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有是心，不能无感，感有邪正浅深之异，而所以感之者固不一也。触于外而感于中者，其感浅；积诸中而感乎外者，其感深。凡一语一言之间，一事一物之微，卒然而遇，介然而觉，其机跃然动乎其前，皆感也；岂若涵泳德泽，薰陶教化，如南国之于甘棠而不忍剪伐，晋人之见岘山而泫然流涕，盖其流恩遗爱蕴积于中者既深，则寓于物者宜其久而不替。至如放逐不偶之臣，羁穷无聊，见屈潭、贾井于邂逅之顷，亦为慨伤而叹息；遁逸旷达之士，过鹿门、星濑、剡溪、谷口，未有不遐想其高风，雅尚而钦羡之也。此亦性情之所不能无者。若概之以尊德乐善、景行好修之感，则有间矣。若夫前贤既远，不得抠衣撰杖，接其謦欬，亲其典型，寤寐永歌，瞻望不及，或得其经行游宦之乡、读书讲道之地，封植疏剔，创为亭榭，立为祠宇，表揭褒崇，以致其怀古仰高之思，以衍其流风馀韵之传，此固秉彝好德之良心。非其感于中者有积累之素，安得于岁月既荒之馀，而能溯在昔之精英，振既往之休烈，若有所迫而不容自已者哉？先大父焕章幼孤力学，肄业于郊外精舍，乡先生默成潘公一见奇之，指庵前竹命赋诗，卒章有「愿坚松柏操，同保岁寒心」之句，潘公大嗟赏，刻其语竹上，自是教均子孙。厥后大父辱交当世名公，刻苦磨砺，奋身儒科，由长沙邑被召，守严易信，复归郎省，入侍经筵。一谗去国，凛然风操，著于麾节者三十年。某在支孙中生之日最晚，欲求昔读书之地，堙郁不闻。岁在癸巳，尝侍撝堂刘公，见履斋先兄于伯父之茔舍，教言甚款，历言其所以卜竁之由，其地为真懿大师净信庵，即大父隐约修藏之所。指其路旁之井曰，此真懿所浚也。缓步后冈，披删荆莽而指之曰，此真懿之塔也。真懿实为大父之母舅。某既竦然展礼，顾瞻徘徊不忍去。明年，履斋即世，其子侃不忘先兄之意，榜此庵曰「思泉」矣。岁在丙午，始榜其堂曰「岁寒」，取大父诗中之语也。盖其更练世故，而得于涉履者渐熟，探索义理，而得于讲明者渐精，故尊德乐善、景行好修之感，历三年而如新，等百年而一日。岂不以大父自立之卓然，于是仰止其艰勤，宣畅其幽眇，欲以厉其勇往追念之志，复以告诏其子孙乎？倘非于父师之训，沈涵浸灌，有日新之功，何以越十有馀年而寄兴于堂扁者，鞭辟益亲切，而趣向益悠长哉？于此可验其学矣。今夫长松之下，苔甃露阑，原泉渊水，利泽沾溉，酷旱不涸，行道之人固已饱其甘洌清泚之味，是亦足以慰子之思矣。犹恨刻诗之竹芜没不存，然今日之脩干寒梢，傲霜雪，拂云霄，虚心劲节，挺然而成林者，非此君之本支馀裔欤？某岁一登再登斯堂之上，追念先世种德流庆之所基、师友渊源之自始，故迹隐然，日迈月征，风声消寂，惕焉大惧，且有愧于琅玕翠色，犹郁乎其苍苍也。间窃自念「皇览锡嘉」，适符章句，尤汲汲焉，惟恐学荒行堕，无以上缉乃猷，凛乎一发之引千钧也。风檐月牖，与侃相期，同保岁晚幽贞之操，其志亦有年于兹矣。暇日坚请书其颠末，不敢固辞，敬为之记。重阳后五日，宗叔某谨书。

《易》之为书，与天地准，更三圣而后，备学之者，可以无过焉。闳衍微深，蕴奥难见，非博学君子，明阴阳变化之用者，焉能探其妙旨哉！昔王通讲道河汾，推明六经之旨，自谓吾之赞《易》，述而不论。呜呼！通尚然也，弗如者其曰能乎！然考古验今，释其言而解其义者，亦云富矣。京房、丁宽、梁丘、费直之辈，皆博通《易》道，杰然颖出于西都，不幸其文逸亡。其后王弼、孔颖达又相继而显焉，列于今而不泯。暨于我宋，以右文兴治，教化茂行，二百五六十年之内，英才俊士，名世巨儒，日以汇征，多本经谊。若王、程、龚、耿数公，又皆精通于《易》而得于奥旨也。吁！繇古逮今，明《易》者不为不众矣，然予于此亦不得无言焉。且《易》之所以为《易》者，不外《卦辞》、《爻辞》、《彖辞》、《象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兼而为《易》，皆圣人所作也。虽其旨趣意义，微奥难明，亦不过一说而已，曷尝有二哉！奈何古今学者类皆索奇求异，各持一说，欲无同于人，以骋一己之学，殊异立言，纷然不合于理者有之，悖于理者有之，遂致圣人一经之意，杂然不可考。后之学者，自是无所据矣。且《讼》「复即命，渝安，贞吉」。此《讼》卦九四爻言也，辅嗣、孔氏释之曰：「讼既不胜，若能反从本理，渝变往前争讼之命，即得安居贞吉」。此一说也。若东坡则释之曰：「九四所当得者初六而已，近于三，而强求之，故亦不克讼。然而有初之应，即而就其命之所当得者，自改而安其政，则不失其有」。此二说不同也。至于伊川则释之曰：「四以刚阳而居健体，无与为敌，则讼无由而兴，故不克讼。夫以刚健而不中，所以好讼。若义不克讼，反就正理，变而安贞则吉」。此三说不同也。至若耿氏则释之曰：「九四不克讼，以刚讼柔，其义不克，而复即九五听者之命，变而安则吉」。此四说不同也。夫一爻之间，不踰数句，而其意亦不过一而已。诸儒释之，各立异见，若圆冠方履之不侔。圣人作之之意，果安在哉？由此观之，则馀解之相异，可不言而喻矣。予尝求诸儒训释之文，以寻奥义，见其彼此角立，议论纠纷，不归于一，汩于胸中，因释其当于理，明于道，优于诸解者，萃聚其说为一帙，庶可论归于一，而予亦得以一其心也。否则将信彼欤，将信此欤？异时之不一，其害岂小哉！虽然，予学不逮人，则焉能见众说是与否也。然尝受教亲庭矣，故于此不自卑逊，而掇取其当者以集之。想后之君子得是书以观之，则知予集之之际，不妄乱也。若夫《春秋》一经，圣人褒善贬恶之书也。左氏自为传，而公羊、谷梁又各为传，后世学者方之六经并行也。唐卢仝以学高世，刻意《春秋》，乃束三传，独抱遗经，岂非厌传注之说穿凿不根，有激而云哉？夫卢仝尽弃三传，独以经为宗；予求以明经，而不敢尽废其解，予之学诚下于仝一等矣。然汉刘歆谓学者信口说而背传说，是末师而非往古。盖自秦火以来，残编断简幸有存者，传说之功也。或者必欲尽废之而独探微言，则朽折之馀，盖亦难矣。况支离异同之患有甚于朽折乎！则是书也，其罪我乎，其知我乎，必有论定者矣。不然，儒者以六经为法，乃累世不能通其学，穷年不能究其理，则太史公即有甚忧者。孔子尝曰：「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」。予于是书，目曰《择善易解》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