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禄启：近疏瞻奉，霜秋，福履休裕。晦日辄具早馔，以邀从者，幸冀凌晨迂访。不宣。百禄顿首，承之金部。

问：《大观新书》，春秋释奠于先圣，前世宗工巨儒，皆得与于从祀之列。尊儒重道之意，可谓至矣。尝闻汉兴之初，六经出于散亡之馀，有齐、鲁、韩、毛之《诗》，有田焦、费氏之《易》，有伏胜、孔安国之《书》，有庆普、大小戴之《礼》。支分派别，并立于天下。非独为说不同，而经文亦异。其后诸家之学既已灭熄，而毛氏之《诗》、费氏之《易》、孔氏之《书》、小戴之《礼》独行于后世。此四人者，其于经旨虽不能有所发明，而圣人经文得以遂传天下，实此四人之力也。今三人皆从祀，而一人独无与焉？议者将欲建明，以称朝廷尊儒重道之意。诸君以为如何？

问：孟子之时，去成周为未远。而成周之治，盖孟子之所欲为而不得者也。以其所欲为之心，而考其所未远之事，宜乎皆得其实。而至论班爵禄之制，有不合于经者。夫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固五等也，而曰天子一位、公一位、侯一位、伯一位、子男同一位。以天子之尊而列于五等之间，既非所宜，而子、男同一位之说，又于传无所见。以子、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谓之同耶，则公、侯皆百里而不谓之同者，何也？以子、男之爵皆五命而谓之同耶，则侯、伯皆七命而不谓之同者，何也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与王制不同，而论耕者之所获与周官亦异。虽曰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，然此数事，犹见于他经，不为无所考。而孟子之论如此，有司所以疑而问也。

问：先王之时，其所以待天下之贤者与能者异矣。贤者不可责以事，则使之在位而服休；能者不可虚其材，则使之在职而服采。此《书》所谓「承之庸之」，而《孟子》所谓「尊贤使能」者也。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，自卿大夫至于下士，莫不因事以设位，因位以制禄，未有居位食禄而不任以事者。虽冢宰之贵，亦未离于服采焉。其所谓服休者，不过三公而已。服采者常众，服休者常寡。则天下贤者将何以处之耶？在位者任德而常逸，在职者任事而常劳。则先王之用人，亦有流品之异耶？

问：政必本于财，财必取于民，赏必施于功，罚必加于罪。此为天下国家不可易之制也。布粟力役之征，古之制也。而孟子以为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离。关市夫里之征，古之制也。而孟子则欲去关市之征，无夫里之布。执干戈卫社稷，古之所谓多也。而孟子以谓善战者服上刑。土地辟、田野治，古之所谓力也，而孟子谓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。兹岂古之制欤？意者其自有旨欤？

问：先儒有言，《孟子》之书所以象《论语》，故旨意合，同者众。盖大贤拟圣而作也。切尝考之，疑其不然。孔子君命召不俟驾；孟子将朝，闻命而遂不果。孔子去卫，明日遂行；孟子去齐，三宿而后出昼。其制行之异，类皆如此。孔子称乐则《韶》舞，而孟子则曰「今之乐犹古之乐」也。孔子称「畏大人」，而孟子则曰「说大人则藐之」，其言之异，类皆如此。安在其为合欤？抑其所以异者，乃其所以同欤？

问：古之取士者，或以德进，或以事举，或以言扬。言之用于世，其来远矣。内有朝觐、会同、辞受、逆势之礼，外有存省、聘问、传遽、道谕之事。束带立朝，与宾客言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。专对之才，不可谓无益于用。是以圣人虽以德行为先，而语言辞命亦在所不废。此宰我、子贡所以得齿于颜、闵之后，而公西华所以得与于由、求之列也。子耻巧言，后世遂以质讷为贤。是果圣人之意哉？言不可以取人，则古之所谓以言扬者又何也？孔子四科，今用其三矣，其一未也，故与诸公议之。

问：为己之甚而至于绝物者，此杨、朱之制行也，孟子以为不义。兼爱之甚而至于丧我者，此墨翟之制行也，孟子以为不仁。外不至于绝物，内不至于丧我，处乎二者之间，确然守之而不移者，此子莫之制行也，孟子以为害道。夫士之择术，盖亦可谓难矣。兼爱者谓之不仁，为己者谓之不义，处乎二者之间，自以为得之矣，而又谓之害道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乎？必外此三者，而后可以为道乎？抑所谓道者，亦不离于此乎？

问：扬子曰：「老子之言道德，吾有取焉耳；及槌提仁义，绝灭礼学，吾无取焉耳」。夫道德、仁义，一也。道在天则为阴阳，在地则为柔刚，在人则为仁义。仁则三德，所谓柔克；义则三德，所谓刚克。仁义相济，则三德所谓正直者也。故善言道德者，未尝不通于仁义；善言仁义者，未尝不本于道德。知道德而不知仁义，是果足以为知道德者乎？取其言道德，而不取其贱仁义，此有司所以不能无疑，而质之于诸君也。

问：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，三代而上，王者莫不知此。然六官之属，三百有六十，独不闻有所谓左、右史者。以为阙而不置耶？则古之诸侯，莫不有史，晋之乘、楚之梼杌是也，而况于王者乎？以为置而不录耶？则罗春鸟、除乌鸢、去蛙黾、除水虫之类，至纤至悉，无所不载，而况于书言、动者乎？意者左、右之职，非六卿之属乎，抑周之建官不能尽见于六篇之书乎？诸君其试陈之。

问：兵法有言：「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败也；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胜也」。李广之为将也，居则无部曲，出则无行伍，幕府无簿书之繁，屯舍无刁斗之卫，务为简易，士卒乐之。程不识之为将也，居则正部曲，出则正行伍，昼治簿书，夜击刁斗，近乎烦扰，士卒苦之。夫以兵法观之，不识之将，近乎有制之兵，而李广之事，盖不可以为法于后世者也。前史是广而非不识，何哉？二者皆古之良将也。诸公将安处乎？

问：兵家之有《六韬》，犹儒之有六经也。其取名必有义，其序事必有法。自「文师」以下治内，是故谓之文；自「发启」以下治外，是故谓之武。此学者之所共知，而无复可疑者焉。自「王翼」至于「农器」而谓之龙，自「军略」至于「垒虚」而谓之虎，自「林战」至于「分险」而谓之豹，自「合分」至于「武骑士」而谓之犬。其取名之义，其序事之法，亦可得而闻乎？

问：指不足以喻指也，非指者能喻之；有不足以治有也，无有者能治之。父子之仁，君臣之义，夫妇之别，长幼之序，朋友之信，是皆未离乎迹者也。权量以为平，城池以为固，车服以为劝，斧钺以为威，符节以为信，是皆未离乎形者也。既涉于有，则不免于累。而自古天下未尝敢废者，何哉？盖穴土而得空，凿牖而得无，则所谓有者乃无之所资故也。夫无相者既不能以自行，有物者不免于有累。然则将安处乎？以有为体，以无为用，虽涉于有，而免其累焉，此必有道矣。

问：以道在天下者，其事略；以事治天下者，其事详。是故历以步其数，象以占其象，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已，事则有玑衡以齐之。平使当其分，秩使当其序，以道在四时者如此而已，事则有巡守以考之。或析或因，或夷或隩，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，事则有典刑以示之。孳尾、希革、毛毨、氄毛，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，事则有官职以掌之。观尧舜之书，则所谓道与事盖可见矣。以道治天下，则无为者也；以事治天下，则有为者也。《尧典》以道在天下，而舜谓之「无为」者，何哉？无为者天也，有为者人也。舜既以无为为治，而尧独谓之法天者，何哉？

问：为治之序，始于明天，次以道德，次以仁义。五变而刑名可举，九变而赏罚可言。古之圣人，未有不循于此者也。诸子言治道多矣，大抵皆失其序。其所当务者，不过乎分守、刑名、因任之术，原省、是非、赏罚之事。方是时能以仁义道德为意者盖寡矣，而况能明天乎？天不能明，则道德灭裂。道德不明，则仁义消坏。道德仁义既以灭裂消坏，则其所谓分守、刑名、因任之术，原省、是非、赏罚之事，可以为天下用，而不足以用天下矣。此汉唐之治，所以终不及于古欤？然则明天者，治道之本，学者所宜知也。

问：广谷大川异制，人生其间异俗。将因其俗而治之耶？则人自为礼，无所统一，家自为法，无所视效，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。抑将易其俗而同之耶？则或抑其所能而强其所不能，夺其所欲而与其所不欲，殆非先王所以观民之意也。古人有言：「一道德，同风俗」。又曰：「齐其政，不易其宜；修其教，不易其俗」。二说相反如此，其可以相为用乎？

问：周之初，王业始基，四方诸侯，未尽宾贡；九州之赋，未尽输入；征讨战伐之事，未尽休息；仓廪府库，未至于有馀。方是之时，宜乎多取。然而关市未有征也，泽梁未有禁也，园囿之利犹与民共之，山薮林麓从可知也。天下既平，物众地大，四方诸侯，皆已宾贡；九州之赋，皆已输入；征讨战伐之事，皆已休息；仓廪府库之积，不患乎不足。当是之时，宜乎寡取。然关市始有征矣，泽梁始有禁矣，山薮林麓犹设官以守之，园囿从可知也。岂先后之势，有不得不然者欤？抑先王之立法，初不为有馀、不足计欤？诸君其深考而备陈之。

问：先王之时，其所谓师儒者，乃六乡之吏；而其所谓士者，乃六乡之民。故为士者未尝不耕，而为农者未尝不学。周官以九职任万民，而士不与焉。盖以士寓其间故也。周道衰，管仲始以新意变三代之法，定四民之居，而士、农之判，盖自此始。而孔子、孟子之教，以耕稼为小人之事，非士君子之所当为。而从学之徒，一言及此，则深抵而力排之者，何也？舜不耕于历山，禹、稷不躬稼而有天下，伊尹不耕于有莘之野乎，何害其为圣且贤？而孔子、孟子之论如此，必自有旨也。有司愿与闻之。

问：孟子习孔子者也，扬子习孟子者也。《传》称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曰：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」。其笃志如此。孟子之书，大抵皆得于经，其《传》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盖无所不有，而独未尝言《易》。岂孔子好《易》，而孟子独不好欤？扬子之学，虽无所不通，而考其所得，尤在于《易》。其言天下休咎，既已详于《易》之道；而推本阴阳律历，又明于《易》之数。岂扬子知《易》而孟子独不知欤？岂圣贤之嗜好固有不同者欤？抑所谓知者果不在于言与不言之间欤？

问：《传》称庄子之学无所不窥，而其要本于老子。著书十馀万言，大抵以明老子之术，而庄之自言则又异于此。以谓道术既裂，各得其一，而不能以相通。如耳目鼻口，各有所明；如百家技巧，各有所用。有老聃闻而说之者，有庄周闻而说之者。审如所言，则庄子之学，其原不出于老子明矣。而《传》之所言如此者，何哉？老、庄之学，诸君深得之矣，其试辩之。

问：昔者七十子之徒，从夫子于洙、泗之间，其志未尝不欲附骥尾而名彰，夫子之心亦未尝不欲成其名于后世。而卒能以其所长，得与于四科之列者，十人而已。此夫子所以悯其成材之难，而有不及门之叹也。然以曾子之贤，而不与德行；赤也束带立朝，可使与宾客言，而不与于言语；子贱之治，至于民不忍欺，而不与于政事；子张有圣人之一体，与游、夏等矣，而不与于文学。夫成材之难，夫子常叹之矣，幸而有焉，又弃而不录。圣人果何心哉？其去取宜自有理也。

问：天以五生物，地以五成之。故万物盈于天地之间，而其要必归于五。在天为五行，在人为五事，在物则为五味、五声、五色，而吾性之所有者，则为五常。此天地万物自然之数，匹夫之所共知，而圣人不能有所加损也。今言仁、义、礼、智，而信不与焉。是犹五行之无土，五事之无思，至于五味、五声、五色，皆阙其一。谓尽物之理，可乎？而孟子之说如此，学者所宜深考其意也。

问：由汉以来，著书立言纯合于经，而不杂以诸子百家之说者，扬子一人而已。至论人物，则犹有可疑者焉。夫庄子者，古之所谓隐居放言者也，而以申、韩配之，庄子岂申、韩之流也哉？颜子之于圣人，一间尔，而以黔娄、四皓配之，犹若有理焉；至以韦成配之，不亦甚乎？伯夷，圣之清；柳下惠，圣之和，而以仲元配之。仲元虽贤，然亦岂至是哉？扬子必不妄也，有司求之未至尔，诸君其以告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