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子议论拘且浅，不及儒之至道可辩。予始见其目曰《原道》，徐视其所谓「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」，考其意正以仁义人事必有，乃曰仁与义为定名；道德本无，缘仁义致尔，乃曰道与德为虚位。此说特韩子思之不精也。夫缘仁义而致道德，苟非仁义，自无道德，焉得其虚位？果有仁义，以由以足，道德岂为虚耶？道德既为虚位，是道不可原也，何必曰「原道」？《舜典》曰「敬敷五教」，盖仁义五常之谓也。韩子果专仁义，目其书曰《原教》可也，是亦韩子之不知考经也。其曰：「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」。夫道德仁义四者，乃圣人立教之大端也，其先后次第有义有理，安可改易？虽道德之小者，如道谓才艺，德谓行善，亦道德处其先。彼曰仁义之道者，彼且散说，取其语便，道或次下耳，自古未始有四者连出而道德处其后也。《曲礼》曰：「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」。《说卦》曰：「和顺道德，而理于义」。《论语》曰：「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义者艺之分，仁之节也。协于艺，讲于仁，得之者强」。此明游于义者，乃圣人用义之深旨耳。扬子曰：「道以导之，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，义以宜之」。老子虽儒者不取，其称儒亦曰：「道而后德，德而后仁，仁而后义，道先开通」。释曰：开通即《系辞》云「开物成务」，又曰「通天下之志」是也。由开通方得其理，故德次之；得理为善，以恩爱惠物，而仁次之；既仁且爱，必裁断合宜，而义又次之。道德仁义相因而有之，其本末义理如此。圣人为经，定其先后，盖存其大义耳。今韩子戾经，先仁义而后道德，臆说比夫开通得理，不乃颠倒僻纡无谓邪？然儒之道德，固有其小者大者焉。小者如《曲礼》别义一说道谓才艺，德为行善，在己是也。大者如《系辞》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」，《说卦》曰「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」，《中庸》曰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」是也。《系辞》以其在阴阳而妙之者为道，人则禀道以成性。仁者智者虽资道而见仁智，遂滞执乎仁智之见。百姓虽日用乎道，而茫知是道。故圣人之道显明，为昧少耳。然圣人之道岂止乎仁义而已矣。《说卦》以性命之理，即至神之理也，天地万物莫不与之。故圣人作《易》重卦，顺从此理，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。天道资始，则有阴有阳；地道成形，则有柔有刚；人道情性，则有仁有义，乃资道而有之也。《中庸》以循率此性乃谓之道，修治此道乃谓之教。教则仁义五常也，是岂道止仁义，而仁义之先果无道乎？若《说卦》者，若《论语》者，若《曲礼》之别义者，若老子、扬子者，其所谓道德，皆此之大道也。然是道德，在《礼》则中庸也、诚明也，在《书》则《洪范》皇极也，在《诗》则「思无邪」也，在《春秋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。孔子谓曾子曰：「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」。曾子曰：「唯」。又谓子贡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」。但曾子缘弟子问之，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尽道，故以近道者谕之，乃对之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曾子盖用《中庸》所谓「忠恕去道不远」之意也。后儒不通，便以忠恕遂为一贯，误矣。《系辞》曰：「天下之动贞夫一」。又曰：「一致而百虑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礼必本于太一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其为物不二，其生物也不测」。以此较而例诸，乌得以忠恕而辄为其一贯乎？颜渊喟叹曰：「仰之而弥高，钻之而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」。颜子正谓圣人以此一贯之道教人，循循然有其次绪，是为善进劝于人也。此明圣人唯以诚明大道开通一理为其教，元为众善百行之本。《中庸》曰：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」。岂不然乎？于此辄三本略经，正以仁义二者曲为其道德，其于圣人之法岂不阙如？《中庸》曰：「道之不行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而不肖者不及」。兹谓贤智之人忽道，而所以为过也，愚不肖辈远道，而所以为不及也。韩子忘本，岂不为过乎？轻亡至道而原道，欲道之辩明，是亦惑也。《系辞》所谓仁智云者，为昧道执滞其见，致乃圣人之道衰少不备显。若韩子局仁义而为其道德者，正《系辞》所患也。夫义乃情之善者矣，于道德为次。以情，则罕有必正而不失。故《论语》曰：「大德不踰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」。又曰：「赐也过，商也不及」。又曰：「色取人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」。《表记》：「子曰：仁有三，与仁同功而异情。与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；与仁同过，然后其仁可知也」。《庄子》曰：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」。其欲偏以仁义而为可乎？然子贡、子夏为仁义之贤者，犹有过与不及，况其不如赐与商者，后世何可胜数？此乌得不究大本，与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为善乎？《中庸》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」！是乃圣人悯伤其不与至道至德而教人也。或曰：韩子先仁义而次道德者，盖专人事而欲别异乎佛老虚无之道德耳。曰：昔圣人作《易》以正乎天道人事，而虚无者最为其元。苟异虚无之道，则十翼、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书，伏羲、文王、孔子治《易》之九圣人亦非儒者之师宗也。孔子非儒宗师可乎？果尔，则韩子未始读《易》。《易》尤为儒之大经，不知《易》而谓圣贤之儒，吾不信也。其曰：「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罪也」。然老子曰：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」。此诚不毁小仁义也，盖为道德与仁义，为治有隆杀，而其功有优劣耳。夫明此，不若以《礼运》较。孔子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」。又曰：「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通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」。是岂非大道与德为治而优乎？又曰：「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」。又曰：「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著其义，以考其信，著其有过，刑仁讲让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如此者，在埶者去，众以为殃。是为小康」。是岂非仁义为治，于道德为劣乎？如此，何独老子而小仁义耶？韩子何其不自忽儒经，而辄诮老子乎？又曰：「老子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」。此韩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。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，道果私乎？所谓大道者，岂独老子之道，盖三皇五帝列圣之大道也。韩子不知，徒见老氏道家，自为其流，与儒不同，欲抑而然也。夫析老氏为之道家者，其始起于司马氏之书，而班固重之。若老子者，其实古之儒人也。在周为主藏室之史，多知乎圣人神法之事，故孔子于礼则曰「吾闻诸老聃」。是盖老子尝探三皇五帝之书，而得其大道之旨，乃自著书发明之。韩子不能揣本齐末，徒欲排之，而务取诸儒名，不亦易乎？《礼运》曰：「大道之行，与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」。郑玄解曰：「大道谓五帝时也」。然他书多谓大道为皇道，而郑独谓五帝之时也，其意以谓虽皇与帝，其道相通故也。《五帝本纪》而黄帝当其首，然黄帝与虙牺、神农，其实三皇，而经史但为帝者，盖皇、帝与王，古亦通称耳。故郑谓五帝之时，而皇在其间矣。但黄帝乃三皇，处五帝之初，而冠乎尧舜，虽本末小异，而大道一也。《系辞》曰「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」，此其然也。孔安国谓三皇之书为三坟，言大道也；五帝之书为五典，言常道也。孔颖达正其义曰：「皇优于帝，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，又大于常，故为坟也」。此谓对例耳，虽少有优劣，皆乃大道，并可常行，亦引兹《礼运》大道之行「谓五帝时」为之證。然五帝三皇之书，莫至于《易》，以《易》与《老子》较，而其道岂异乎哉？如《系辞》曰：「天下之动，正夫一者也」。而《老子》曰：「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」。此其大略也。茍考其无思无为之理，阴阳变化之说，二书岂不皆然？班固《汉书》曰：「老氏流者，盖出史官」。又曰：「合于尧之克让、《易》之谦谦」。此之谓也。吾少闻于长者曰，老子盖承于黄帝氏者也。及见庄周，广成子曰「得吾道者上为皇，下为王」，益信老氏诚得于三皇五帝者也。此明老子之道德者，实儒三皇五帝道德仁义之根本者也，章章然，岂出于老氏一人之私说耶？必以老子为非，则《易》与《礼运》可燔矣，文王、孔子则为槌提仁义者也。夫先儒之好辩者孰与孟子？孟子之时，老子之书出百有馀年矣，而庄周复与孟氏并世。如其可排，则孟已排之矣，岂待后世之儒者辩之耶？司马迁谓老子之道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或不然，讥其先黄老而后六经，是亦不知其意也。太史公之书，孔子即为之世家，老子即为列传，此岂尊老氏之谓耶？盖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，所以先之者，正欲尊其本耳，非茍先其人也。子长之言，微且远矣。韩子不能深思而远详之，辄居于先儒，乃曰：「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魏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；不入于墨，则入于老；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。入于彼则出于此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」。呜呼，何其言之不逊也如此？其曰出入奴污，谓出于杨墨乎？出于佛老乎？佛老岂致人恶贱之如是耶？夫佛法，居家者果以诚心入道，其所出远，则成乎殊胜之贤圣；其所出近，则乃身乃心洁静慈惠，为上善人，出处闾里，则人敬之而不敢欺。是亦人间目击常所见也，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？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，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。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「皇帝菩萨戒弟子」者，玄宗务佛清净、事其熏修者，是亦佛教而出，果奴乎污耶？韩子徒以梁武为尤，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，此岂有识虑耶？然梁武之事，吾《原教》虽顺俗稍评之，而未始剧论。如较其舍身，于俗则过，于道则德，非尔人情辄知，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。故当梁武舍身之际，而地为之振，此特非常之事，而史臣不书，而后世益不识知梁天子幽胜之意也。其发志固不同庸凡之所为，未可以奴视之也。韩子既攘斥杨墨佛老如此矣，而其《师说》乃曰：「孔子以礼师老聃」。其《读墨》曰：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墨」。其为《绛州马府君行状》曰：「司徒公之薨也，刺臂出血，书佛经千馀言以祈报福」。又曰：「居丧有过人行」。其称大颠，序高闲，亦皆推述乎佛法也。韩子何其是非不定，前后相反之如是耶？此不唯自惑，亦乃误累后世学者矣。佛老果是，而韩子非之，后学不辨，徒见韩子大儒而其文工，乃相慕而非之；杨墨果非，而韩子是之，学辈亦相效而是之。夫以是而为非者，则坏人善心；以非而为是者，则导人学非。坏善之风，传之后世，误人之所以为心，非小事也。损刻阴德而寘增其过，不在乎身，必在其神与其子孙后世，亦可畏也。儒有附韩子者曰：孔子但学礼于老聃氏耳，非学其道也。曰：不然，礼亦道也。《乐记》曰：「大礼与天地同节」。又曰：「中正无邪，礼之质也」。《礼运》曰：「礼必本于太一」。夫中正、太一，礼之质本也；仪制上下，礼之文末也。茍圣人但学文末，而不究乎质本，何为圣人耶？唯圣人固能文质本末备知而审举之也。学者徒知《曾子问》孔子学礼于老聃之浅者耳，而不知《史记》老聃传孔子问礼之深明者也。彼韩子虽学儒之言文，岂知礼之所以然耶？其曰：「闻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二。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，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，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，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」？夫所谓教者，岂与乎天地皆出，而必定其数耶？是亦圣人适时合宜而为之，以资乎治体者也。然古今迭变，时益差异，未必一教而能周其万世之宜也。昔舜当五帝之末，其时渐薄，其人渐伪。圣人宜之，乃设五教，制五刑，各命官尸之。而契为司徒，专布五教，遂遗后世，使率人为善，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。及周公之世，复当三王之际，其时益薄，其人益伪，而天下益难治。圣人宜之，遂广其教法而备之，天下谓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。其后孔子述而载之《诗》《书》六经，而儒之教益振。周季，三代之政弊，善人恃术而费智，不善人假法而作伪，天下靡靡，役生伤性，而不知其自治。老子宜其时，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说以救其弊，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。两汉之际，视周末则愈薄愈伪，贤与愚役于智诈，纷然相半，万一虽习于老子之说，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奥妙，推神明往来，救世积昧，指其死生之所以然，天下遂有佛之教也。扬子曰：「夫道非天然，应时而造，损益可知也」。是岂不然哉？夫自周秦汉魏，其薄且伪者日益滋甚，皆储积于后世之时，天其或资乃佛教以应其时，欲其相与而救世也。不然，何天人与其相感应久且盛之如是耶？韩子泥古不知变，而不悟佛教适时合用，乃患佛老加于儒，必欲如三代而无之，是亦其不思之甚也。夫三皇之时无教，五帝之时无儒，及其有教有儒也，而时世人事不复如古。假令当夏禹之时，有人或曰，古之治也，有化而无教，化则民化淳，吾欲如三皇之世，用化而不用教。当此，无教可乎？当周秦之时，亦有人曰，古之为治用教也简，今之为治用儒也烦，烦则民劳而茍且，吾欲如五帝之世，用教而不用儒。当是时，无儒可乎？然以其时而裁之，不可无教无儒必也矣。比之韩子之说，欲后世之时无佛无老何以异乎？韩子曰：「今其言曰，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，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；责饥之食者曰，曷不为饮之之易也」？韩子其亦知后世不可专用太古之道，而讥其言之者不知乎时之宜也，方益后世；而韩子欲无佛与老，何为乃自反不知其时之宜耶？岂有所党而然耳，将欲蔽而特不见乎？若夫四民之制，六家食用之费，吾《原教》论之详矣，今益以近事较之。周汉而来，治天下垂至于王道者，孰与唐之太宗？当贞观之间，佛与老氏，其教殊盛，其人殊繁，其食用殊广，而国之断狱，卒岁死刑者不过三十人。东至于海，南至岭外，皆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。玄宗开元中天下治平，几若贞观之时，而佛老之作益盛。是岂无佛老之人耶？而唐天下富羡、攘窃杜绝若尔。吾谓民穷且盗，但在其时与政，非由佛老而致之也。然佛教茍可以去之，则唐之二宗以其势而去之久矣，乌得后世之人讻讻徒以空言而相訾也？或谓韩子善摈佛老，而功侔于禹。较其空言实效，无乃屈于禹乎？狂夫之言，何其不思也！其曰：「今其法曰，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其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也」。此乃韩子恶佛教人出家持戒，遂尤其词。夫出家修道岂如是之酷耶？夫出家者，出俗从真，臣得请于君父，肯命其子乃可，非叛去而逆弃也。持戒者唯欲其徒洁清其淫嗜之行，俗戒则容其正偶，非一切断人相生养之道也。然情之为累，淫累为谨。三教教人慎淫，窒欲无欲，而天下犹纷然溺于淫嗜，至于丧心陷身者也。韩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，见人辟谷，遽忧其遂绝五谷之种，无乃过虑乎？夫清净谓其性之妙，湛寂谓至静，灭谓灭其情感之累，非取其顽寂死灭之谓也。夫出家持戒者，佛用其大观耳。圣人大观乎人间世，天地夫妇，常伦万端，皆以情爱所成，都一浮假如梦。贪斯著斯，苦斯乐斯，荣斯辱斯，徇斯弊斯，恩爱斯，烦恼斯，以至死不觉其为大假大梦，不知其为大患，而大宁至正之妙诚乎亡矣。出家者乃远尘绝俗，神专思一，固易觉而易修。视身无我，奚著？视心无意，奚贪？视有为之事不足固，何必徇？是故大宁矣，至正矣，胜德可得而圣道可成也。《语》曰：「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；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」？是二何与佛出家法，其因似是，唯大圣人皆知而究之。使圣人只徇浮世，迷不知出，虚死生一世，与凡人者远乎？故孔子稍言之，盖微存于世书耳。其广说大明，研几极妙，行而效之，若待乎佛出世之教，宜为然尔，此盖可以宜数审也。今佛以其出家持戒，特欲警世之浮假大梦，揭人业障，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。而韩子反以此为患者，假其介胄其障者，而毅然排佛，谓佛诡扰我世治，此韩子以己不见而诬人之见，其情弊如此之甚也，佛尚何云？异书云：古有梦国，举其国人皆以梦而为觉。及其以真觉者谕之，而伪觉之人反皆诟曰：「尔何以梦而欺我耶」？彼觉者默然，无如之何。是颇与韩子属拒佛类也。韩子诗曰：「莫忧世事兼身事，须著人间比梦间」。是必因于大颠稍省，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胜者始尔。虽然，其前说已传，欲悔言何及也？又曰：「呜呼！其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」。此韩子疑耳无断。君子临事，即以理决之，何必赖古人？使韩子出入为将相，临国大事，尚曰此未可黜，未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冘豫则其大事去矣，何用将相为？夫百行洁身禁非，不出乎斋戒也；群善致政，不出乎正心也。佛法大率教人斋戒正心，无恶不断，有善不宰。今世后世盖当有圣贤自以其道理辨，奚必其既死之文、武、周公正之黜之，乃为信耶？儒书之言性命者，而《中庸》最著。孔子于《中庸》特曰：「质诸鬼神而不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」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圣人，乃辨其中庸幽奥而不惑也。然自孔子而来将百世矣，专以性命为教，唯佛者大盛于中国。孔子微意，其亦待佛以为證乎？不然，此百世复有何者圣人大盛性命之说，而过乎佛欤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，韩子何必疑之？又曰：「斯何道？曰：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」。按韩子此文乃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九圣贤皆继世相见，以仁义而相传授也。若禹与汤，汤与文、武、周公，周公与孔子，孔子与孟子者，乌得相见而亲相传禀耶？哂韩子据何经传，辄若是云乎？孟子曰：「舜禹至乎汤五百有馀岁，汤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馀岁，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馀岁，由孔子而来至今百有馀岁」。而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，其年世相去赊邈既若此矣，而韩子不顾典籍，徒尊其所传，欲其说之胜强，而不悟其文之无实，得不谓谩乱之也？而韩子之言可尚信乎？《论语》谓尧将传天下于舜，乃告之曰：「咨尔舜，天下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厥中」。舜亦以命禹。而尧、舜、禹其传授如此，未闻止传仁义而已。至于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之世，亦皆以中道皇极相募而相承也。《中庸》曰：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」。《孟子》亦曰：「中道而立，能者从之，岂不然哉？如其不修诚，不中正，其人果仁义乎？如其诚且中正，果亡仁义耶」？韩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，规规滞迹，不究乎圣人之道奥耶？韩氏其说数端，大率推乎人伦天常与儒治世之法，而欲必破佛老二教。嗟夫！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，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，岂暗内而循外欤？夫君臣、父子、昆弟、夫妇者，资神而生。神有善恶之习，而与神皆变，善生人伦，恶生异类。斯人循法不循法，皆蔽一世，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。谓生必死，死而遂灭，乃恣欲快其一世，虽内自欺，亦莫知愧乎神明焉。及乎佛法，教人内省不灭，必以善法修心，要其生生不失于人伦，益修十善，盖取乎天伦，其人乃知其万世事之所以然。上下千馀载，中国无贤愚、无贵贱高下者，遂翕然以佛说自化，纵未全十善，而慎罪募福，信有冥报，则皆知其心不可欺。此属几满天下，今里巷处处所见者。纵然，佛犹于高城重垣辟其门而与人通其往来者，若于大暗之室揭其窗牖，而与人内外之明也。比以诗书而入善者，而以佛说入者益普益广也；比以礼义修身事、名当世者，而以善自内修入神者切亲也，益深益远也。较其不烦赏罚，居家自修，其要省国刑法而阴助政治，其效多矣，此不按而不觉耳。彼悟浮生，谓死生为梦为幻，而出家修洁，以其道德报父母为重，甘旨之勤为轻者，是亦生人万分而其一乃尔也。虽然，犹制其得减衣资以养于亲，非容其果弃父母也。夫佛之设法如此，其于世善之耶？恶之乎？其于人伦有开益耶？无济益欤？与儒之治道，其理教乎顺耶？韩子属盍深探而远详之？老子之教，虽其法渐奥，与佛不侔，若其教人无为无欲、恬淡谦和，盖出于三皇五帝之道也，乌可与杨墨概而排之？孔子以列圣大中之道断天下之正，为鲁《春秋》，其善者善之，恶者恶之，不必乎中国、夷狄也。《春秋》曰：「徐伐莒」。徐本中国者也，既不善则夷狄之。曰：「齐人、狄人盟于刑」。狄人本夷狄人也，既善则中国之。圣人尊中国而卑夷狄者，非在疆土与其人耳，在其所谓适理也。故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」。若佛之法，方之世善，可谓纯善、大善也，在乎中道，其可与乎？可拒乎？苟不以圣人中道而裁其善恶、正其取舍者，乃庸人爱恶之私，不法，何足道哉！

或曰：前所谓驱游民而归之，谓逐末也，冗食也。末者何事？冗者何名？其所以驱之，请言其术。曰：所谓末者，工商也。所谓冗者，不在四民之列者也。古者工不造雕琢，商不通侈靡。伪饰之禁，在民者十有二，在商者十有二，在贾者十有二，在工者十有二。故工之所作，贾之所粥，商之所资，皆用物也。用物有限，则工商亦有数。今也民间淫侈亡度，以奇相曜，以新相夸。工以用物为鄙，而竞作机巧；商以用物为凡，而竞通珍异。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敝焉，或万里之来而坠地毁焉。物亡益而利亡算，故民优为之，工商所以日多也。古者祀天神，祭地祇，享人鬼，它未闻也。今也释、老用事，率吾民而事之，为缁焉，为黄焉，籍而未度者，民之为役者，无虑几百万。广占良田利宅，美衣饱食，坐谈空虚，以诳曜愚俗。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。古者府史胥徒，官有定数。今也郡县之治未免宽贷，冒名待阙，佣书雇纳，请嘱之流，动以千计。内满官府，外填街陌，交相赞助，招权为奸，狗偷蚕食，竭人膏血。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。古者执左道以乱政，杀；假于鬼神、时日、卜筮以疑众，杀。《周礼》有医师掌疾医疡医，以治万民之疾病疕疡，其员不过十数。今也巫医卜相之类，肩相摩，毂相击也。或托淫邪之鬼，或用亡验之方，或轻言天地之数，或自许人伦之鉴，迂怪矫妄，猎取财物，人之信之，若司命焉。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。古者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用乐，庶人无用乐之文。况新乐之发，子夏所不语；匹夫荧惑诸侯，孔子诛之。今也里巷之中，鼓吹无节，歌舞相乐，倡优扰杂，角抵之戏，木棋革鞠，养玩鸟兽，其徒亡数，群行类聚，往来自恣，仰给于人。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。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，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而不耕者凡几夫？不织者凡几女？奈何民不饥且寒也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民饥寒而上不匮者，未之有也。欲驱工商，则莫若复朴素而禁巧伪。朴素复，则物少价；巧伪去，则用有数。利薄而不售，则或罢归矣。如此，则工商可驱也。欲驱缁黄，则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观，止度人，则未度者无所待而皆罢归矣。禁修寺观，则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罢归矣。其不归者，后数十年物故尽矣。如此，则缁黄可驱也。欲驱官府之奸，则莫若申明宪令，慎择守宰。法严而吏察，则无所措手。无所措手，则不得不罢归矣。如此，则官府之奸可驱也。欲驱方术之滥，则莫若立医学以教生徒，制其员数，责以精深，治人不愈，书以为罪。其馀妖妄托言祸福，一切禁绝，重以遘募，论之如法。为之既艰，则不得不罢归矣。如此，则方术之滥可驱也。欲驱声伎之贱，则莫若令民家毋得用乐，衣冠之会勿纳俳戏，申命关防，呵其过往。用之既少，则不得不罢归矣。如此，则声伎之贱可驱也。驱之有术，复之有业，然而不力于农者，未之信也。

陈之形势不足道也。视吴又无江陵，自峡口至海，尽江而已。使孙权复生，且不能守，况叔宝之淫昏乎？盖自晋以来，习于水战，以江自恃，初不知我能渡敌亦能渡，何足恃哉？以愚观之，江若夫北之河耳。大河犹有悍湍之虞，若江则顺风登舟，一瞬可济。虽有京口、采石、浔阳、武昌、巴陵，号为控扼，岂秦关、剑阁之比哉？守江之计，必得淮南以为战地，荆楚控扼上流，又有舟师战于江中，然后可以粗安。孙权之拒曹操，东晋之拒苻坚，宋之拒魏太武，齐之拒魏孝文是也。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独凭恃洪流以为大险，岂不可笑也！今陈既失淮南，又失江陵，吴阻长江，又有南郡，一旦王浑之师入自淮南，杜预之师入自襄阳，王浚之师从江而下，沿江镇戍不能禦也。陈阻长江，又失荆州，一旦贺若弼出淮南，秦王俊出荆襄，杨素之师泛江而下，沿江镇戍能禦而不能破也。盖无淮南襄阳，则自广陵至于峡口皆可渡也。吴、陈三世之后亡国，已幸矣。唐末杨行密据有江淮，既死而李昪取之，建都金陵，以孙权自处。迨其有淮南诸郡，则阔步高视，东攻二浙，西取湖南，南取闽越，南方莫强焉。及淮南为周世宗所取，则自窘以至于亡，亦失淮南则不能守江南之明验也。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，不如保江，盖见吴之能守，而未见若陈与南唐不可守者也。后之智计君子既有见焉，谨勿割弃荆淮而为守江之论也。

臣等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纵上圣之资，承寿皇亲传之统，道同舜禹，稽古为先。乃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登大宝位甫浃日，命诹辰开经筵，续东宫所讲《尚书》。是月二十三日，御迩英初讲，用祖宗故事，召辅臣与观。自是只日率以为常，间遇休假，亦特命讲。始自《无逸》顾问咨访，玉音折衷，动与理会。讲《立政》，上曰：「《立政》一篇，大抵以用人为本」。胡晋臣言：「信任则不以小人参之」。上曰：「任则勿疑」。讲《君陈》「斯谋斯猷，惟我后之德」，上曰：「此乃万世人臣之龟鉴，后之人臣，多是沽名」。讲《君牙》「丕显哉，文王谟；丕承哉，武王烈」，上曰：「文王功业甚大，武王又能承之，可谓授受一道」。讲《囧命》「侍御仆从罔匪正人」，上曰：「文武之圣，犹先辨邪正，则邪正诚不可可以不辨」。余端礼言：「古者人主左右必择贤士大夫，不专用近习」。上曰：「左右近习能移人之性」。又曰：「士大夫进见有时，若左右近习则朝夕亲近，所以能移人之性」。又曰：「邪正混淆，尤当深察」。讲《吕刑》一书，非有意于用刑，盖欲使人知畏而不敢犯。绍熙元年十月二十五日终篇。臣等窃惟《尚书》一经，帝王轨范，陛下养德储闱，进讲是书已至于再，临御未几，亟诏侍臣续业金华，遂究五十八篇之旨。臣尝于经筵奏事，蒙宣谕曰：「夫人幼而学之，壮而行之。朕在东宫时，每与诸儒讲论经理，至今颇得学力，乃知此事不可一日废」。臣等闻之，赞美一词。窃谓《经》曰「学于古训乃有获」，又曰「念终始典于学」。陛下于此，可谓尊其所闻，行其所知矣。臣等不胜庆幸，乞宣付史馆。

使臣某伏准省劄行下本司，责令体访，条其漏泄铜钱利病。某窃于此事久为国家寒心，第事大体重，非惟未有万全禁绝，亦缘人微望轻，未敢出鸿毛轻率之言。今既准指挥，岂容自默？窃惟倭船一项，其偷漏几年，彰彰明甚，已不待赘陈。但漏泄之地，非特在庆元抽解之处。如沿海温、台等处境界，其数千里之间，漏泄非一。盖倭船自离其国，渡海而来，或未到庆元之前，预先过温、台之境，摆泊海涯，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。倭所酷好者铜钱，而止海上，居户所贪嗜者，倭船多有珍奇。凡值一百贯文者，止可十贯文得之；凡值千贯文者，止可百贯文得之。似此之类，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？及倭船离四明之后，又或未即归其本国，博易尚有馀货，又复回旋于温、台之境，低价贱卖，交易如故。所以今年之春，台城一日之间，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，乃知本郡奸民奸弊至此之极，不知前后辗转漏泄几多，不可以数计矣。今欲遏绝庆元漏泄之弊，恐别亦无新奇之策，惟复祖宗旧制，仍旧就华亭置司抽解，则虽未必能全革旧弊，而比在庆元则似大相辽绝。然又尝窃有疑焉。倭船之主，抽解之场，初不过板木、螺头等泼物耳，而使之得以博易吾铜钱而归，是犹以土而博吾之真金，以石而博吾之美玉，利害本非难见。螺头仅可以供燕饮之需，虽无之，未至如五谷之养生；板木不知济何等急切之用，虽无之，未至如无棺木之送死，岂不可禁绝其来乎？惟硫黄可供军需者，许其博易抽解，则舶之来者必少，而钱之泄者亦少。闻之每岁往来不下四五十舟，乃无非木板、螺头等物，而坐听其空竭吾国家之重宝，岂不误哉！虽曰其归也，差官检空，然后通放，然此亦一具文耳。盖非特官吏不廉不公，例有所受而不从实检放也，亦以倭船高大深广，人以百计，归船视来时尤重。盖船底莫非钱也，检空官一过其上，一望而退，岂尝知其内之所藏为数浩瀚。况又其计奸诡，先是逐时积得现钱，或寄之海中人家，或埋之海山险处，或预以小舟搬载，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，候检空讫，然后到前洋各处逐旋搬入船内，安然而去。又或者其归船撑去隔二三十里所，差官检空不及，亦只得应故事，姑听其元来尝检者有之。此漏泄之所以不可得而禁也。倭人固非其他戎狄之比，然异气殊形，丑徒恶类，与吾民交易，以至庆元城下，相与集处，窃恐事久情迁，非特吾民将化而为倭，而变生祸作，有出于不测者，非但泄钱而已。尚可坐视而不为变通之计乎？虽然，此为庆元漏泄而论，止漏泄一处耳。若某所虑，实有数处，敢因言之。盖向之所闻，惟倭好铜钱，今则闻海外东南诸番国，无一国不贪好，而凡系抽解之司，无一处不漏泄。庆元之外，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之市舶两处，无以异于庆元，而又或过之。盖诸番国各以其国货来博易抽解，并是漏泄一色现钱而归，尤不可以计其数矣。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番舶，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番舶，两路之钱非如海水之无穷，其将尽入于尾闾，岂不至枯渴者？次则此土贩海之商，无非豪富之民，江淮、闽浙处处有之，亦多有假作屯驻之所，营运军需为名者，虽曰他有杂货，其实以高大深广之船，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。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，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，以是为常也。此则北自庆元，中至福建，南至广州，沿海一带数千里，一岁不知其几舟也。此又海商漏泄之大者也。又其次，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，而亦有带泄之患，而人多有不察者。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，或是知识海上之民，无不与之相熟。所谓带泄者，乃以钱附搭其船，转相结托，以买番货而归。少或十贯，多或百贯，常获数倍之货。愚民但知贪利，何惮而不为者？又有一等，每伺番舶之来，如泉、广等处，则所带者多银，乃竞赍现钱买银。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，得之可出息两贯文。此乃沿海浙东、福建、广东海岸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。此一项，乃漏泄之多者也。虽然，已上二者，犹是番国人与吾国人为弊至此极也，若在官司，则有明明与之漏泄而曾不知禁者，水军之漏泄是也。盖屯驻水军去处，每月多是现钱支给。此钱一出，固是不可复入，散在外州可也。今乃未尝到寨，军兵未尝得使，自本州支出，则城下大舟径载入番国矣。此亦以为常而恬不知怪也。广东水军尤纯支现钱，漏泄尤甚焉。一年每月若干，一月一次漏泄，不知何为不略虑及此者？此钱系各州通判厅所办也，极其艰苦，措置不及，一月仅了，又虑后月，动是多方兑借以应急，时刻不可缓也。是此钱非以支吾军，乃以送番人耳。自有水军以来，不啻当以千万亿兆矣，此又漏泄之最大者也。曩时沿边尚有铁钱，防漏泄也。今隔海即是异国，一舟可以直到，而不虑及此，某窃惑焉。然此一项，乃军国大计，须是朝廷急作变通之计，非某小官所敢与知也。其他如泉州、广州之抽解去处，须与庆元一体别立规模，痛革前弊。或者各州市舶司别与置一官司，专一稽察关防，重立赏罚，于旧条法及赏格中更增加严密施行。至贩海之商，沿海之民，犯漏泄之罪者，在法虽有明条，然不过远配而止。在今日则为情重法轻，人不知惧，又未尝见严切举行，所以愚民多不知法，知者亦敢玩法，无所忌惮。今须详酌旧法，更与加严，犯者断无容贷，责之各州知郡，各县知县，协心任责，申严督责巡尉不住巡捕。如获到漏泄之钱，照条法中赏格一一推赏。不然州县既不任责，巡尉亦不巡捕，名曰巡捕，又不获实钱，官员罢黜，吏卒远配，情理重者又别重作施行。外此，则所有中下民户，惟有三路十数郡，沿海数千里，并与行下逐州逐县，严结保伍，每十家为一甲，递相纠察。如一家漏泄，则九家举觉，或配或杀，随多少科罪。举觉者特与免罪，数之多者又当推赏。若一家漏泄，九家沉匿，不行举觉，定相连坐，一甲内并无容恕。十甲又为一大甲，十甲之内，如有一甲漏泄，则九甲举觉，其法尽如一甲之法。甲内断不使有引领牙侩等奸人容留其间，如有此等，并以正漏泄人论罪。其甲户又当各统之以隅总，而隅总又多通同，反为漏泄之主。此又全在责之州县，选择公忠为众所服、可为隅总之人，方许差充。州县各特置一局，差官专主此一事。上下相承，持之以久，庶几积年之弊可革也。然此其大略耳，其详则乞朝廷特为敷奏，乞圣旨行下三路十数郡一体施行，又庶几仰藉威灵，乃克有济。若但行下本司，使遍责之郡县，则推转，未必能使之丕应，此非可以常事论也。外此，则又鉟销一项法令，虽昭如日星，而所在郡县之民未始一日无鉟销，其销耗又非特沿海而已。此又在朝廷别作施行。今冶司一年所铸不过一十五万贯，而费近二十文之本，方得成一文之利。至于漏泄，一年不知其几千百万也。举世但虑官楮之折兑，而钱皆置之不问，故钱已漏泄欲无矣。使一旦用钱，殆将无钱之可用，岂不大可为寒心哉！姑据某之愚见，条具大概如常。是非可否，不敢专决，乞赐指挥行下，须至申闻者。

某王春端月，淑气扶舆。恭惟某官戒严大纛，荣御华轩，四履欢迎，百灵奔凑，钧候静作万福。某谨注薰曳茧，羾贺大签府，婴触威重，悸不自宁。

某岁元日望斗牛间有紫气烨烨然，兹为何祥？既而魁台临焉。年貌孰若、起居何如之问四海所同，而西民独以为誇。某语之曰，斯鼎也将为天下调，斯衮也将为公归考。

某恭审起之东山，命之南国，鼎来十乘，襟带增雄，雷动三军，旗旌改色，咸曰重臣实来，防春无虑矣。某观昔之勋业最著者，赵忠简以副枢至，李忠定端揆也，相继经理。整兹城池，团结军匠，而阃之规模始立；增重上流，造舟教战，而江之门户始壮。不宁惟是，蕲黄可檄，事关邻路，则请可行。盖守虽在江，必节制行于江之外而后可守。今画江而已，又有柄分，文恬武熙，习以为常。真右史昔尝有言于斯，谓九帅皆可以治兵为先，而帅江右者尤当以治兵为急，欲增团结之数，推行之诸道。练兵求将，或曰多事，未一年沿江震恐，其言果验，则辛巳岁也。前此蕲黄日报平安，自二城再葺之后，不复报矣，彼之血脉不属，吾之措置日缓。公一代硕辅，君相倚重，惟所经画，真屹然长城也。某拙于俪词，仅能以绍兴帅洪之事献，为一道言耳。若夫为一世谋，则又推而为庆历、嘉祐焉。辱岩电之一照，覆酱瓿以亦甘。

某洪惟仁祖临御六年，始策士于庭，犹主上之庆元也。太史奏五色云现，韩忠献当之。今某官则上之忠献，有大学识，有大力量，有大气节，皆与之同；兹镇江右，又与出使陕右同。以今揆前，事则差难，七百里江面少费经画，顾脉络关系，则事有大于一面者。静观天下安危之势，熟察人心向背之机，釐正中国外夷之体，平持君子小人之衡，具有成式，历历素定，非尝试用人之国者。天若胙宋，垂绅缙笏，措安泰山，何逊乎韩魏公。乃邦国之光，非闾里之耀。虽然，吾侪小人私切相语，以为闽乡荣。

某居莆晚出，岁乙亥秋调阙修门，亲击登庸，衔袖谒枢府。其既进而退也，若属之目，得一眄于疑似，犹使人不忘，况真蒙顾遇耶？今使于此，靡不奔走玉帐下，而某去有日，独其炯炯皈向，为苍生望太平，则不在朝夕见者后。

某学迂而识不具，得官十九年，海上之羝犹乳，独青衫自如。出泮佐台，无补漕画，凛凛土偶，推去何之？入畿欤，无平戎之策可献；还山欤，无负郭之田可耕。营营亲养，迤逦选坑，所望于世者甚狭。但愿公相行道，四方霖雨。某亦一物也，倘兼收并蓄，岂竹头木屑之不如？惟先生念之。

某揆分有则，不敢躐等申潭府钧眷兴居之问，且挑担欲行，不敢具文请封部要束之目。

当以五千人为屯，每屯一将、二长，一大将一路，又合一大将而并合于制置为总统。淮东可精兵三万，光、黄可二万，东西夹击，而沿江制司会合肥兵共二万，以牵制其中。行则给营阵，止则依城垒；行则赍乾粮，止则就食州县。

宇内以楼名者，盖无如黄鹤楼云，而集故不传。郡侯孙公始辑之，搜采亦既勤已；乙未春，不佞偕计都门，友人黄可圣市书长安肆中，一散帙残漫，仅可读曰“黄鹤楼集”。可圣售视余曰：“楼故有集乎”？余阅之，则正德中宪副恽公巍为锡山秦中丞及西涯先生倡和诸作集之，因稍稍裒次，大较在郡公集者过半，其他多旁出芜杂，犹之乎无集也。余归述之于公，公曰：“余向剧簿书而操文墨，谓是集创为耳，兹即非善本，曷参订之”？遂索之可圣，所取未备者，属游生书，而不佞为校舛讹。会邹吏部传本宁太史诗至，公亟命录，乃李献吉、何仲默二先生楼中无专题，见之次汉阳二诗。余因请之公曰：“此当代崔李也，可不借之重乎”？公唯之。刻成，公题之曰《黄鹤楼集补》。余不佞谓山川以景物著，而景物以赋咏章，两者常相待以为胜，非是则宇宙忽忽耳，安所称钜丽也！且文林藻士，送目呕心，岂尽流连光景，无亦其忧生愤世之怀，欲发舒无从而聊寓之延眺，故登台愁叹，凭轩涕流，新亭、岘首之慨，后先一揆而已。如必以为是疥壁，是覆瓿，不尽欲关诸品题者口，令宇宙匆匆乎？甚矣！人之好惎也。夫扶舆不能尽铲山川之嵚岑谺豁者，而夷为坟衍；山川不能尽易楼台之耸特挺秀者，而降为蓬堵，胜有所钟也。即兹楼毁而愈新，造物亦或阴护之，以胜吾楚。何楼之待以为胜者，率堙弃之不少惜，甚矣！人之好忧也。公既辑是集，复拾残漫、掇遗逸如不及，真抽扬小善，不啻若已有哉！集中如南楼、北榭虽圮废，而鲁直诸作者诗，公尚附之，曰：“吾不欲其废也”。惟祢正平《鹦鹉赋》暨《吊鹦鹉洲》赋咏，不佞间请之公，公愀然曰：“姑舍是，是非余辑鹤楼集指也”。呜呼！公之意念深远矣！安得起正平辈于九京而与公遇也。公刻有《楚纪》、《武昌郡志》，皆列在文苑。可圣名养正；游生名天衢，江夏人。万历丙申岁仲春望日，郡治后学任家相顿首谨书。