄以官予之，而任之以事。武王数纣之罪，则曰：「官人以世」。夫官人以世，而不计其才行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，而治世之所无也。又其次曰流外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，而限其进取之路矣，顾属之以州县之事，使之临士民之上，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？以臣使事之所及，一路数千里之间，州县之吏，出于流外者，往往而有，可属任以事者，殆无二三，而当防闲其奸者，皆是也。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，而无流品之别。故孔子之圣，而尝为季氏吏，盖虽为吏，而亦不害其为公卿。及后世有流品之别，则凡在流外者，其所成立，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，而无高人之意矣。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，自虽士大夫之才，势足以进取，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，晚节末路，往往怵而为奸；况又其素所成立，无高人之意，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，限其进取者乎？其临人亲职，放僻邪侈，固其理也。至于边疆、宿卫之选，则臣固已言其失矣。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。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，至于任之，又不问其德之所宜，而问其出身之后先，不论其才之称否，而论其历任之多少。以文学进者，且使之治财。已使之治财矣，又转而使之典狱。已使之典狱矣，又转而使之治礼。是则一人之身，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，宜其人才之难为也。夫责人以其所难为，则人之能为者少矣。人之能为者少，则相率而不为。故使之典礼，未尝以不知礼为忧，以今之典礼者，未尝学礼故也。使之典狱，未尝以不知狱为耻，以今之典狱者，未尝学狱故也。天下之人，亦已渐渍于失教，被服于成俗，见朝廷有所任使，非其资序，则相议而讪之。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，未尝有非之者也。且在位者数徙，则不得久于其官，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，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，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，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。若夫迎新将故之劳，缘绝簿书之弊，固其害之小者，不足悉数也。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，而至于所部者远，所任者重，则尤宜久于其官，而后可以责其有为。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，往往数日辄迁之矣。取之既已不详，使之既已不当，处之既已不久，至于任之则又不专，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，使不得行其意。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，稍假借之权，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，则放恣而无不为。虽然，在位非其人，而恃法以为治，自古及今，未有能治者也。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，而一二以法束缚之，不使之得行其意，亦自古及今，未有能治者也。夫取之既已不详，使之既已不当，处之既已不久，任之又不专，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，故虽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与不肖而无能者，殆无以异。夫如此，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，茍非其资序，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，虽进之，士犹不服也。明知其无能而不肖，茍非有罪，为在事者所劾，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，虽退之，士犹不服也。彼诚不肖无能，然而士不服者何也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，与不肖而无能者，亦无以异故也。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，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，盖谓此也。夫教之、养之、取之、任之，有一非其道，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。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，则在位不才、茍简、贪鄙之人，至于不可胜数，而草野闾巷之间，亦少可任之才，固不足怪。《诗》曰：「国虽靡止，或圣或否，民虽靡膴，或哲或谋，或肃或艾。如彼泉流，无沦胥以败」。此之谓也。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，而闾巷草野之间，亦少可用之才，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，社稷之托，封疆之守，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，而无一旦之忧乎？盖汉之张角，三十六方同日而起，所在郡国，莫能发其谋；唐之黄巢，横行天下，而所至将吏，无敢与之抗者。汉、唐之所以亡，祸自此始。唐既亡矣，陵夷以至五代，而武夫用事，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，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、上下之礼者也。当是之时，变置社稷，盖甚于弈棋之易，而元元肝脑涂地，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！夫人才不足，其患盖如此，而方今公卿大夫，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，为宗庙万世计，臣窃惑之。昔晋武帝趣过目前，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，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茍容，而风俗荡然，以礼义，捐法制，上下同失，莫以为非，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。而其后果海内大扰，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。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，固将为万世血食，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。臣愿陛下鉴汉、唐、五代之所以乱亡，惩晋武茍且因循之祸，明诏大臣，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，虑之以谋，计之以数，为之以渐，期为合于当世之变，而无负于先王之意，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。人才不胜用，则陛下何求而不得，何欲而不成哉？夫虑之以谋，计之以数，为之以渐，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。臣始读《孟子》，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，心则以为诚然。及见与慎子论齐、鲁之地，以为先王之制国，大抵不过百里者，以为今有王者起，则凡诸侯之地，或千里，或五百里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。于是疑孟子虽贤，其仁智足以一天下，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，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，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，比于先王之诸侯？至其后，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，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，而汉亲临定其号名，辄别属汉。于是诸侯王之子弟，各有分土，而势强地大者，卒以分析弱小。然后知虑之以谋，计之以数，为之以渐，则大者固可使小，强者固可使弱，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。孟子之言不为过。又况今欲改易更革，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。臣故曰：虑之以谋，计之以数，为之以渐，则其为甚易也。然先王之为天下，不患人之不为，而患人之不能，不患人之不能，而患己之不勉。何谓不患人之不为，而患人之不能？人之情所愿得者，善行、美名、尊爵、厚利也，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。天下之士，有能遵之以治者，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。士不能则已矣，茍能，则孰肯舍其所愿得，而不自勉以为才？故曰：不患人之不为，患人之不能。何谓不患人之不能，而患己之不勉？先王之法，所以待人者尽矣，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，未有不能赴者也。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，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。故曰：不患人之不能，而患己之不勉。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，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。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，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，顾一有流俗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，则遂止而不敢为。夫法度立，则人无独蒙其幸者。故先王之政，虽足以利天下，而当其承弊坏之后，侥倖之时，其创法立制，未尝不艰难也。以其创法立制，而天下侥倖之人亦顺说以趋之，无有龃龉，则先王之法，至今存而不废矣。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，而侥倖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，故古之人欲有所为，未尝不先之以征诛，而后得其意。《诗》曰「是伐是肆，是绝是忽，四方以无拂」，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。夫先王欲立法度，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，虽有征诛之难，犹忍而为之，以为不若是，不可以有为也。及至孔子，以匹夫游诸侯，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，逆所顺，强所劣，憧憧如也，卒困于排逐。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，以为不如是，不可以有为。此其所守，盖与文王同意。夫在上之圣人，莫如文王，在下之圣人，莫如孔子，而欲有所施为变革，则其事盖如此矣。今有天下之势，居先王之位，创立法制，非有征诛之难也。虽有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，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。然而一有流俗侥倖不悦之言，则遂止而不敢为者，惑也。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，则臣又愿断之而已。夫虑之以谋，计之以数，为之以渐，而又勉之以成，断之以果，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，则以臣所闻，盖未有也。然臣之所称，流俗之所不讲，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。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，彼其意，非一切利害，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者。士大夫既以此希世，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，亦不过如此。至于大伦大法、礼义之际，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，盖不及也。一有及此，则群聚而笑之，以为迂阔。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，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，非一日也，然其效可观矣。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，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。昔唐太宗贞观之初，人人异论，如封德彝之徒，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，不足以为天下。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，魏文贞公一人尔。其所施设，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，抑其大略，可谓合矣。故能以数年之间，而天下几致刑措，中国安宁，蛮夷顺服，自三王以来，未有如此盛时也。唐太宗之初，天下之俗，犹今之世也，魏文贞公之言，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，然其效如此。贾谊曰：「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，胡不引商、周、秦、汉以观之」？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。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，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，以臣蒙陛下任使，而当归报。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，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，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，或非其理，而士不得尽其才，此亦臣使事之所及，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。释此一言，而毛举利害之一二，以污陛下之聪明，而终无补于世，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义也。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，天下幸甚（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三九。又见《圣宋文选》卷一一，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六九，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五二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八八，《历代名贤确论》卷一○、四三，《宋史》卷三二七《王安石传》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三。）！

使：原无，据龙舒本补。

乡风有年，修问无所。维家伯氏，得婚高门，顾惟幸会之多，曾是趋承之晚。比闻州邸，云改县章，治所相望，私诚甚喜，谓宜朝夕，可布腹心。敢图高明，见遇勤恪，先赐抚存之教，曲加奖引之辞。虽睦姻之风可以厚俗，而贬损之意有如过中。言观以思，颇恐且愧。馀暑谢去，薄寒来归。吉士所居，明神实相。茂惟体气，怡有休祥。未即承颜，惟祈养福。

王氏，其先出太原，今为抚州临川人，不知始所以徙。其后有隐君子某，生某，以子故赠尚书职方员外郎。职方生卫尉寺丞某，公考也。公讳某，始字损之，年十七，以文干张公咏，张公奇之，改字公舜良。祥符八年，得进士第，为建安主簿。时尚少，县人颇易之。既数月，皆畏，翕然，令赖以治。尝疾病，阖县为祷祠。县人不时入税，州咎县，公曰：「孔目吏尚不时入税，贫民何独为邪」？即与校至府门，取孔目吏以归，杖二十，与之期三日。尽期，民之税亦无不入，自将已下皆侧目。为判官临江军，守不法，公遇事辄据争之以故事。一政吏为文书谩其上，至公辄阁。军有萧滩，号难度，以腐船度辄返，吏呼公为「判官滩」云。豪吏大姓，至相与出钱，求转运使下吏出公。领新淦县，县大治，今三十年，吏民称说如公在。改大理寺丞，知庐陵县，又大治。移知新繁县，改殿中丞。到县，条宿奸数人上府，流恶处，自馀一以恩信治之，尝历岁不笞一人。知韶州，改太常博士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夷越无男女之别，前守类以为俗然，即其得可已，皆弗究。公曰：「同是人也，不可渎其伦。夫所谓因其俗者，岂谓是邪」？凡有萌檗，一切擿发穷治之。时未几，男女之行于市者，不敢一涂。胡先生瑗为《政范》，亦掇公此事。部县翁源多虎，公教捕之。民言虎自毙者五。令断虎头，舆致州，为颂以献。公麾舆者出，以颂还令。其不喜怪，不以其道说之不说也如此。蜀效忠士屯者五百人，代不到，谋叛。韶，小州，即有变，无所可枝梧，佐吏始殊恐，公不为动，独捕其首五人，即日断流之，护出之界上。初，佐吏固争请付狱，既而闻其徒谋，若以首赴狱，当夜劫之以叛，众乃愈服。公完营驿仓库，建坊道，随所施设有条理。长老言自岭海服朝廷，为吾置州守未有贤公者。丁卫尉府君忧，服除，通判江宁府，阅两将，一以府倚公办。宝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，以疾弃诸孤官下，享年四十六。公于忠义孝友，非勉也。宦游常奉亲行，独西川以远，又法不听。在新繁未尝剧饮酒，岁时思慕，哭殊悲。其自奉如甚啬者，异时悉所有以贷于人。治酒食，须以娱其亲，无秋毫爱也，人乃或以为奢。居未尝怒笞子弟，每置酒，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、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，甚适。其自任以世之重也，虽人望公则亦然，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，呜呼，其命也！母谢氏，以公故封永安县君。娶某氏，封长寿县君。子男七人。女一人适张氏，处两人。将以某月日葬其处，子某等谨撰次公事如右，以求有道而文者铭焉，以取信于后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